莫迪亚诺在访谈中谈及自己为何总是钟情于书写“过去”：“促使我写作的，是寻找到记忆里留下的痕迹。不要以直接的方式叙述事情。与其重新寻找到事物的本身，倒不如重新寻找到这些事情的痕迹。当人们正面接触这些事情时，更能引起人们的联想。就好像一尊被损坏的雕像……人们总想要把它恢复原样。暗示更加重要。”

逃亡者的故事

1940年5月，希特勒集结军队向西线进犯，迅速聚兵于巴黎附近。城里的居民开始大规模外逃，大约有200万人乘坐马车、汽车，甚至步行，带着匆忙整理出来的行李家当，逃离巴黎。除此之外，还有大概五六百万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从北部和东部仓促逃离，这些难民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一直延伸到法国南部。在这支逃亡的绝望队伍中，就有我们熟悉的一位难民，沃尔特·本雅明，还有他刚从集中营释放出来的妹妹多拉。本雅明一行人先逃到了西班牙边境处卢尔德，熬过了一个夏天，等待着美国的入境许可。9月份，法国贝当元帅与希特勒媾和，要将占领区的德国公民，尤其是犹太人移交给德国处理，本雅明因为缺乏越境手续，不得已只好打算非法穿越西班牙边境。

9月26日，天刚刚亮，他们一行人出发准备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到西班牙，辛苦跋涉后，下午到达了西班牙靠海的一个小镇布港，短暂休息。此时，他们一路行来还是相当胜利，仿佛已经看到了获救的希望，按照原计划，从布港小镇坐火车到达里斯本即可逃离。但是没有想到，当他们跟西班牙警察说明情况时，才发现他们手中尚处于有效期的过境签证，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西班牙政府有令，所有从法国过来的难民都必须立即遣返送回法国。这就意味着，等待他们的是被捕入狱，然后被转送到德国的纳粹集中营，必死无疑。本雅明再也无法承受这样的命运，9月26日晚间，他在布港小镇的小旅馆吞下了大量吗啡，自杀身亡。在写给阿多诺的明信片上，他写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别无选择，只能结束。我的生命将在比利牛斯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停止，没有任何人认识我。”

本雅明自杀时留下的所有财产包括：一只小皮箱，一只男士手表，一支烟斗，6张照片，一张x光片，一副眼镜，各种信笺、杂志，一些内容不甚了了的纸，还有一些钱。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手稿，本雅明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当他四处流亡的时候，总会在不同的地方，托付给不同的朋友保存手稿。在离开巴黎之前，他已经将大部分手稿交给了可靠的朋友。他自杀时，随身携带的手稿可能只是《论历史的概念》的复本，原稿藏在国家图书馆。1994年5月，布港为纪念本雅明建立一个墓园，其中有一个巨大的玻璃屏风上，上面书写的正是《论历史的概念》中的一句话：“纪念无名之辈要比纪念名人艰难得多。但是，历史的建构就是要致力于对那些无名之辈的铭记。”

确实，德国现代卓有影响的思想家沃尔特·本雅明一生颠沛流离，在他对自己的认知里，“无名之辈”恰如其分。但这随着他的去世，随着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以及汉娜·阿伦特等著名批评家的推荐，他日益成为20世纪学术史和文学批评史的重要一部分。本雅明在逃亡途中本来是匿名的—就如同200万人这个数字一样，不为人所知，他最后的明信片上的“没有任何人认识我”仿佛是一种嘲讽。但是当他去世，当他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借助于他留下的手稿，留下的碎片，他的朋友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本雅明身份。这个本雅明与真实的本雅明自然有所区别，却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读莫迪亚诺名作《暗店街》的时候，我反复想起本雅明的故事。

写作，为了缓解焦虑

要说这个故事跟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好像没什么关系。本雅明自杀后的5年，1945年7月30日，莫迪亚诺在法国巴黎才出生。他的父亲是个犹太人，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做过走私生意，与盖世太保有着说不清的关系；母亲是一个比利时籍的演员，也曾为德军效力过，他还有个早夭的哥哥。二战期间，尤其是在法国沦陷期间的历史，其实与莫迪亚诺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在他后来几乎所有的作品中，总会涉及德军占领期间的历史，二战和巴黎成为他作品中挥之不去的写作母题。

