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斯瓦夫·米沃什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散文作家。在波兰，诗歌的传统要远远大于散文，诗人的地位也要崇高得多，这样的情形当然不仅限于波兰的文学。
切斯瓦夫·米沃什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散文作家。在波兰，诗歌的传统要远远大于散文，诗人的地位也要崇高得多，这样的情形当然不仅限于波兰的文学。
诗歌与散文似乎是两个不同的审美领域。诗歌是飞翔的、冥想的、信仰的，而散文则是步行的、分析的、怀疑的。正如曼德尔斯塔姆所说，散文必须对同时代的读者发言，而诗歌则往往面向着一些未来的读者。但当自己的国家先被纳粹暴力占领，后又被苏联铁腕统治，陷入长期的苦难深渊，任何一位诗人要想保持一种审美距离，都有可能成为道义上的背叛。当代的诗人必须贴近具体的现实，这就是米沃什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想要表达的宗旨。
阅读米沃什的作品，人们常常提到“洞察力”这个词。爱尔兰诗人西缪斯·希尼在评价米沃什时说：“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伟大在于，他具有直抵问题核心并径直作出回答的天赋，无论这种问题是道德的、政治的、艺术的，还是自身的——他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拥有暧昧难言的特权，能比我们认知和承受更多的现实。”
呈现另一个欧洲
《被俘获的心灵》就是一部具有洞察力的作品。要知道米沃什选择自我流放，从波兰驻法国大使馆参赞任上出走是在1951年，这部书的出版是在1953年。当时的苏联阵营正如日中天，斯大林的罪行还没有被揭露，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也正怀着虔诚的心理，纷纷前往社会主义国家朝圣。
在米沃什任职外交官的法国，知识分子对于自己国家依靠美国而感到愤恨，对斯大林的奇妙新世界则充满向往。加缪的《反抗者》出版之后，萨特、让松和波伏娃等人立即发起了一场讨伐斗争，这使身为东欧诗人的米沃什怀疑，极权制度是不是已经赢得了更持久的胜利。
对一位波兰诗人来说，纳粹大屠杀是一种真实，卡廷虐杀也是一种真实。看到西方现代诗人和作家将城市或自我描写成地狱时，米沃什总不免感到好笑，因为他知道“一片真正的‘荒原’比任何想象的荒原都要更加可怕”。在没有找到新的诗歌形式表现他的记忆，表现他对人类危险的焦虑时，米沃什采用了散文的形式，一种更理性更有说服力的形式。
在诗学的意义上，《被俘获的心灵》可以说是他诗歌转向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使世界知道这位诗人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这是一部很特别的随笔，夹杂着自传、回忆、思考与个案分析，既有诗人的散漫和直觉，也有散文作家的叙事和思考，属于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那种“诗人的散文”。按照她的说法，诗人的散文都有一个特别的题材：“诗人使命感的形成”。然而，米沃什这部书要表现的却是诗人使命感的丧失。
诗人离不开自己国家的读者，更离不开自己国家的语言。但波兰当局在1951年正式宣布，所有作家都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周围的朋友们都不得不表示屈服时，米沃什感到了某种集体信奉的恐怖，看清了战后的东欧社会正在走向奴役之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而是涉及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因为“它禁止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在文学领域的基本工作——从个人的独立观点来看这个世界，说出他所看到的真相，同时捍卫社会的整体利益”。如果服从这一创作原则，不仅文学的生命，而且个人的自由都将不复存在。于是他决定流亡国外，哪怕从此再也不能写作。在此书的序言里，他写道：
这本书的目的是让读者走进华沙、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和布达佩斯知识分子所居住的世界。这世界是我所熟悉的，对读者来说却是陌生的，甚至是异质的。我力图解释人民民主国家中人的心灵是怎样改变的。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莫斯科发明的制度看上去非常奇异，现在依然如此。
也就是说，米沃什想要西方读者了解他所说的“另一个欧洲”。这个地区本来属于整个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如今却属于苏联统治下的“东欧”。他的目的就是让读者走入东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如何受到新信仰的诱惑，为了一个假想的未来而自觉自愿接受极权统治。
墨提宾药丸
1911年，米沃什出生在立陶宛维尔诺(现名维尔纽斯)附近的一个农庄。在诺贝尔受奖辞中，他回忆这个城市“有一种纵容的无政府状态，一种使激烈争吵停息的幽默，一种自然的群体感，一种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这样的生活氛围成为他的思想胎记，从来没有遗弃过他。
