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青年的世纪故事
钱理群
（一）青年对我的意义
我的第一本随笔集的题目是《人之患》，这是陈平原为我命名的，意思是我的最大特点，就是“好为人师”。这是确实如此的：作为“教师”的钱理群，比作为“学者”的钱理群更为重要；也有人评价说，钱理群的讲课比钱理群的文章更吸引人。其实，我的文章与讲课，都是以青年为对象的。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心灵的探寻》，扉页上就写着一行字：“本书献给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人。”差别仅在于写书时，青年是预设读者；讲课时就直接面对青年人，自然更容易激发热情，也就更动人了。
青年不仅是我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的对象，更是参与者。很多熟悉我的学生与朋友都知道，我的写作是开放式的：我每有一个新的写作计划与构想，就喜欢和年轻人交流。每一个来访者，一坐下来，我就滔滔不绝地谈我的这些新想法——顺便说一点，我和任何人的谈话，谈的都是精神性的话题，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是一个精神的存在，这构成了一个特色，但也是一种片面。这种和青年人无拘无束的交谈，其实也是对我思考的一个整理与提升，而年轻人也总会对我的设想，提出种种问题与意见，这也就深化了我的思考，他们也在无意中参与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创造。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与来访者交谈，我的思考也就越来越成形，这才着手写成讲稿。这又是一个更为系统、自觉的交流，通过课堂讨论与课后作业，学生就更有深度地参与了我的学术研究。最后根据讲稿整理成书时，我总是大量地引述学生的观点，有人在看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时，就发现我很少引用学术名家、大家的论述，却不断引述学生作业里的一些创见：我始终认为年轻人（包括本科学生）对于文学常有新鲜的感悟，尽管仅是思想的闪光，但却极具启发性；我把他们的零星发现引入自己的论证体系，就不但给我的著作增添活力，而且对他们的思考也是一个提升：这是真正的共同创造。这几乎成了我的研究方法与习惯，我的每一本学术著作都尽量吸收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郑重说明。我可以说时刻在关注学术的新发展，每发现一个学术新著、新人都兴奋不已，总是忍不住要引述他们的新创造，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同时也使自己的思考与研究处于学术前沿。我希望自己的重要研究，都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当然，这都是建立在个人的独立研究基础上的，引用时的选择也是出于自己的眼光与判断，并且有所改造与发挥。
这样的两大特点：以青年人为对象，以及青年人对我的学术研究的参与，也决定了我的学术叙述方式与语言风格。我因此自觉采用“演讲体”和“谈话风”的学术文体，追求表达的真诚、坦率，语言的畅达、情感的强度与生命的温度，力戒艰深与纠缠、晦涩。我始终期待自己的学术，能够走出学院，不局限于学术界，而能走向青年，走向普通读者。
青年对我的影响，当然不限于学术研究与教学；更是渗透到了我的生命本体。很多人都对我身体与精神始终保持着某种青春活力和健康感到惊奇。这或许和我的某些气质有关，但其中最重要的奥秘还在于我始终保持着与青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到了晚年，我已经不可能深入了解社会，就只能借助于青年志愿者这样的群体的帮助。我在一篇文章里回顾我们之间的交往历史时，这样写道：“我心里只存感恩之心，仿佛命运特意眷顾我，让我晚年能够接触到这么多的好人和青年朋友。他们都给我了无尽的生命力量。我这个‘老宅男’正是通过他们，才与现实世界、底层社会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精神联系；也正是他们不断吹送来的新鲜的生命气息，让我不停地思考，保持了思想的活力。”这里提到的“感恩之心”，这是确实的；更准确地说，我与青年的交往，是一种双向的需要与支援，从不是单向的给予。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谁也离不开谁；但同时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谁也不依附于谁。这样的平等与互助，是我所向往的。
（二）讲鲁迅：我和青年联系的精神纽带
有学生回忆说，“在北大，如果你问钱理群是谁，可能得到的一个最简洁的答复就是‘那个讲鲁迅的’”（邵燕君：《赤子佛心钱理群》）。我确实几十年如一日地向青年人讲鲁迅，不管外界围绕鲁迅有多少争论，无论有多少人总想把鲁迅和青年隔开，赶出课堂，我始终如一地以充当“鲁迅与青年之间的桥梁”为天职，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是基于我的两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其一，“鲁迅的心永远和青年相通”。主要理由有二：其一，“鲁迅是一个‘真的人’”，这也有两层意思：首先“他敢于公开说出别人不敢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一切真实；鲁迅恰恰是在人们因为缺乏勇气和智慧而停止思考，满足于似是而非以自欺欺人时，把思想的探索进行到底，从不顾虑将会引出什么‘可怕’的结论，这里所表现出的正是年轻人所向往的大智大勇的大丈夫气概”；“鲁迅追求真的彻底性，更表现在，他从不向读者（包括年青人）隐瞒自己内心的矛盾，痛苦、迷惘、缺陷、不足与失误。他敢于面对自身的局限，更无情地批判自己，他从不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更拒绝充当‘导师’，他将真实的自我袒露在年轻人面前，和他们一起探讨和寻路，青年可以向他倾诉一切，讨论、争论一切，你可以毫不顾忌地批评他，甚至拒绝他：他是青年的朋友。在年轻时候，能够结识这样一位‘真’的成年人，应该是人生之一大幸”。其二，“鲁迅是现代汉语语言的大师。他的语言以口语为基础，又融入古语、外来语、方言，将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极致，又极富个性与创造性。阅读鲁迅作品，不仅能够得到精神的启迪以致震撼，还能得到语言的熏陶与美的享受。尽管初读时会有些困难，但坚持读下去，自会有自己的发现与感悟，而且常读常新。流连于鲁迅所构建的汉语精神家园，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鲁迅入门读本>后记》）。后来我还说过这样的意思：“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或者说，对自己听惯了的话，习惯了的常理、常态、定论，产生了怀疑，对自己现有的生存状态，产生了不满，希望有新的选择，新的突破，这时就是接近鲁迅的最佳时刻。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他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我因此深信，只要具备两个条件：有一定的文化，又喜欢思考，这样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迟早是要与鲁迅相遇的。我就接触过许多青年朋友，他们在学校里读鲁迅作品，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有些排斥；但进入社会，有了阅历，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以后，再回想起学校读过的鲁迅作品，就有了感觉，进而自觉地读鲁迅作品了。而我所要做的，就是和有这样的要求的年轻人一起读鲁迅，在这一过程中达到心灵的沟通。
