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氣候特使斯特恩(左)與中國代表團團長解振華(右)在利馬會議上交談

　　鳳凰資訊 幾個神奇的字，挽救了利馬聯合國氣候大會。

　　12月13日上午，原定應於12日結束的會議，已經“拖堂”了16個小時。近200個國家中，仍有超過80個國家，不同意協議方案。

　　“你們這是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代表Gurdial Singh向發達國家猛烈“開炮”，“這個協議根本不平衡!”

　　“我們面臨著利馬會議崩潰的危險，”美國氣候特使斯特恩公開警告說。

　　大會主席、秘魯環境部長只得重新自己擬了一份文本。周日淩晨近三點，這份新文本被各國匆匆通過。

　　發展中國家總算同意了這份文本，原因是裡面有這麼幾個神奇的字：“考慮到各國不同國情”。

　　這是從11月的中美聯合減排聲明中直接拿出來的幾個字。正是這幾個字，挽救了利馬氣候大會。

　　“自從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以來，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美國顯然是發達國家的首腦;而中國也在發展中國家中，有著類似地位，”日本著名時事雜誌《外交家》如是稱。

　　一周前在秘魯利馬結束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中美較量”可謂一大看點。本來中美之間關係複雜微妙，從四年前“中國公開指責美國是豬”，到今年聯手推出減排聲明;正當人們以為“哥倆好”時，兩國代表在氣候談判中又誰都不肯讓步。等到氣候大會快要談崩，還是中美聯手，挽救了利馬氣候大會。

　　最後一刻：中美密談，挽救了利馬會議

　　原定在週五結束的氣候大會，像往年一樣，“拖堂”到了週六。

　　到了週六下午，眼看時間越來越緊了。

　　“時間越拖，越危險。想像一下，如果你是會議主席，不會希望第二天早晨醒來，看到利馬大會崩潰、利馬大會史無前例延遲這樣的標題，”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專案主任李碩分析稱，“不僅是會議主席，大國、小國也不願意看到。因為在美國，共和黨會非常想看到這個標題。如果會議拖到周日淩晨6點，那就是史無前例。德班會議就是周日早晨6點結束。”

　　中美都意識到了這種危險。中國代表團認為，談判已經進入了“僵局”;而美國氣候特使斯特恩則公開說：談判可能會“崩掉”，“我們沒有時間來重新進行冗長談判了，我想我們都意識到了這一點。”

　　就在這利馬會議可能崩潰的時刻，美國特使斯特恩找到了中國代表團團長解振華。

　　他們商量出來的解決方案很簡單：從最近的中美聯合聲明中找到了一句話，直接放入即將被近200個國家簽署的“利馬協定”中：2015年的巴黎協議，應該反映“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各國對2015年巴黎協議要交的“作業”，應該“考慮到各國不同國情”。

　　印度部長對這句話表示非常讚賞。他笑著告訴記者：有了這句話，他就心滿意足了。

　　“考慮到各國不同國情”這幾個字，斯特恩說，這是聯合國談判進程非常重要的一次“大躍進”。

　　“解先生和我提出了這幾個字，對整個談判達成共識非常有用，”在周日淩晨三點，利馬會議終於成功閉幕後，斯特恩在記者發佈會上稱，“中美之前商定聯合聲明的一些經驗，被證明在這次利馬會議上也非常有用。”

　　會前“小蜜月”：聯合減排聲明

　　今年利馬氣候大會召開之前，中美確實是以“哥倆好”的面目出現的。

　　11月APEC期間，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中美聯合發表減排聲明：中國提出2030年左右碳排放達到峰值，並將於2030年將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美國提出到2025年，排放較2005年下降26%-28%。

　　“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表明生態文明大勢所趨，低碳轉型大勢所趨，中美合作大勢所趨，”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鄒驥撰文稱，“相較兩國在其他一些領域中存在的分歧，中美兩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方面存在更多共識、實現合作的可能性及合作可能給雙邊關係帶來的積極因素更多。”

　　不過，鄒驥也充分估計到了中美聯合聲明可能帶來的挑戰：“此聯合聲明可能會給歐盟帶來失落感，給部分發展中國家帶來疑惑，環境保護主義非政府組織也會不滿意中美雙方所宣佈的目標。”

　　“給部分發展中國家帶來疑惑”，這首當其衝就是印度。中國已經提出減排目標了，這次利馬大會上，“壓力”就顯然落在印度身上。印度部長被外媒記者追得到處跑：印度什麼時候提出減排計畫?

