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玉良的“中国牛”吸引了观众驻足。

关玉良

国家一级美术师，满族，黑龙江人，曾任深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在国际上举办个人画展50余次。多次获国内外大奖，走遍30多个国家，讲学、交流，传播民族文化。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异军突起的一位重要艺术家，以“无常规”的艺术创作理念，达到了艺术创作的高峰。

在深圳大学当了几年老师，2006年趁创作北京奥运会组委会官方礼品“国娃”之机前往北京，日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关玉良又回来了。在第三届深圳国际艺术博览会上，“中国牛——关玉良当代水墨专题特展”近百幅作品在博览会中心地带展出。

络腮胡，茶色眼镜，干练的小马甲，关玉良有很高的辨识度。晶报记者在展会现场对他进行了专访，访谈中的关玉良率性、亲切、自然，与外界传言大不相同。

晶报记者李海若/文、图

“中国牛”寓意雄性的民族精神

晶报：前几届深圳艺博会您都没来，这次为何选择参展？

关玉良：人总是活在一种记忆里，我在深圳生活了十多年，此次回深圳来展览也算是对我的各种“粉丝”的回报吧。这些作品主要是今年创作的，作品如何，就任由大家评说了。

晶报：这次展览的主题是“中国牛”，它有什么符号指代？

关玉良：牛寓意雄性，膨胀的精神和力量。我希望这种力量，能深入我们祖国的肌体。我们的祖国曾处于半衰弱状态多年，就像吃了药一样犯晕。我们一直仰着脸，也习惯看西方的脸色。我们的民族汉奸太多、太监太多，太不自信。我们要相信，我们可以与西方平等对话。

晶报：为什么今年想做这个“中国牛”的主题？还是酝酿了多年？

关玉良：你看，现在多少人活在欲望中，活在贪腐里，我希望这个社会能更清洁些，有男人味些。我希望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

晶报：您当初为什么来深圳？

关玉良：这与搞艺术人的心性有关，我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来的。深圳是改革开放前沿，中国梦一样的地方，我想我在这里能活下去吗？我是带着探讨、发现的心态来的。我的这种心态引起了深圳大学的注意，于是就来了，做了一些年的老师。但是，每天我都如坐针毡，怕教不了。我看到很多人活在关系里，很痛苦。我怕我多待一天，会多误导学生一天。

晶报：所以，您不爱“混圈子”？

关玉良：我也是俗人，也爱吃喝玩乐，但万事皆有度。没有错误的事，只有错误的人。中国人喜欢听空话，相互奉承，讲的十句有两句是真的都难。在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职业上，我不能占着位置不干活。借2006年做奥运会的“国娃”之机，我打算走人。

晶报：您离开了，像陈丹青一样？

关玉良：其实，我没有向学校请辞，就是不回去上课。我希望能活得更真实，不要太虚假。我找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释放自己能量，不伤害民族和社会。

晶报：您选择了北京？

关玉良：回北京只是因为一个契机。我的生存能力极强，我相信只要有土壤，我就能存活。

读懂人，才能读懂作品

晶报：就像您的作品，充满原始的生命力和质朴感。您的画中有一些中国神话的题材，您是有此情结还是别有寓意？

关玉良：你看到的钟馗这些画，其实是种调侃。他们的眼神、动作是对当下人的嘲讽，批判以及某种暗示。我很少找评论家，因为他们对你的人都了解不多，如何理解你的作品。一个好的评论家，一定能与作者心照不宣地互动，能达到某种默契。

晶报：读懂人，才能读懂作品。

关玉良：是的，要先读懂人，才能明白技法、笔法。人与人之间为何有隔阂，就算夫妻之间，能读懂对方60%就不错了。真正能读懂对方的寥寥无几。人就是一件作品，读懂人，才能读懂作品。

晶报：您很高产，看这次展览这么多作品大多都是您今年创作的。

关玉良：不要威胁我。中国人看一个人时，会从各个角度找理由去解读。毕加索一生画了四万两千多幅画，如果他一岁时画，他每天画多少？我们中国的画家，尤其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很多画家都把时间精力花在陪领导、商人身上。

晶报：于是您想尽办法排除一切可能的干扰，安心创作？

关玉良：我有一套排除领导对我干扰的方法。不过，一旦我教学生，就能让学生离不开我。一旦为师，就要认真负责。

晶报：您从平面艺术又跨界到做空间艺术，您的艺术领域有无侧重点？

关玉良：有侧重点就有目的。艺术创作应该没有目的，自由自在释放自己的状态。好的艺术家会有蓝色、灰色各色时期，随着年岁的增长，认知度，心理都会改变。通常，艺术家会被人当成工匠看。工匠是一生不变的，他们分工清楚，专注工艺。而艺术家的灵魂始终在波动，技法要跟随艺术家的心走。有人画一辈子的牡丹，山水，我一周画同一个题材的画，都会疯掉。

晶报：您一直强调，艺术家要有社会责任感。

关玉良：你知道现在有多少艺术家吗？大家都在想当艺术家，如今大师遍地是，自己骗自己。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则新闻，一群艺术家穿着长袍马褂集体拜师，对传统文化如此断章取义，真是可悲。

晶报：那出路何在？

关玉良：加强修为。中国人太贫乏，不富有，不自信。始终在包装里活，左一层右一层包得严严实实。

将来可能会把画都送给大家

晶报：每年您给艺术市场释放的画很少，是出于什么考虑？

关玉良：说我在三界之外也可以。我可以卖画，也可以不卖画，很多画都在家存着。哪一天，到了像《春天里》唱到的那一天，我可能将画都送给大家。人生不过如此，没有伟大浩渺之说，只求活得自在。现在做展览，是可有名有钱有利，但不是我，我可以“逍遥法外”。

晶报：您比较孤独？

关玉良：人若没有一点孤独心，充其量成为一个笑料，易随波逐流。很多人活在别人的灵魂和记忆里，我有自己对人生的解读方式。

晶报：有些艺术家认为，深圳不是一个适合做当代艺术的地方。您怎么看？

关玉良：他们没有理解透当代艺术是什么，总认为当代艺术一定是反社会的，让人看不懂的。中国很多艺术家外包装很好，与领导、商人关系好，但缺少历练和自修。读书读得少，没深度、厚度。

晶报：您觉得当代艺术是什么？

关玉良：是当代的一种语境，关注人当下活着的状态，当下人的孤独和空虚。当下人活在铜臭里，还是沙漠里，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晶报：可不可以理解为，当代艺术的特点是具有批判性或反思？

关玉良：准确说，是反思。

拒绝标签，笑看“中国毕加索”美誉

晶报：艺术总是与老百姓有距离感。

关玉良：我在北京同样被问到过类似的问题，他们问的是如何更“接地气”。艺术有群众艺术，有高雅艺术。郎朗弹钢琴有几人听得懂，但这么多人关注他，是因为他去了白宫。毕加索离中国百姓不是更远？为什么他的作品一来，就全民疯狂似的。因为行政部门，大肆放大了。我们只是信服别人说他好与不好，没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洞察。我在央视的解释是，大众文化需要人看得懂，但如果所有事物都接地气，两弹一星怎么上天？ 艺术需要精英化的创作，告诉百姓没见过的，为他们解读、升华。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因为太“接地气了”，所以才这么多人贪腐。

晶报：您成名很早，业界称您为“中国的毕加索”，您怎么看？

关玉良：这是媒体的一种解读方式，担心别人看不懂。我以前画的是很抽象。国人看不懂，无法解读，要找一个立得住的旁证，告诉别人他如何画画。

晶报：您不太接受这种标签化的说法？

关玉良：不太接受，但也只能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