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天山深处一具牛的遗骸。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沈苇，浙江湖州人，大学毕业后进疆，现为新疆文联《西部》杂志总编。著有诗集《在瞬间逗留》、《我的尘土我的坦途》等五部，散文集《植物传奇》、《喀什噶尔》等四部，评论集《正午的诗神》等两部。获鲁迅文学奖等。2014年10月，《新疆词典》修订出版。

《新疆词典》（增订版）

作者：沈苇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年10月

你可能去过新疆，也可能想去新疆，但是，你有否像沈苇这样，写出精致而又丰盛的新疆？本书作为增订版，在原来100个词语基础上增加11个词条，写下天山南北的壮丽，写下一个浙江男人眼中丰盛的新疆。

诗人沈苇回到了新疆。10月底，他前往上海参加一场诗歌活动，顺便回到自己的故乡浙江湖州庄稼村——和定居的新疆迥然有别，这是一个江南小镇，风吹水流，安放着沈苇少年时的记忆。

沈苇写了许多关于庄稼村的诗，但在文坛却以新疆题材的写作闻名，甚而被冠以“新边塞诗人”的名号。2005年，他出版《新疆词典》，今年10月，该书再次增订出版。即便如此，每次回到庄稼村，他都“感到自己从未离开”，“新疆生活反而像是一个‘梦’了，有点不真实。”对于沈苇来说，这不仅是其身心的分裂，从写作本身来看，也反映他在地域化写作上的纠结与反抗。然而，这绝非沈苇个人的遭遇，可以说，这是一种时代病症。

病症陈述

被“故乡”、“他乡”踢来踢去

这次在庄稼村，沈苇陪父母夜游乌镇，上祖坟，与两条狗一起散步，晚上睡在少年时代的棕绷床上，“睡得昏天黑地，放下自己，心里踏实。”

多年以后，记忆被付诸笔端。“芦苇荡是我和小伙伴们的儿童乐园。我们捉鱼虾，用蛤蟆肉做诱饵，钓螃蟹。嫰芦根是我们的零食，吃起来脆甜无比，满口清香。”在《新疆词典》中，沈苇写道。

庄稼村三面环水，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河网，人们以河为路，以船当车，孩子们时常在水里扑腾，溺水事件不绝。也许是出于对水的恐惧，沈苇1988年前往新疆，“像一株水边的芦苇，将自己移植到沙漠里”。其时，他对新疆一无所知，只是充满青春期背井离乡的激情。“八十年代的文青，向往边疆，常常脑子一热，带上简单的行李，怀里揣很少一点钱，坐上绿皮火车就奔新疆、西藏去了。”如今相反，年轻人大多奔赴都市，热爱北上广。

来到新疆，沈苇很快被吸引住，有意无意漫游于书斋和旷野之间，了解新疆的多元文明。《新疆词典》是漫游后的一个成果，包含了阿凡提、胡杨林、楼兰、天山、鹰嘴豆女孩等111个词条，不仅写出了新疆的风土人情，更从历史、文化的细枝末节处传递着新疆的内在精神。“我是作为一个无知者闯入新疆的，二十多年后只是稍稍变得有知了一些。新疆太广博、太丰盛了，更多的‘无知’还在困扰我、挑战我。”沈苇向记者感叹。新疆已成为他内心的“新乡愁”。

与此同时，沈苇不时回到老家，随着年岁的增长，返乡频率也在增加，“变成一个破皮球，被‘故乡’和‘他乡’两只脚踢来踢去。”和其他所有地方类似，故乡正发生巨变，2012年，沈苇写道“镇政府圈走我们的地/两万元一亩，不许讨价还价/转身，以十二万元一亩/卖给各地来的污染企业/经济坐上了快车/餐桌上吃的多了些/所谓发展/就是挖掉我们的根”，诗题为——“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

对症下药

药方一 用混搭文化治疗“地域分裂症”

新京报：你曾说你得了“地域分裂症”，这种症状如何对你产生影响？你又如何应对？

沈苇：我的“地域分裂症”是自找的、活该的，是江南与西域、潮湿与干旱之间的“分裂”。像俄罗斯的双头鹰，东张又西望，是文化上的左顾右盼；又像一只澳大利亚袋鼠，在地域的两极之间跳来跳去。写作是治疗“分裂症”的有效方式，因为写作是对内心最好的缝补和弥合。但换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分裂”并不痛苦，反而使我深深着迷。

新京报：在你的写作上，这种分裂症，如何显现？

沈苇：显见的是我的诗歌和散文写作中，新疆题材和江南题材都占了很大比重。我称这样的写作是“词的迁徙”。我提出过“综合抒情”、“混血之诗”的概念，其目的是弥合分裂，实现更高意义上的综合。我的写作喜欢混搭，新出的《新疆词典》增订版，111个词条，用了十几种文体，是一本混搭的书。我办《西部》杂志也追求混搭，文学与文化的混搭，边疆与内地的混搭，中国文学与世界小语种文学的混搭，等等，所谓“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新疆文化是一种有活力的混搭文化，看似一盘散沙，其实多元一体，并不分裂。

药方二 用文学的“人性”打破封闭性

新京报：虽然你写了很多关于家乡的诗，但人们对你的印象还是以关于新疆的诗歌为主，对此，你是否有所警醒？

沈苇：地域性是立足点，但不应成为写作者的囚笼。从地域出发的诗，恰恰是从心灵和困境出发的。在好的诗人那里，我常看到他们的“地域性”是虚晃一枪。他们揭示了地域性掩盖下的普遍人性。

2003年我写过一首诗《沙漠，一个感悟》，结尾一句“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这是对自我的一个提醒。的确，我看到了太多寄生地域和地域贴标式的写作，主体性缺失，独创性不够，错把地域资源当作个人的写作优势。这种不好的风气，在人文地理散文写作中尤甚。对地域性的迷醉，并不意味着“狐假虎威”，更不能免除对地域性的适度解构。文学要面对的，仍是爱、痛苦、时间、死亡等人类基本的主题。我现在使用“西部”、“西部文学”、“西部诗人”等词汇时，都给它们打上了引号。这是一种自我提醒。不存在“西部诗歌”，只存在一个个具体的诗人写下的一首首具体的诗。

新京报：你提到“通过写作打破地域”，通过什么样的写作去打破？你提到“人性大于地域性”，写作对人性的聚焦，会是打破地域标签的一个武器吗？

沈苇：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说明地域性很重要，文学所提供和表述的“地方性知识”弥足珍贵。但我从弗罗斯特的话里听出了一句潜台词：人性大于地域性。文学具有普适性和超越性。文学说出的“爱”，是超越地域和种族之爱的人类之爱；文学从未阻止过一辆坦克、一把匕首，但人类文学凝聚起来的全部能量，比坦克和匕首更有力量……这就是我理解的文学中的“人性”。

文学是人类最伟大的“接头暗号”。打破地域也是打破封闭意识，打破写作惯性。新疆作家地处边远，相对封闭。我曾说，新疆文学既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也是中亚、西亚文学的一部分。新疆作家需要这样的眼界和魄力。

采写/新京报记者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