　　有外媒記者也跑來問中方：中美聯合聲明，會不會影響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互信關係，比如印度?對此，中國代表團副團長蘇偉堅決回答稱：“基礎四國與以往一樣保持密切磋商”。

　　不過，顯而易見的是：往年基礎四國都會一起召開發佈會，今年就沒有了。

　　中美發佈聯合聲明後，很多外媒都關心：以往不可逾越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意見鴻溝”，是否意味著可以彌合?

　　“您是否認為中美聯合聲明，會模糊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界限?”在利馬大會上，有外媒記者如是向蘇偉提問。

　　蘇偉的回答是堅決的“No”。他再次強調，中國永遠站在發展中國家一邊。

　　利馬會議：中美分歧依然根深蒂固

　　儘管一個月前才聯合發佈減排聲明，利馬會議的與會者們很快發現，中美之間的分歧仍然根深蒂固。

　　實際上，在會議最後兩天，中美之間關係非常緊張。中國堅決地站在發展中國家一邊，譴責發達國家出的錢不夠多;並堅持認為，在減排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能力不同，責任也不同”。

　　爭吵的核心，仍然是歷年來爭吵不休的那個“毒性十足”的問題：“到底哪個國家應該承擔減排的最大責任?”

　　歐美等國家認為，中國的排放量在2013年就已經是全球第一，甚至超過歐美排放量的總和，最應該加大減排力度;中方則採取“歷史總量”的觀點，認為從歷史上看，這麼多年來整體“累積排放量”中，發達國家(其中最重要就是美國)占了70%，應該承擔最大的減排義務。這也是為什麼中方一直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在中美密談氣候協定的時候，‘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是談判中最為艱苦的部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鄒驥透露。美方認為所謂“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應該“與時俱進”，這條20年前訂下的規矩，已經並不符合現實：比如中國現今的經濟地位早已與1992年大不相同;而中方堅定認為，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在減排問題上，發展中國家的能力與發達國家不同，減排責任應有區分。

　　另一個中國時常提到的計算方式就是“人均”。中國目前的人均排放量大約在6、7噸左右，而德國等歐洲國家，人均排放量最高時曾達到十幾噸。因此，中國認為，歐美等國家應該承擔更大的減排責任。

　　斯特恩則堅稱：按1992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定義，來決定2015年的巴黎協議，是“站不住腳”的。

　　中美的另一分歧，是關於各國自願提交的減排“作業”，是否需要國際評審的問題。

　　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強烈反對“國際監控”的概念，認為這是對國家自主權的侵犯。“我們同意國家事務應該有透明度，但我們認為對每個國家的減排目標都進行審查，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巴西代表Antonio Marcondes說。

　　發達國家則認為，如果沒有國際監控過程，各國“自己交的作業自己改”，就完全沒辦法控制全球的總排放量，必然導致氣溫大幅升高的悲劇。

　　關於承諾期到底是十年還是五年，中美意見也不同：中方希望是10年期，而美方堅持認為應該是5年。

　　“我們認為10年期比較合適，這樣政策比較穩定，可以有足夠的時間讓市場跟上，”中國代表團副團長蘇偉解釋說。

　　而美方則認為，承諾期如果是5年，能及時更新減排目標，有助於更有效減排。目前科技日新月異，10年承諾期可能會“鎖定”一個較低值，而不能納入最新的科技因素。

　　複雜過往：中國公開指責美國是“豬”

　　其實，在國際氣候談判中，中美分歧一直是公眾關注的焦點。

　　“中國公開指責美國是‘豬’!”很多人還記得2010年，這標題上了世界各大媒體的頭條。

　　2010年10月，坎昆氣候大會前的最後一輪氣候變化國際談判會議在天津召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互相指責對方減排不力，而中美關係則惡化到互相指著鼻子罵的程度。

　　會議期間，美國首席氣候談判代表潘興指責中國減排不力，是遏制溫室氣體排放、防止氣候變暖的障礙;而中國代表團副團長蘇偉則反唇相譏，公開指責美國是“豬八戒照鏡子”：只看見別人的污點，看不見自己的問題。當時世界各大媒體都報導了中美互罵。

　　接下來數年，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與作為最強大發達國家的美國，在全球氣候會議上多次交鋒。

　　直到今年11月，中美聯合發佈減排聲明，使許多人感到震驚：中美開始“哥倆好”了麼?

