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30年代初，由于进步的文艺受到民国当局的压制，书商们被迫多出教科书，使得“教科书”一度出得很乱。在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的鼓动下，叶圣陶也编写了一部《开明国语课本》，他在《我和儿童文学》一文中说：“在儿童文学方面，我还做过一件比较大的工作。在1932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这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
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度。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写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开明国语课本》配了丰子恺绘画，图文并茂，成了开明书店的“社传宝书”，解放前印了40多版。
初小语文课从先生早∕小朋友早开始
《开明国语课本》第一个特点是编写指导思想纯正，不是为了灌输知识，应付考试，而是从社会对于教育的要求出发，讲求科学性，侧重于帮助学生掌握系统的学习方法。在“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度”的前题下，让学生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不仅仅是培养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还要提高他们的思想素养，陶冶他们的心灵。因此课文的内容都与“儿童生活”相适应，采用做游戏、讲故事、介绍见闻、思考辨析等方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给孩子传授的思想和信仰全都浸透在课文里，循循善诱，娓娓道来。语言是纯粹的白话，是亲切的“口语风”。
银杏树又穿上新衣裳了
《开明国语课本》第二个特点是从儿童的性情出发，用的是孩子们喜爱的口吻，处处彰显孩子们特有的童心、童贞和童趣。初小课文的主人公大多是天真的孩子，可爱极了，如：
《种痘》（初小第二册）
爸爸种豆，种在地上。
医生种痘，种在臂上。
弟弟对医生说：“这是我的臂，不是园地。你种错了没有？”
医生说“大家要种痘，种痘防天花。”
孙中山先生做过什么事？
《开明国语课本》第三个特色是对于各种文体，兼容博采。有“文艺性”的课文，也有“实用性”的课文。前者是为了了解“经典”，学会欣赏；后者是为了学会记日记、写信，写报告，写建议，写演讲稿，这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比如初小第三册里的《孙中山先生》用的是“对话体”：
“这个人是谁？”
“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是哪里人？”
“广东人。”
“孙中山先生做过什么事？”
民国教材热三大关键词：童趣、天真、氛围
“万年桥边小池塘，红白荷花开满塘。上桥去，看荷花。一阵风来一阵香。”（《开明国语读本》，第41课）
“萤火虫，尾巴上面光闪闪。照到窗子前，照到屋檐边。夜里不怕天黑暗。萤火虫呀，你家好开灯笼店。”（《世界书局国语读本》，第94课）
“菊花盛开，清香四溢。其瓣如丝，如爪。其色或黄，或白，或赭，或红。种类最多。性耐寒，严霜既降，百花零落，惟菊独盛。”（《商务国语教科书》，第130课）
这是三篇来自民国老教材的课文，在很多家长的眼中，这样的文字似乎比孩子们正在使用的语文教材更具魅力。受到时下家长热捧的这三套教材中，最出名的当属叶圣陶撰文、丰子恺绘图的《开明国语课本》，这套1932年出版的老教材和1917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1930版的《世界书局国语课本》一起，作为“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系列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重印出版，初版时每套教材各印了8000册。有意思的是，这套老教材2005年刚刚问世时销售并不理想，从2008年始，销售量突然开始上扬，2010年，这几套教材在各大图书网站热销，最终脱销。这一销售“奇迹”让出版社社长也颇为惊讶，面对记者的采访，甚至用“忐忑不安”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什么因素导致民国教材受追捧？
民国教材引起追捧的原因，不同人群的看法不尽相同。以三套老教材为桥梁，在看似断裂的当代教育与民国教育之间似乎拉起了一条线，不论是外行还是内行，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在倒退吗？
以制度论，教材的编写自1903年以来，一直是“国定制”和“审定制”并存，而“五四”之后到1937年这段时间，则是以“审定制”为主。所谓“审定制”，就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颁布的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通过自己设定的教材审定机构，对有关出版单位编辑的各类教材进行审查鉴定，审定通过后准予出版、发行、使用的一种教材编审制度。与国定制想比，这种制度无疑为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留下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各种民营书店、出版社得以进入教材市场。因此，民间自编教材在这一时期空前繁荣。
如果说制度层面的因素是“有据可查”的话，那么民国“味儿”成形的另一要素———“氛围”，却多少有些“虚无缥缈”。不过，很多家长的感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
民国热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误读？
当民国教育与当代教育的比拼从小学教材蔓延到高等学府时，不难发现，对“老北大”、“老清华”等学府的回忆始终是时下民国记忆中的重要部分。所有对民国世界的叙述、建构、回忆甚至消费，都隐含着同一个问题：民国对当下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魅力源自于何处？
陈丹青喜欢用一个词来代表他想象中的民国：民国范。“民国范”本身的含糊性，在一定程度上，倒是能够容纳对不同人来说意味不尽相同的民国。
如果承认民国也有其“黑暗面”，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的民国记忆和言说中是否有想象的成份？如果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想象民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