鲁迅和青年版画家在一起（沙飞摄于1936年10月8日）
我首先是在北大讲，连续十七年，先后和二十一届北大学生一起读鲁迅。我在《我与北大》一文里，已经有过详尽的回忆。在退休以后，我就到全国各地的大学，到中学，到工厂，到社会上，到处讲鲁迅，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年轻朋友一起读鲁迅。这也是出于我的两个信念：一是鲁迅活在当下中国，他是一个现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存在，因此，我们读鲁迅，就是在思考现实中国社会人生；二是鲁迅作品是要读一辈子的，每个人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与鲁迅相遇，我的任务是帮助读者找到这样的方式。我因此编选了不同的鲁迅读本和研究读物：《小学生鲁迅读本》、《中学鲁迅作品选读》，供大学生读的《鲁迅作品十五讲》，给研究生读的《与鲁迅相遇》，以及提供给社会青年和中老年人的《鲁迅九讲》。而我自己也活跃在其中，我追求的是“鲁迅——我——青年读者”之间的生命的交融。
《与鲁迅相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刊行
（三）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
我出生于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说法，应属于“三〇后”那一代。我最感自豪的是，我与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六代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四〇后”、“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与“八〇后”、“九〇后”。
我于1960年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那年我正二十一岁，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都属于“四〇后”。我出身在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小学、中学与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自己也是以当作家、学者为追求。因此，一下子到了最边远、最底层的中等专科学校教书，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可以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要如此年轻的我独自直接应对：如何面对现实？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又如何坚持？开始我有不知所措之感，但冷静下来，就做出了此后决定我一生的选择：对于我这样的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放弃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我又必须作出某种调整。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宣告：进入贵州大山，就别想出山！我曾经想考研究生，但由于家庭出身，学校明确表示不准报考。这样，我就必须作好长期（甚至一辈子）待在贵州的准备。那么，我又如何坚持理想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狡兔三窟”的成语：是不是也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现实的理想”，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于是，我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尽管家庭出身的影响，学校对我多有防范，连班主任都不让我当；但总还是给了我一个课堂，一个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就以“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由此开始了我自觉地充当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而且搬到学生宿舍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由于我和学生年龄差别不大，很快就和学生打成一片。我们一起学习、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我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学生，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几十年后，当年的学生每次聚会，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前几年我到贵阳，还有学生从几百里外赶来看我。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与学生的交往，特别是学生的成长中，感到了生命的意义，获得成功感，享受着教师的快乐，从而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耐心等待，作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因此，在学生睡觉以后，我又挑灯夜读，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阅读与研究，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所写的数十万字《鲁迅研究札记》，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回到北大讲鲁迅”的梦。这是一个漫长的准备与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最终回到北大讲台，这一等就是整整十八年。回顾这段历史，我总要感激我那些贵州“四〇后”的学生，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我早就被现实压垮或变形了，根本不可能坚持十八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