有的写作者可能会注意到，比如查阅法国《读书》杂志上的介绍，莫迪亚诺其实出生于1947年，他为了更加贴近过去那段历史，所以才把自己的出生日期改为了1945年。这个扑朔迷离的说法不知道有多大的真实性，但至少可以说明他对自己无法贴近那段历史的真相的一种焦虑，他曾承认自己的写作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寻找缓解那种无法释怀的焦虑感。他的作品中，那些失去记忆和过去的主人公总会不停地寻找，但是这种寻找只是一个无法释怀的动作和姿态，对于真相，永远不能抵达真实的过往。只能通过不同的角度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建构，至于真相是什么，历史是什么，我们不能了解。这点也能解释他的小说为何总能利用侦探小说的形式进行探索。侦探的形式当然只是表面，侦探代表了一种追寻的焦虑感，这种焦虑在于无法了解自己的真实过往，而且真相永远未知。而他的小说中总是在不停地寻找、查询、回忆、探求，正如同当年获得龚古尔奖《暗店街》（1978）中的主人公一样。

探寻过去的“无名之辈”

《暗店街》的故事，就如同对本雅明最后生涯的改写一样，本雅明提供了这个故事的悲剧版本。这是一个流亡者的故事，也是一个在不断地迁徙与流亡中探寻自己过去的故事。

《暗店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失忆的侦探，他起初叫做居伊·罗朗，当最终得知自己的部分真相和记忆后，他叫作彼得罗·麦克沃伊，在寻找自己过去的过程中，他还一度认为自己是其他的某个人，具有其他的名字。换句话说，无论主人公是谁，他都是一个无名之辈，也可以是二战期间从巴黎逃亡的200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这就是我以讲述本雅明为开篇的目的所在。

但是对于《暗店街》中的彼得罗而言，他就是一个无名之辈，他的过去只能自己去寻找。他在寻找的过程当中，通过一条条线索，寻找到的都是只言片语的碎片。他是个没有记忆和没有历史的人，他只能通过别人的讲述来建构自己的记忆。但是他遇到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业和立场，他们的讲述也只是代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空间之内发生的事件。这种零散的碎片化的立场和记录造成了一种身份的迷失—而不是缺失。这是无名之辈与有名之人之间的区别，也是彼得罗与本雅明之间的区别。同为犹太人，同为流亡者，他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从法国的逃亡具备了特征性。如果说本雅明代表了一种流亡者的类型，而莫迪亚诺通过《暗店街》为那些无名的流亡者留下了一个暧昧的身份：我们有多少人追问过这些逃离自己的国土，毫不在意过去的人？

小说的第八章里，彼得罗站在他曾经生活过，但现如今已经完全遗忘的一幢楼里，突然想到过去生活中他遇到的那些人：“真是些奇怪的人。他们在经过的地方，所留下的只是一些水蒸气，它很快就消散了……在这种情况下，于特给我举了一个人作为例子，这人叫‘海滩人’。他在海滩上和游泳池边度过了40个春秋。嘻嘻哈哈地同避暑者和无所事事的富翁们聊大天。在成千张假日照片的角落或背景上，总可以看到他穿着游泳衣，混杂在欢乐的人群中，但是没有人能说出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呆在那里。因而当他有一天从这些照片上消失了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我不敢对于特直言相合，但我认为这个‘海滩人’就是我。不过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即使向他承认实况也并不会使他感到惊奇的。于特就反复说过，我们实际上都是些‘海滩人’。”这是一个平庸的事实，无论我们如何生活，我们都会被各种方式遗忘，被时光和记忆，被历史与自然，被熟悉的与陌生的，直至最终被死亡做出最终的区分。

记忆的痕迹

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人公所追寻的过去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他知道自己的过去又有什么不同呢？当他开始通过一条条线索追溯到，自己其实是在逃离巴黎的过程中，超越边界的时候，被人欺骗和遗忘，最终丧失记忆的。当他最终得知真相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他仍然是一个沙滩人，是一个无名之辈。因为在二战期间，这样的流亡者大多数都是湮没无闻的。这是存在的悖论，也是生存的残酷性。本雅明的有幸在于，他留下了很多文字手稿，还有证明他身份的记忆，所以他的朋友们给他重新建构了一个新的文学身份。而莫迪亚诺在《暗店街》中为那些无名的流亡者留下了一个追问的伤口：我们为什么会不断地寻找过去？

莫迪亚诺在访谈中谈及自己为何总是钟情于书写“过去”：“促使我写作的，是寻找到记忆里留下的痕迹。不要以直接的方式叙述事情。与其重新寻找到事物的本身，倒不如重新寻找到这些事情的痕迹。当人们正面接触这些事情时，更能引起人们的联想。就好像一尊被损坏的雕像……人们总想要把它恢复原样。暗示更加重要。”在《暗店街》中，小说中的暗示其实就是小说的多层结构，通过不同的信件、照片、建筑、街道、酒吧和形形色色的人物等琐碎的条件，这些面包屑一样的暗示提醒着过去的不完整。这其实就是本雅明那句“纪念无名之辈要比纪念名人艰难得多”的含义所在。小说中虚构的故事源自历史，但是历史同样是一种虚构的方式。没有完全的真相，只有真假难辨的回忆，以及回忆所能引发的对过去的怀念与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