　　美國特使斯特恩揭秘中美聲明誕生過程

　　在利馬大會召開前，美國氣候特使陶德·斯特恩(Todd Stern)在接受採訪時公開說：“我跟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先生，發展了很好的關係。他是個好朋友，我們都帶對方參觀了自己的家鄉，一起度過了許多時光，我們都早就不記得已經會面了多少次，我們之間的合作非常愉快……我想中美關係正在逐步改善。”

　　在利馬大會上，斯特恩告訴鳳凰網：“從我抵達利馬第一天開始，我就見過很多次中國代表團。”

　　他還回憶起中美聯合減排聲明的“誕生”過程。他說，自己在今年2月訪華時，中美就開始密談這次聯合聲明了。“儘管最後的聯合聲明是九個月以後才正式宣佈，但這次聯合聲明顯然不是在短時間內決定的，”他告訴鳳凰網。

　　在今年2月，當時正在韓國首爾訪問的斯特恩，給解振華打了個電話。斯特恩說，這些年來，他與解振華已經在全世界各地一起參加過無數氣候會議，一起吃過很多頓飯。他知道解振華是願意在氣候變化上作出努力的。他回憶說：“我對解主任說，如果中美能聯合發佈一份雄心勃勃的聲明，這將為明年的巴黎協議注入極大動力。解主任表示很有興趣。當然，還有很多細節要談。所以我們小心翼翼地開始行動。”隨後斯特恩和他的上司——國務卿約翰·克裡一起訪問北京，開始一系列高級別會談。

　　3月中旬，美國總統奧巴馬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寫了封私人信，裡面提到一系列事項，從朝鮮的核危機，到南海領土糾紛，也提到了中美可以聯合發佈減排聲明。

　　9月，奧巴馬再次給習近平寫信。這封兩頁紙的信，主要談到11月的APEC會議可以達到什麼成果，並再次強調了中美聯合減排聲明。9月的聯合國峰會上，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告訴奧巴馬，中國決定參與這次聯合聲明。

　　10月的最後一周，斯特恩再次訪問北京，與解振華會面。正是在這次會面上，中美減排聲明的相關數字最後確定下來。

　　神奇的幾個字

　　“考慮到各國不同國情”，這是神奇的幾個字，最終挽救了利馬會議的幾個字。

　　很顯然，這幾個字脫胎於“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在利馬會議達成協議、最終閉幕後，中國代表團團長解振華說：利馬為明年的巴黎協議奠定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希望明年各國能展現“靈活性、信心和雄心”。

　　聯合國氣候署“一姐”克利斯蒂安娜·菲格雷斯稱這幾個字是“重要突破”。在周日淩晨三點，她召開新聞發佈會稱，“考慮到各國不同國情”，這個看上去有點曖昧的說法，應該有三重含義：

　　“第一，這個概念回應了歷史上的‘共區原則’;第二，各國的能力是在逐漸增強;第三，各國政策應反映各國國情。現在很明確了：當你提到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責任和能力，這三點應該是同等重要的。”

　　無法回避的一點是：利馬會議達成了協定，但這個協定非常弱：要求各國在2015年提交減排“作業”，但“作業”到底應該是什麼“格式”，還是留給巴黎協議來決定。

　　“會議初期，人們認為中美聯合減排聲明將徹底改變國際氣候談判，這是過於樂觀了……誰要是認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已經解決了分歧，那無疑是很白癡的，”長期關注氣候變化的權威媒體RTCC評論稱，“儘管中美的氣候特使雙方已經達成某種友好氣氛，長年以來的缺乏互信仍然存在。不過，越過那些冗長乏味的外交辭令，我們仍然看到了重要的變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微妙、靈活，這將為達成一份‘平衡’的巴黎協定鋪平道路。”

　　(鳳凰網：孫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