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是一种脱离人的异在
中国人离政治一向很近，近到没有间隙的程度，不管你身处何种社会位置，每一天的生活内容都是由政治决定的，这种处境决定了你仅具有政治的属性而没有人的属性，你存在的唯一价值是国家意志驱使之“物”的价值而非“人”的价值。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于这场政治运动肇始号召全国人民“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非“国家大事”与人民的吃喝拉撒睡有什么具体或直接的关系，而是执掌国家权力的一部分人（当时名为“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借助于煽动民众的政治狂热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这种目的与国家应有的目标甚至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既殃民又祸国，可以把历次政治运动、历次个别国家领导人的倾覆作如是解。这使我们形而上地看到，在人民政治权利缺失的地方，无论国家政治在某些时间段体现为怎样不同的内容，都是被一种共通的机理——非民主（说难听一点儿是独裁）的机理——所支配的，中国人始终都像被系在一根麻绳上一样被这种机理所牵引，谁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在非我力量的驱使之中。
从总体趋向上来说，人类历史是向善的，除非有人占据了一个地盘（掠夺了政权），为了遮蔽本相，故意把事情弄得云天雾地，浑浑噩噩，一般来说，人类凭借自己的智慧都能够对自身处境做出合乎理性的判断，因此无论何人，无论貌似多么强大，都无法阻挡人类前进的脚步，生活总是一步步走向清澈和美好。这也是尽管我们活得很窝囊、很落魄、很没有尊严，却始终不放弃追求有体面有尊严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这个世界的事情成了这样：没有任何社会政治现象不能被归纳，没有任何人的政治企图不能被说明，所以，当我们看到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从比较政治角度概括出极权主义的六大特征（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中央组织与控制整个经济）时，总是觉得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家伙挺棒的，在心底里赞许道：“嗯，狗日的说得准确极了。”这样的家伙还有波普尔、哈耶克、阿伦特等自由主义哲学大师，他们不约而同精准地描绘了极权主义国家政治的独有特点和面貌。
如果把所有这些特点和面貌拉近到现实人生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本文开头说到的那种匪夷所思的情形：尽管政治是高高在上的异在，中国人却深陷在政治之中，犹如被驱使的“物”，不断被政治侵扰，不断被政治折腾，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形已经延续半个多世纪了。
2.传统桎梏下的政治迷蒙
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制造了很多政治戏剧，然而在台前幕后辛苦奔忙的绝非人民，而是掌握着国家政权的人民的主人，正是这些经常把人民挂在嘴边的人，通过各种行政或者法律的手段，把“人民”抽象成了与“人民”的准确定义没有什么关系的国家意志的表象符号，而国家政治则成为了与人民的生存基本上没有什么本质联系的一种异在。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国家可以得心应手地利用人民（例如借助于给党整风引蛇出洞发动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例如不惜让全国癫狂起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例如批判林彪，例如批判“四人帮”，等等）做眼花缭乱的政治（包括国际政治）拼图，人民却很难通过宪法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实质性地进入国家的政治过程，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才拥挤了那么多不便言说的内容。信手拈来一个例子：中国是一个被消失历史记忆的国家，我们既没有现代史，亦没有当代史，我们甚至没有一部像样的党史，我们不知道是谁金戈铁马进行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日战争，亦不知道在残酷的国内政治倾轧中，莫名其妙蹿升或沉沦的国家领导人功在何处，罪在何方，一切都处在迷蒙之中。