但与“四〇后”青年学生的交往，我们彼此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许多在我身边的学生都被打成“以钱理群为首的三家村”里的“小牛鬼蛇神”。而尤其让我震惊的是，一个学生竟为我付出了生命！那是一位护士班的叫陈某某的女学生，她其实并不是我“圈子”里的学生，只是随着其他同学到我那间小屋坐过一两次，因此连她的面貌我都记不清楚。“文革”开始批斗我时，她仅是出于年轻人的正义感，在小组会上针对批判我时横加某一具体罪名，说了一句“上纲上线太高，不符合实际”，就被打成“公开跳出来为反革命钱理群鸣冤叫屈”的“现行反革命”，她想不通，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压力更大，就投湖自杀了。我为此感到万分恐惧，而且不断进行自我拷问：“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与生俱来，也应由自己一人默默承受；为什么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热情慰藉一颗孤寂的心，结果却让他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这岂不是用青年的生命之重换取了自己的苟活之轻？！——我终于发现，并承认：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从此，这年轻人的尸体，这有罪感，便如梦魇阴影般永远没有离开过。”在我与青年之间，永远横亘着一座“压在心上的坟”。
或许正是因为这具沉重的死尸的存在，使我后来义不容辞地参加了文革“造反”队伍，因此走出学校大门，走向工厂、农村，以至兵营，接触到了更广大社会的人群和青年人，我的影响也逐渐扩大。于是，大概在1974年左右，我的周围就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有学生、知青、工人，还有社会青年，年龄在二十岁上下，都是“五〇后”了。我们这个小群体，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文革”后期是相当盛行的，研究者将其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这样的民间聚集，有两个背景与推动力。一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我们这些人大都有造反的经历，但最终却发现，“文革”并没有解决我们期待解决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文革”产生的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新贵”比被打倒的“老官僚”更坏，面对“文革进入绝境”的现实，我们就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我）向何处去”的问题。我和我的“四〇后”、“五〇后”的学生这三代人，都是把中国的选择和命运与自己的选择和命运连接在一起的；而在我们的观念中，中国的问题又是和世界问题连接在一起的，因此，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世界”与“我们”向何处去？与此同时，我们又意识到，当“文革”陷入危机，也是一个转机：中国正面临一个巨大变革的前夕；当然，我们并不能预知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但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为这样的不知何时、以什么方式到来却必然要到来的社会变革作理论的准备，而要作理论准备的第一步就是读书。这就意味着，我们当时是为了一个宏大高远的目标聚集起来读书的；这和我们当时的身份、地位——边远地区、社会底层的，文化程度很低的年轻人（除了我这个大学生之外，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只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半大孩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们连最起码的书都没有，就只能偷；能够读的就是马列主义、鲁迅的书；而且读书，特别聚集起来读书本身，就有风险：后来我们才知道，从这群人聚集起来开始，就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特别关注，而且“文革”后期也确实有人因组织读书会而被捕，甚至处以极刑的。对此，我们都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夸大一点说，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读书，并且准备做出牺牲的。可以说，我和四〇后、五〇后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81年，天安门广场华灯下学习的青年（刘香成摄）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到了北大，闭门读了七年书，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之鲁迅观》（在此之前曾代一位老师给81级学生讲现代文学史），接触的就是六〇后、七〇后的青年了。他们或多或少有“文革”经验与记忆，因此和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有着先天的契合。在《我与北大》一文里，我谈到八十年代和六〇后、七〇后的青年一起读鲁迅，课堂上就形成一股“鲁迅——我——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后来这些学生纷纷投入学生运动，当然不是偶然的。我也因此陷入了和前述四〇后、五〇后一代交往时同样的矛盾心境中：既理所当然站在学生这一边，又为他们可能付出的代价而担忧，更为自己无力和学生一起承担后果，保护学生而痛苦地自责。于是，在我和六〇后、七〇后青年的关系里，又有了一座“永远压在心上的坟”。1993年我曾写文章：“后来，我离开了贵州，在更大的范围内，与更多的年轻人、学生接触、交往；但我总觉得有一座沉重的死尸横亘在我与青年之间，向我预示着：类似的可怕的结局会重新发生——不，这不是预示，这是真实的现实：或者说我已经分不清梦魇与现实……”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最后一批学生，是八十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八〇后”的青年。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要到退休以后。