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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材引追捧:我们为什么要想象民国?

2014-12-04
来源:人民网

开明国语课本(网络图)

上个世纪30年代初,由于进步的文艺受到民国当局的压制,书商们被迫多出教科书,使得“教科书”一度出得很乱。在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的鼓动下,叶圣陶也编写了一部《开明国语课本》,他在《我和儿童文学》一文中说:“在儿童文学方面,我还做过一件比较大的工作。在1932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这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

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度。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写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开明国语课本》配了丰子恺绘画,图文并茂,成了开明书店的“社传宝书”,解放前印了40多版。

初小语文课从先生早∕小朋友早开始

《开明国语课本》第一个特点是编写指导思想纯正,不是为了灌输知识,应付考试,而是从社会对于教育的要求出发,讲求科学性,侧重于帮助学生掌握系统的学习方法。在“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度”的前题下,让学生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不仅仅是培养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还要提高他们的思想素养,陶冶他们的心灵。因此课文的内容都与“儿童生活”相适应,采用做游戏、讲故事、介绍见闻、思考辨析等方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给孩子传授的思想和信仰全都浸透在课文里,循循善诱,娓娓道来。语言是纯粹的白话,是亲切的“口语风”。

民国老课本(网络图)

银杏树又穿上新衣裳了

《开明国语课本》第二个特点是从儿童的性情出发,用的是孩子们喜爱的口吻,处处彰显孩子们特有的童心、童贞和童趣。初小课文的主人公大多是天真的孩子,可爱极了,如:

《种痘》(初小第二册)

爸爸种豆,种在地上。

医生种痘,种在臂上。

弟弟对医生说:“这是我的臂,不是园地。你种错了没有?”

医生说“大家要种痘,种痘防天花。”

孙中山先生做过什么事?

《开明国语课本》第三个特色是对于各种文体,兼容博采。有“文艺性”的课文,也有“实用性”的课文。前者是为了了解“经典”,学会欣赏;后者是为了学会记日记、写信,写报告,写建议,写演讲稿,这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比如初小第三册里的《孙中山先生》用的是“对话体”:

“这个人是谁?”

“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是哪里人?”

“广东人。”

“孙中山先生做过什么事?”

民国教材热三大关键词:童趣、天真、氛围

“万年桥边小池塘,红白荷花开满塘。上桥去,看荷花。一阵风来一阵香。”(《开明国语读本》,第41课)

“萤火虫,尾巴上面光闪闪。照到窗子前,照到屋檐边。夜里不怕天黑暗。萤火虫呀,你家好开灯笼店。”(《世界书局国语读本》,第94课)

“菊花盛开,清香四溢。其瓣如丝,如爪。其色或黄,或白,或赭,或红。种类最多。性耐寒,严霜既降,百花零落,惟菊独盛。”(《商务国语教科书》,第130课)

这是三篇来自民国老教材的课文,在很多家长的眼中,这样的文字似乎比孩子们正在使用的语文教材更具魅力。受到时下家长热捧的这三套教材中,最出名的当属叶圣陶撰文、丰子恺绘图的《开明国语课本》,这套1932年出版的老教材和1917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1930版的《世界书局国语课本》一起,作为“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系列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重印出版,初版时每套教材各印了8000册。有意思的是,这套老教材2005年刚刚问世时销售并不理想,从2008年始,销售量突然开始上扬,2010年,这几套教材在各大图书网站热销,最终脱销。这一销售“奇迹”让出版社社长也颇为惊讶,面对记者的采访,甚至用“忐忑不安”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什么因素导致民国教材受追捧?

民国教材引起追捧的原因,不同人群的看法不尽相同。以三套老教材为桥梁,在看似断裂的当代教育与民国教育之间似乎拉起了一条线,不论是外行还是内行,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在倒退吗?

以制度论,教材的编写自1903年以来,一直是“国定制”和“审定制”并存,而“五四”之后到1937年这段时间,则是以“审定制”为主。所谓“审定制”,就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颁布的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通过自己设定的教材审定机构,对有关出版单位编辑的各类教材进行审查鉴定,审定通过后准予出版、发行、使用的一种教材编审制度。与国定制想比,这种制度无疑为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留下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各种民营书店、出版社得以进入教材市场。因此,民间自编教材在这一时期空前繁荣。

如果说制度层面的因素是“有据可查”的话,那么民国“味儿”成形的另一要素———“氛围”,却多少有些“虚无缥缈”。不过,很多家长的感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

民国热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误读?

当民国教育与当代教育的比拼从小学教材蔓延到高等学府时,不难发现,对“老北大”、“老清华”等学府的回忆始终是时下民国记忆中的重要部分。所有对民国世界的叙述、建构、回忆甚至消费,都隐含着同一个问题:民国对当下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魅力源自于何处?

陈丹青喜欢用一个词来代表他想象中的民国:民国范。“民国范”本身的含糊性,在一定程度上,倒是能够容纳对不同人来说意味不尽相同的民国。

如果承认民国也有其“黑暗面”,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的民国记忆和言说中是否有想象的成份?如果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想象民国呢?

[责任编辑:宋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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