一切都在迷蒙之中倒也好了，令人沮丧的是，迷蒙中的人民每天都要接受虚假历史和虚假政治信息的宣传灌输和蒙蔽欺骗，让你认为历史就是它不是的那个样子，让你相信虚假的政治信息不是虚假的政治信息，甚至强迫全国人民为虚假历史和被掩盖了真实政治动因的政治事件而举国欢腾。这是一种国家强迫，我们至今都可以从一切形式的宣传乃至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感受到这种强迫。在这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国家强迫中，谁也不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何以瞬间就成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祸国殃民的野心家、阴谋家”（“四人帮”）……执政者似乎也无需对人民做出符合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的解释，他们不需要做别的什么，只需要颁发一份逐级传达的红头文件、发起一个运动人民的政治运动就可以了，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相信那一切都是真的。如果你不相信，如果你对在暗处运行的政治事务加以质疑，或者只简单地问一句“为什么”，那个被称之为“国家”的东西就会毫不留情地视你为异己和敌人，因此身陷囹圄乃至于丢掉性命者不在少数，林昭、张志新者是也。
尽管国家一再甜蜜地说“人民站起来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然而当人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过程之外、宪法第三十五条成为一纸空文的时候，“主人”扮演的是何种角色，是不需要考究的，你没有办法埋怨他们活得很懵懂，很迷茫，很痴傻，就像我们今天看朝鲜人民那样。
3.谁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状态？
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一条从远古逶迤而来的线，牢固地束缚着中国，使她脚步蹒跚，无法迈进近代文明，这条线就是文化线，它从来没有中断。从根本上说来，是这个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状态。所以，我们至今都可以从当下的政治运行中看到宫廷特点，看到国家政治的神秘和恐怖，看到威仪天下的天子，听到蝼蚁一般的“屁民”跪倒一片，发出山呼万岁的呼喊。
政治哲学家波普尔将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称之为“开放社会”，我们只能将这种没有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称之为“封闭社会”，封闭在宫墙之内的社会。两千多年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其实只是想做一件事，那就是推倒宫墙，在晦暗的废墟中闯出一条光明的新路。无奈传统文化的锁链过于沉重，多少机遇都被一个一个错过了，直至今天，这个庞大的东方巨人依旧脚步蹒跚，依旧步履沉重，依旧没有走出历史的宿命，宫墙依旧高大强固，政治依旧犹如幽魂怨鬼在殿宇深处游荡，所到之处依旧暗流涌动、阴风飒飒，听不到人的声音。
两相比较，弹丸之地日本之所以能够不断给庞大虚弱的中国制造疼痛，唯一的原因在于他们早在1868年就看出了这种文化在阻滞他们的脚步，所谓的“明治维新”，实际上就是一场为日本社会中的中国文化脱色、融入西方工业文明的社会改革运动。明治天皇从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开始，大力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在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掀起工业化浪潮……日本终于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且没有一丝一毫衰弱的迹象。日本对于中国是一个问题，绝不是仅仅“地缘政治”四个字可以解释的，在东亚乃至于整个亚洲，两者分别代表由不同的文化质地所决定的不同国家方向，还处在博弈的过程之中，孰强孰劣，最终结果如何，现在无法断言。
之所以无法断言，除了我们看到的美国重返亚洲、在相同价值观基础上建构的美日韩同盟日渐巩固的地缘政治原因之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仍旧处在“史前时期”，这种文化会结出何种国家之果，是无法预测的，就像我们无法预测朝鲜的对内对外政策一样。我倾向于认为，即使中国不在某个时间节点非理性地对世界作出反应（把战争作为解决与世界关系持续紧张的手段），单以中国政治文化自身脚步之颟顸和沉重（我们现在拼命维护的就是这种制度特色），要想与占世界主流的以自由民主为其国家特征的世界秩序进行抗衡乃至于发出挑战，也是困难的，是没有出路的，国际和国内都将做出应激反应，会极大地压制国家力量的拓展，其结果不言自明，那将是真正的“亡党亡国”。
如果说对中国的观察还有臆测成分的话，那么我们看一下当下的俄罗斯。
极权主义的苏联解体以后，得益于接受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尽管俄罗斯的国家政治运行还远未达到世界通行标准，却已经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政治更加开放（自由选举，多党制），人民活得更有尊严，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国力有所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普京总统显然低估了人类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建立起来的世界政治秩序所具有的内在力量，轻率地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地区玩儿了一把火，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世界的惊诧，制裁之声迭起，俄罗斯几近成为国际社会海域中的一座孤岛。目前，这把火正在向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和民间社会内部延烧，在西方社会持续的制裁之下，陷入困顿的俄罗斯人民是否在某个时间点丢弃掉普京，重建俄罗斯的国家信仰和国家政治结构，重新回归自由、民主之路，把没有走完的路走完，非常值得观察。
