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女星夏梦（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一个人，要有大成就，只靠聪明是不够的。
金庸先生天分之高，固不待多言，更难得他精力过人、勤勉过人。治事与著述，两不相误。治事，乃将《明报》经营为全港最具公信力的报纸。著述，写出了约千万字的小说，其他类型的文字也有千万字之谱。这些作品，绝大部分写于1950-1970年代，短短20年间。金庸之大成，殊非幸致。
目今我们所见的金庸作品集，不论是明窗版、远景版、三联版还是朗声版，收录的仅是金庸的武侠作品，严格说来，只算“半部”作品集。
1998年，陈平原教授便有所期待：“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可惜，金庸对自己先前所写政论性质的文字，可不像对他的小说那么措意。金庸曾对记者说：“我们这个报纸的评论是很公正很中肯的，但新闻工作是一个短期的，不是永久性的，而文学创作是一个长期的、永久的事情。”是故，金庸只在1984年出版过一本《香港的前途——明报社评之一》。
查先生年纪已经很大了。也许，现今的他，更有意愿“却顾所来径”，就有了这部《明窗小札1963》的结集、出版。
金庸生平，大宗的著述，也就这么三份了：15部小说，约千万字；二三十年间，七千余篇《明报》社评，超过五百万字；起于1962年12月，讫于1968年10月，每日一篇的《明窗小札》，总数两千篇，二百多万字。
出于同一作者，三类著作，分属三个名字：小说作者，叫做“金庸”；《明报》社评一般是不署名的，特别重要的篇章，会标出“查良镛”之名；《明窗小札》则以“徐慧之”之名发表。
三样文章，笔致大不一样。小说自然与社评不同。小说感性，社评理性。写这两种不同的文类时，“两个脑子分开”（金庸自语）。即便同样以时事为话题，金庸所写社评，与小札，风格也大不同。社评张，小札弛；社评如酒，小札如茶；社评多论辩，小札似清谈；社评更严正，小札更放松。
也有不轻松的话题，往往与当日的时局相关。
金庸坐到“明窗”之下，谈京剧，谈武侠小说，谈香港九龙城寨，谈古巴导弹危机，谈南越与北越，谈南韩与西德，谈疯狂变态的日本影迷，谈奶罩与苏联的经济……四海五洲，无所不谈。
略带谈话风，而时有逸趣。谈到戴高乐，“今天算得上是他最得意的时候，大鼻子比前越发光亮了”。看着这两句话，再想想老戴那高耸的大鼻子，越想越可乐。
这位徐慧之先生，旧历年底，买到一个大花瓶，瓶底居然写有“成化年制”字样，一望即知为“明朝名瓷”，然而价钱又实在太廉，不免稍觉疑惑。暂且不管它是真品赝品，“这花瓶上绘的都是战将武士，杀气甚重”，买回家，利于“新年赌钱，大杀三方”。感觉有一位大人物，已然孕育胎息于这几句话中，那就是清初大败罗刹国的民族英雄韦小宝爵爷了。
打扑克牌，打完一局后，一人说：“我这底牌是A。”另一人不信，就说：“你这牌如果是A，我就吃了下去。”《小札》作者说：“真有人把纸牌吃了下去的。”很容易让人想到《笑傲江湖》，桃根仙与祖千秋打赌：“你如身上有这八只酒杯，我一只一只都吃下肚去。”等祖千秋取出酒杯，桃根仙竟当真“将半只古藤杯嚼得稀烂，吞下肚去”。
1970年金庸作《卅三剑客图》，由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刺客。我早前读此文时，就觉得金庸对肯尼迪兄弟甚多好感，虽然他就很少说过美国的好话。这一感觉如今从《小札》中得以证实。书中提及约翰·肯尼迪总统处不少，而无一恶言，多有褒语。例如，说他46岁初握政权时，别人都瞧他不起，“但事实证明，他的表现不比任何年老的政治家们失色”。
五十年前，金庸写作“小札”，谈的多是当时热点；五十年后，我们方得见此“明窗”，其间论及的人与事，早成陈迹，连金庸高度关注的当日那不可一世的苏俄帝国，亦已崩解，正是：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隔着五十年的烟尘，恍恍惚惚，竟不知今日所读，是新闻，还是历史？好在，许倬云先生早有解释：“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
金庸修改自己的小说，改了又改，这《明窗小札》，却是一字不改。他对此书编者李以建说：“不要做事后诸葛亮，刻意修改或掩饰自己当时的观点和立场。”这种态度，最是要得。不像有的人，不断改动自己早先的论政文章，又从不肯明白交代给读者，以此显示自己神目如电、绝对正确。对照之下，甚是可鄙！
金庸说过：“倪匡写得很快，快得不得了，我说你这样快的文章写不好。”金庸本人，不仅是天分高，也不仅是写得勤、写得多，最难得，是他那种敬慎的态度。写社评，推敲琢磨，“字字皆辛苦”；写小说，“我的写稿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这两千篇《明窗小札》，想来亦是心血所聚，写来并不轻松。
金庸的创作态度，不是现代与当代任何“通俗作家”可比的，比起今日国中大多数的倚“严肃文学”以自雄的作者们，实在也未见得怎样的更不“严肃”。
很多人，因为武侠小说之“通俗”，而轻看金庸作品。他们不知道，或者忘记了，近在百年前，国人是把所有的小说都归类为“俗”的。今日无人不艳称的“四大名著”，在那时绝大多数人眼中，也就是“闲书”罢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学类型本不该有高下之别，实际创作成就才有高低之分。
我个人对金庸的成就评价甚高。他在新闻史上自有其地位，在将来的、不复囿于成见的小说史上，更将有极崇高的地位。如此人物，写下的片言只字，我都认为值得珍视。按作者的预想，1964—1968年的《小札》，此后也将陆续编辑、印出。查良镛先生五十年前的“明窗”，将再度开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