上世纪30年代，米沃什开始发表诗歌，后来去华沙，在波兰电台工作。德国占领期间，他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为地下刊物写作。战争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仍然是诗人式的直觉，他一直记得这样一个细节：一个人伏在战火纷飞的城市街上，忽然看见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街面上的“鹅卵石像豪猪身上的刺直立起来。枪弹打在石块边上，使它们移动和倾斜”。战争的残酷使诗人认识到，人性的伸缩是无限的。临死的人们在公开场合互相搂抱着交媾，尽情享乐。对他们来说，生活的最高原则就是活下去。
经历过纳粹德国的六年占领，波兰传统社会遭到摧毁，需要重建。然而解放者不是战前的波兰政府，而是来自另一种制度文化的苏联。这个文化宣称是世界性的，对波兰人来说却是异质的。当时波兰人还不知道卡廷事件的真相，却记得“祖国军”发动华沙起义时，隔岸的红军袖手旁观，任由纳粹党卫军将整个华沙城毁灭。
米沃什记得攻克柏林那一天，他和朋友“阿尔法”站在窗前，院落外是一所监狱，关着“祖国军”的士兵，这些年轻人将头伸出窗外，以便晒一点阳光。新政权对华沙起义的解释是，“祖国军”为旧政权而战，其行为不符合历史潮流，是反动的，苏联红军的行为才是历史正确。为自由而战的波兰人迎来的不是战前的旧政权，而是为历史而战的新统治者。在天主教的波兰出现了一个新道德原则：“天主教根据的是个人的善与恶，新信仰根据的是历史的善与恶。”显然，从前世界上所有传统文化都强调个人的善与恶，而在新信仰的统治下，个人良知将不再是一个重要的道德因素。
就像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一样，东欧知识分子对新信仰同样充满热忱。这个新信仰即历史的规律、辩证法和集体主义，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能将过去时代的痛苦痕迹全部抹掉。
米沃什将这种新信仰称为“墨提宾”药丸，这个词来自波兰作家、哲学家维特科维奇1932年的小说《永不满足》。此书描写了一个精神空虚的社会，宗教失去影响，哲学深奥无用，艺术则徒具形式。一个名叫墨提宾的蒙古哲学家发明了一种人生观药，服下这种药立刻就会变得轻松快乐，所有的精神空虚都会即刻消失，那些看来永远无法解决的形而上问题，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依靠“墨提宾”药丸的作用，小说中虚构的东方帝国战无不胜，最终统治了世界。有意味的是，所有服用“墨提宾”药的人最终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维特科维奇本人早在1939年听到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国境时，就服食安眠药自杀了。
米沃什指出，服食“墨提宾”药并没有违背人性，恰恰相反，它来自人性深处的要求。这里触及到20世纪左翼思潮兴起的一个成因，即知识分子对自由的暧昧态度。与人们通常的认识不同，知识分子最怕的是缺乏一个中心观念，而不是个人自由。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旧的世界图景崩塌了，传统的价值再也不能慰藉人心。纳粹大屠杀进一步摧毁了现代人对理性的信仰，加重了人的异化感和孤独感，以致产生了弗罗姆所说的“逃避自由”的心理现象。米沃什对此写道：“惧怕自由不过是惧怕内心一无所有。我的一个朋友是伦理学家，曾经这样说过：‘人的内心一无所有，他永远不能从自身提炼出什么来，因为那儿空无一物。你不可能离开人群，在荒野中写作。千万记着，人只不过是社会力量的一种体现。谁想要离群索居，他都不能生存下去。’”弗罗姆与米沃什所说的都是指免于干涉的消极自由，这样的自由的确无法解决存在的意义，也无法解决现代人的归属感。
这就是新信仰的成功奥秘，制造出一个中心观念，给彷徨无依的知识分子带来一种新的慰藉。他们不堪忍受庸常生活中的消极自由，宁愿放弃自我而融入群体之中，去追求参与群体事业的积极自由。
作家在新世界
东欧知识分子投身于新制度的建设，通过集体事业将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从而感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在这个新世界中，诗人和作家不再是靠辛苦写作来养活自己的业余作者，而是有显赫地位和固定收入的专业作家，他们偶尔也会对限制创作自由不满，但写作毕竟可以对社会发挥真正的作用了，这是西方那些消费文化的作家们无法想象的。
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解决了“哲学的贫困”，通过对历史必然论的认识而获得了积极自由，并运用这个自由来为新政权的高墙添砖加瓦。所有反对的声音，只要不是从根本的方法论上切入讨论，都会被辩证法的完整体系驳斥得体无完肤。这是一种按照理论去选择事实的方法，按照它的奇妙推论，“我预言一部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毫无价值，然后我把这位艺术家置于一个使这部作品毫无价值的环境里，我的预言也就实现了。”这个理论能轻易地为任何相反的观点找到根据，将所有不同的结论都包含进去。
在《被俘获的心灵》中，米沃什叙述了四位诗人和作家的真实故事。这些诗人和作家与米沃什都有交往，他用希腊字母代替他们的人名，并给每人取了一个概括性的称呼。