我们不说中国一定会把俄罗斯戏剧重新上演一遍，然而必须警惕到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我们可以从一些政治视野极为狭窄和短视的鹰派军人的战争叫嚣中看到这种危险，如果这些以“红二代”为主体的军人进一步干政，如果他们有机会、有可能将这种狭隘的个体意志上升成为国家意志，走出几步昏棋、乱棋，必将铸就极为严重的历史错误，将中国拖进空前的国家灾难，此，毋庸置疑。
特别值得指出，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启动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政治改革过程，没有松动国家政治管制，却突然释放了谋取经济利益的空间（在国家层面体现为把经济增长作为取得执政合法性的手段），民众本应当在国家事务进行政治表达的精神内容，只能全部变形为不择手段逐利的欲望，在人治而非法治的条件下，这种带有原始兽性的欲望汇集成为了强大而污浊的社会冲力，大面积沦丧道德、泯灭良知、扭曲人性，权力魔兽如入无人之境，寻租猖獗，腐败盛行，严重侵袭社会文明；在“利出一孔”的国家政治形态下，就连本应当承担起道义良知责任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阳痿症状，自觉自愿成为了统治集团的帮凶和马弁，变得异常刁钻、残忍、猥琐和卑劣……如此等等，中国社会除了一步步走向全面溃败，就像孙立平先生一再提醒人们注意、我们每时每刻都感受得到的那样，还能有更好的结果吗？
我们承受的是传统的历史文化之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之果，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形态有关的现实之果……一句话，我们怨不得别人，一切光明与黑暗都与我们自身有关。
4.自由意志与精神价值
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社会文化）状态一定与那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属性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一定的政治文化属性决定了那个社会的道德风貌。礼仪和道德风尚需要以自由意志、自由精神为条件的政治温润，在人民政治自由缺失的地方，社会必无善恶，无是非，无美丑。这就是说，精神内容始终是物质内容的前提和条件——当我们被大大小小的权力者敲诈的时候，当我们吞咽下令人眼花缭乱的有毒食品的时候，当我们被环境污染到窒息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无所不在的假货的时候，我们缺失的其实并不是国家监管，而是我们对自由意志伸张的精神权利，是这种关乎国家政治运行的精神权利的缺失，才导致我们陷入到了恶劣物质处境的无底深渊。
如果我们拥有伸张自由意志的政治权利，各级政府官员还敢明目张胆地将公权私化，千方百计地用权力寻租，肆无忌惮地敲诈人民吗？！如果我们拥有伸张自由意志的政治权利，可以通过选举褫夺（亦可表述为“推翻”）失责失道的政府权力，可以在言论自由的原则下说出我们的声音，谁还敢放纵有毒食品和假货在人民的生存中泛滥成灾？！谁还敢放肆地污染环境？谁还敢面对人民的恶劣处境无动于衷？！谁还敢明目张胆诱导人民说“我很幸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经说过，民主并不复杂，它其实就是一块窝头，有了它，你吃的就会是干净的窝头，没有它，你吃到嘴里的只能是不干净甚至是有毒的窝头，即使被有毒的窝头夺去小命也莫可奈何。我们很不识时务地羡慕自由民主制度，很不识时务地呼唤普世价值，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并非羡慕那里的人民拥有周期性地用合法手段推翻政府的权利，我们羡慕的其实是他们拿在手里的窝头是干净的，有一点儿污染他们都可以走上街头去骂娘（游行示威），没有任何权力者敢于动用国家宣传机器（因为那里的权力者不拥有这样的机器）遮蔽真相，他们也绝不敢动用国家武装力量阻挡或者逮捕和平、合法行使政治权利的人民。这就是区别，民主与非民主的区别，关乎我们身家性命的重大区别。
我们可以做如下归纳了：在民主缺失的社会政治情态下，虽然中国人离政治很近，却无法表达政治诉求，不仅丧失了精神内容，物质内容也随之丧失；而丧失精神内容和物质内容的双重结果，必然是人民作为整体意义的丧失，这意味着人民被国家权力工具化、符号化为不带体温的抽象物，一种不对国家政治过程产生作用力的存在，一种奇异的“无”。正因为这样，离政治很近、不断被政治侵袭和纠缠的中国人，才对政治反胃到了恶心的程度，巴不得到一个离政治远一些的地方清净几天。
没想到这样的事情竟然就真的发生了。
5.新常态：政治正在逶迤而去
非民主政治非理性，就像是癫狂的病人，一会儿开怀大笑手舞足蹈，一会儿伤心欲绝痛哭流涕，做出的举动常常令人瞠目结舌（这方面最生动的例子当属世界上最封闭最孤立的朝鲜政权），可谓翻云覆雨无法无天。今天给你的，明天就可以重新拿回去；今儿把你捧到天上，明儿就可以抡到地上摔死；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是阶下囚……除了那部气象森严异常坚固的国家机器，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包括国家主席，包括所有那些曾经依仗国家权力颐指气使的人，当然，更包括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包括艰难讨生活的工人农民。有人说专制主义政治是绞肉机，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回望苏联的“大清洗”，回望（文化大革命后期总结出来的）我们党内发生的“10次路线斗争”，你就会发现这句话不仅有一定道理，甚至可以说太深刻了，确实道出了极权主义政治的残酷本质。
我们说政治作为一种强力长时间以来一直都在侵袭中国人的生存，实际上只强调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就像一枚硬币有相辅相成的两面一样，政治侵袭在国家政治的不同阶段还会凸显出相反的特点。
这里所谓的“国家政治的不同阶段”，也可以表述为国家意志在不同政治周期的不同方向以及它所要达到的政治目标（从这个角度说，国家政治往往又具有市侩式的实用主义色彩），当它需要用人民作为政治角力手段的时候，人民就会被冠冕堂皇地动员起来，像旗帜一样被挥舞起来；而当政治集团或者说政治力量之间的缠斗严峻到无需做表面文章、只需要冷酷和铁血的时候，人民就会（哪怕是表面上）不再具有作为招牌和旗帜的价值，政治对人民生存的侵袭就会表现出与此相反的“疏离”景象，即重大的国家政治内容全部包容在国家机器内部，宫墙之外的人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要说进入国家政治过程。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
当政治集团获得绝对力量支配国家事务以后，国家就不再需要通过动员和运动人民维系政治运行了，政治运行（至少在表面上）也就不再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感觉发生联系，其政治体系自身（或者说内部）产生的足以支配国家政治进程的绝对力量就把一切都包办了，无须大众参与就可以通过自己制定的特殊政治过程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了，这时候，国家政治（至少在表面上）往往表现为高高在上，只在遥不可及的天际（如前所述宫廷深处）运行，所谓“风云诡谲”、“神龙见首不见尾”者是也。
这种特点，最近愈发明显了，以“反腐败”为例：我们的确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了几只“老虎”被反腐败的枪击中了，我们也看到了为数不少的苍蝇呼撒撒地跌落到了地面，长期被老虎和苍蝇侵害而又毫无办法的人民扬眉吐气，喜气洋洋地感叹说：“哇塞！这有多么好啊！”就在他们欢呼雀跃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是置身于此项庄严的国家事务之外的，国家政治的深层机理、参与政治过程的各种力量之此消彼长、政治程序是否正义等等极为关键的环节和内容，全部掩映在宫廷深处的层层帷幕之中，人民只是合乎国家标准的看客。这里所谓的“合乎国家标准”，就是只许看不许说，只许接受结果而不得质疑过程。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是这样的，只要你为事物设定了标准，就一定会有人逾越标准，你没有办法为世界画一条禁止线，于是就有不识时务的人忧虑地思忖：“老虎是因为制度纵容才横行山林的呀！苍蝇是因为坟堆才聚拢成团的呀？现在而今眼目下你不仅拒绝进行制度反思，不仅不想着去健全和改变制度，你却还要说什么制度自信……这样行么？”还有人话中有话：“此被打倒的老虎吃人，彼未被打倒的老虎吃人没有？要是打老虎的人也是老虎可咋办呀？”生活逻辑是：超越了标准的人往往是不招待见的人，结果这些人的文章就被封杀了，有的人还遭遇了牢狱之灾，活得艰难极了。
就像我们通常遇到类似问题那样，要是用阿Q的方式想一想，其实也没啥，在未庄归根结底还是赵太爷说了算，你丫要是想认认真真做一回人，当然难免要被封杀，当然难免要遭遇牢狱之灾……然而如果我们形而上看待这件事情，似乎就没有这样轻松了。我们不是正在响应国家号召做中国梦吗？如果这个国家的主人仅只能置身于梦境之外，如果他们完全不知道梦境中的鬼神如何缠斗，国家政治事务如何运行，不能作为有作为的政治角色置身其中，那么，那个被称之为“人民”的庞大群体的梦还是完整的么？他们的梦还有那么美好，那么值得喧嚷，那么值得向全世界炫耀么？
我们说政治一直在侵袭中国人的生存，指的是无论人民作为政治运动工具还是作为“无”而疏离于高墙之内的政治风云，都是政治侵袭的对象，它并不因形式的改变而发生实质上的改变……此种情形早就纳入到了洛克、边沁、汉密尔顿、贡斯当等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视野，并且得出了他们自己的观感。我们以“绝不”的姿态所坚决拒绝的，正是这种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思想精华，这些思想精华不约而同地指认了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过的事实，那就是失去约束的政府权力对人民自由所做的间接或直接的野蛮剥夺。