“道德家”阿尔法(Alpha)是作者的朋友，战前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小说家，其作品中的主人公通常都是牧师。他总是用悲剧的眼光看世界，着重道德与文字的纯洁。“二战”中，他成为地下文学界的道德权威，他的主题依然是空洞的“忠诚”。当苏联扶持的政府成立之后，出于对知识阶层的失望，阿尔法对生命的悲剧看法找到一件新外衣。坚强纯洁的英雄人物不再是天主教神父，而是新信仰的代表。阿尔法的小说受到了广泛的宣传。他的读者群扩大为工人、农民。他终于实现了成为一名红衣主教的隐秘愿望。当新政权要求他必须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放弃悲剧人生观时，尽管他知道这意味着自己创作生命的结束，但也只好屈服，率先写出自我批评的文章，与过去决裂。
“失恋者”贝塔(Beta)实际上就是布罗维斯基。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天才作家，米沃什欣赏他的才气，却不喜欢他的虚无和绝望。他没有任何信仰，在他眼里，那些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强调维护人类尊严是不合时宜、浅薄可笑的。他描写纳粹集中营的短篇小说非常残酷有力，着力表现囚犯自身的人性卑劣，完全颠覆了传统受害者的道德形象，在集中营这个不允许道德感存在的世界，“人只不过是一只想要活下去的动物”。
米沃什在书中大段引用了贝塔的描写，认为他的小说是表现极权国家中人的命运的最佳作品之一。贝塔从集中营被解救出来后，在西方生活了一段时间，对西方社会的精神空虚十分失望，决定从西方返回波兰。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出版轰动了整个文坛，官方虽然不喜欢他的自然主义，但还是看中他把人类作为无情的历史材料这一点。
这位有着虚无主义倾向的作家需要一种仇恨的信念，新信仰使他把对纳粹、对人类的憎恨转化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憎恨。此后他不再写小说，而是专写政治新闻，拼命抨击西方社会。向着历史目标进军的刺激使他感到自己的渺小和伟大，他看到一个更美好社会的到来，但却失去了一个作家的独立性和创造性。1951年，他在自己寓所用煤气自杀身亡。
“历史的奴隶”伽玛(Gamma)与米沃什是同乡，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最初他赞成民族主义，后来却认为只有苏联才是希望。他与米沃什很早就相识，在米沃什看来，他缺乏写作天才，只是写些没有感情的诗，最后他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信徒，在组织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伽玛是一个渴望荣誉和地位的人，他曾在战后目睹亲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也曾目睹苏联军队隔岸观火，任由纳粹残酷屠杀华沙起义者，但他对此都无动于衷。他的忠心换来丰厚回报，在战后成为波兰驻外国大使，过着优裕的特权生活。他心里很清楚，历史法则是由权力者操纵的。他能和心怀不满的外交官一起骂政府，然后微笑着将这名外交官派回国办事，心里清楚此人将一去不返，被直接送进监狱。他积极拉新人到自己阵营，把这视为最大的满足，因为只要有内心自由的人存在，他就会感到不安。后来他回国后掌管文化工作，他写的小说《真实》没有任何真实。他在文学上一无成就，只好在管理作家的职位上获得成就感。
“歌手”德尔塔(Delta)是一位诗人，喜欢以奇行异言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大庭广众高声朗诵自己夸饰的诗歌。他不乏想象力，喜欢以谐谑的口气表现绝望的主题。但在米沃什看来，表面上的特立独行，往往都是二流艺术家的行径。他后来在《路边狗》中曾谈到波兰的文学：“波兰人之所以不善于写长篇小说，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旁人的事不闻不问。每个人只关心他自己和波兰。如果去掉波兰——浪漫主义文学历来如此——那么就只剩下他自己了。”这话似乎可以用在德尔塔身上。他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同时又是个人主义者。这种人具有强烈的寻求归属感，战后他找到了自己的老板——国家。在西方或东欧，民族主义一直被视作右派的观点，但对波兰左派政府而言，德尔塔从前的民族主义反而增加了他的利用价值。虽然不能再公开反犹，但他却可以讴歌苏联和波兰的伟大，讴歌经济复兴，重振国威。
会怀疑的诗人
这些都是有一定文学才能的诗人和作家，他们想要获得自由，结果却失去了自由，自觉地成了历史过程的牺牲品。这种自觉地奔向奴役是20世纪的一大特征。