很难说是国家力量的政治侵袭导致了人民自由被剥夺，还是人民自由被剥夺导致了国家力量的政治侵袭，我认为这件事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只确认一种事实好了：在国家政治晦暗的时候，政治侵袭就像北京的雾霾天气一样包裹着我们每一个人，它无所不在，它像强酸一样将我们的肉体和灵魂全部都销蚀了——在人民应当如山峰一般站立的地方，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虚弱，看到空茫，看到无，看到遍布大地的无所不在的“不在”啊！
“政治正在逶迤而去”，这就是我们在当下无力地感受到的现实。现在的问题是，这难道就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中国政治生活的“新常态”吗？这就是据说将以“雄才伟略”开创中国未来的全新图景吗？如果国家力量把这种“新常态”作为“特色”继续把中国与世界隔开，如果所有人都不加质疑地接受这种“新常态”，那么，我很想弱弱地问一句：在这个以自由、民主为基本价值观的世界政治体系中，中国将以何种面貌和姿态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身呢？中国的未来又在哪里呢？
世界正在等待一个答案。
世界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
真的不多了。
6.在没有现在的地方展望未来
1958年10月31日，一个叫以赛亚·伯林的人在牛津大学发表了《自由的两种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的演讲，在这篇影响深远的演讲中，伯林把自由区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消极的自由是指在没有人或群体干涉我的行动程度之内，我是自由的，回答了“主体（人或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的问题；而积极的自由则是指源于个人要成为自己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和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回答了“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这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的问题。
我们重温一下伯林的话——
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希望成为主体，而不是他人行为的对象；我希望我的行为出于我自己的理性、有意识之目的，而不是出于外来的原因。我希望能成为重要的角色，不要做无名小卒；我希望成为一个“行为者”——自己做决定，而不是由别人决定；我希望拥有自我导向，而不是受外在自然力影响，或者被人当做是一件物品、一只动物、一个无法扮演人性角色的奴隶；我希望我的人性角色，是自己设定自己的目标和决策，并且去实现它们。当我说我是理性的，当我说理智使我成为一个人，而有别于世界其它事物时，我所指的至少有一部分就是上述的意思。人，最重要的，我希望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而积极的人，是一个能够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并且能用我自己的思想和目的，来解释我为什么做这些选择的人。只要我相信这一点是真理，我就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而如果有人强迫我认为这一点不是真理，那么，我就觉得在这种情形下，我已经受到奴役。
至少在观念的意义上，我认为伯林精准地描述除了中国人的现实处境，这种处境使我们不得不提出如下诘问：一个生活和选择都不能由自己决定的人，一个失去最基本选择自由的人，有多少在现实中存在的可能呢？一个不在现实中存在的人，还是人吗？
这个问题无法回避。
在一定意义上，事物的本质是由它的意义决定的，意义也决定着事物的存在方式，这就是说，一项事物一旦丧失意义，它也就无所谓存在或者不存在了，而不存在的事物一定首先表现为失去现在，继而它也将失去未来，所以在没有现在的地方是无法展望未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标题似乎是一个病句，在逻辑上它好像是说不通的。
然而人是这样一种东西，他绝不因为任何强力的胁迫而改变源自人性的精神质地，没有人可以改变他！无论作为工具被政治侵袭还是作为“无”被政治侵袭，谁都无法改变人摆脱奴役的自由信念在广袤的精神原野上驰骋，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相信伯林思考的那些问题同时也是每一个卑微的人的思考，我们才在无边无际的静默中听到排山倒海一般的声音。
这也是尽管政治侵袭无所不在，我们却不怕政治侵袭的理由——无论眼前这个世界看上去多么空旷多么凄凉，我们都始终相信，在表面上的“无”中，恰恰潜藏着巨大的实体存在；在没有现在的地方，恰恰可以看到正在向我们走过来的宏阔未来……是这些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决定着我们的明天。
没有人可以阻挡和改变这种不断延展的历史趋向，没有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