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无所不能的辩证法和温暖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集体主义氛围，使东西方的知识分子相信，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被俘获的心灵》出版后，也遇到了奥威尔的《1984》、纪德的《从苏联归来》、恰姆斯基的《非人性的土地》，它们都遭遇同样的冷遇。在当时的西方，谁反对苏联，谁就会受到谴责。伽利玛出版社虽然出版了此书，但发行人却出于左派观点从没让它上过书架。波兰国内的作家们更觉得受了莫大侮辱，一致对米沃什口诛笔伐。这些左翼作家的共同点都是把人类看成历史的材料，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他们看来，现实不再是一个人眼睛看到的，而是一个人应当了解的现实。只有那些处在极权中心的人深知，这一预先被规定好的现实是如何单调乏味，正如一位新政权官员私下对米沃什所说，这一伟大的进军就像做数学一样单调，“唯一有趣的事就是观察人类材料的反应”。
可是，在米沃什看来，人类材料有一个缺陷，即不甘心仅仅被看做是人类材料。生活目标与历史目标是不相同的，它是参差多态、目标各异的，而极权制度却试图将生活变成所有人的共同事业。
在波兰和中欧国家，诗歌的抒情力量一直都很强大，但现代以来正是这个地区最早产生了一种怀疑主义，那就是对极权主义兴起的警惕与抗拒。除了米沃什提到的维特科维奇，另一位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上世纪50年代也写了一部科幻小说，描写在遥远的星球上有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们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沫就是他们之间唯一的对话。
这两部反极权主义作品采用的都是小说形式，正好印证了米兰·昆德拉的话，怀疑往往是小说的品质，诗歌的品质则是抒情的。《被俘获的心灵》表明，米沃什是一位具有怀疑素质的诗人。
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在《诗歌与怀疑》中论及米沃什的作品，曾谈到诗歌与怀疑之间的关系：“诗歌之需要怀疑要远远大于怀疑之需要诗歌。通过怀疑，诗歌才能消除修辞的不诚实、无意义的喋喋不休、谎言、青春期的饶舌、情感空泛(不真实的)。而一旦远离了怀疑严厉的凝视，诗歌——尤其在我们黑暗的日子里——很容易退化为多愁善感的歌谣小曲，抑或没有思想只知拔高的称颂，对世界的形形色色毫无意义的赞美。”作为一位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深刻意识到怀疑在诗歌中的作用，这种现实主义诗学产生于有着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波兰，显然是文学对当代生活做出的反应。正是在直面现实这个意义上，晚年的米沃什曾不无调侃地说，当他与华沙当局决裂后，才真正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来写作。
米沃什的怀疑并不属于哲学上的怀疑主义，而是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那就是对欧洲文化传统的坚守。毫无疑问，早年所受的天主教传统教育对他影响甚巨，尽管出于诗人的个人主义，他从不喜欢天主教的集体仪式。他之所以没有像他的那些作家朋友们一样，被历史法则和集体主义所俘获，就在于他坚持几世纪以来的欧洲文明，坚持自然社会所维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坚持自由、正义、尊严、节制等传统的价值，这正是他拒绝心灵被俘的力量所在。
在《米沃什词典》中，作者回忆自己在1939年就已经认识到，人们感到自己渺小是因为缺乏精神独立，大多数人必须“充当某些领袖和暴君手里的玩物”，“只有我们确信自己独特的存在，只有我们确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自己来承担，我们才会相信灵魂不朽”。因此，他一再告诫人们，应当将镜头倒过来，把自己放大，而不是缩小。
从前的文化告诉人们，在变动不居的世事之外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价值，构成人的内心律令。米沃什是一位从前的诗人，这使他对现代极权具有一种罕见的洞察力。面对现代人内心一无所有的问题，米沃什说：“假如但丁内心空无一物，他就写不出《神曲》，蒙田也写不出散文，夏尔丹也画不出一个静物来。因为现代人相信自己内心空无一物，所以才会接受任何信仰，即使知道它是有害的，唯有这样他才可以同他人联系在一起，不致孤独无依。”
人的内心空无一物是因为现代人失去了传统的信仰，失去了内心生活，只能依靠社会的归属感才能摆脱人生的孤独，而这恰恰又必须以内心的更加空无一物为代价。但“假如一个人可以无须外在的压力而活着，假如他可以制造自我的内心紧张，那么人心空无一物的说法就不是真实的。这样做就将是一种有信仰的表现。”从前的艺术家内心丰富，但并非没有孤独的感觉，只不过他们明白，创作就意味着疏离，今天的艺术家们却盼望创作能获得奖赏。
而米沃什写作《被俘获的心灵》是因为他觉得有责任说出真相，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他所有作品中，他最看重的还是诗歌，这些诗歌由于怀疑的精神而变得更加丰富，就像他在《祭奠》中所写：“你告别旧时代以为新时代来临/错把仇恨的灵感当做诗情画意/错把盲目的力量当做利甲坚兵。”但诗人的怀疑终归是有限度的，有一种对意义的追求高于怀疑之上，这就是扎加耶夫斯基所说的，米沃什的诗歌有着“对宇宙缺陷和人类(包括作者自己)不完美的宽容忍耐”。
换句话说，米沃什那些充满洞见的作品依然有着对这个世界的信任，给我们指出那些看不见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