记得是2006年，我应邀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八〇后”这一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话题？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一个“青年调查”，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报告透露，我国“八〇后”的青年有将近两亿人，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二是谈到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社会的评价与“八〇后”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反差。许多人以“生活离不开网络”，“重视外表，讲究穿着”来概括这一代人，这也是“八〇后”可以认可的；但他们又批评“八〇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却引起了“八〇后”的不满，因此发出了“请别误读这二亿青年”的呼吁。我的演讲就是响应“八〇后”，为他们辩护的。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我举出来的例子是，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的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老实说了吧》，他的“老实话”就是看不惯三十年代的青年人，批评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我是“三〇后”，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三〇后”、“四〇后”直到“七〇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八〇后”“不认真读书”吗？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致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青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现在，距离我讲话的2006年已经有八年了，“八〇后”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而“八〇后”的某些人又开始对“九〇后”指手画脚了。这样的历史循环，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也大概从2002年退休以后，和“八〇后”，后来又和“九〇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应该承认，“八〇后”、“九〇后”和我熟悉的前几代青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四〇后”、“五〇后”，是“文革的一代”，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六〇后”、“七〇后”，是“八九的一代”，关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问题；那么，“八〇后”、“九〇后”，就成长于经济发展的时代，网络的时代，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个人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和几代人关系的变化：如果说，“四〇后”、“五〇后”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我是把那些贵州青年朋友视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六〇后”、“七〇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父辈的启蒙主义者的角色，但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少有距离的，就像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所说，他们是随时可以闯门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那么，对“八〇后”、“九〇后”来说，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我的年纪越来越老，已经没有精力和他们过于密切的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八〇后”的青年作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青年是不一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对“八〇后”睡着、玩着的青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已经无法和他们对话，他们对我也毫无兴趣，至多保留一点有礼貌的尊敬，这也属于正常。我能够交流的，是鲁迅说的，觉醒的，或要觉醒的青年；所谓“觉醒”，就是在坚持自己时代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时，又有所质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寻找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更为健全的发展。我因此把他们称为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既在根本上和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这个“三〇后”就与“八〇后”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我们共同的话题是什么呢？这也是我和“八〇后”青年对话时，谈到的对“八〇后”的看法的第二个方面。年轻人问我：你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我的回答是：“你们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已经老了，可以按照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这样糊糊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这样，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我们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为我和“八〇后”的新理想主义者进行精神交往的聚合点。如前文所说，我需要通过与生活在社会底层，具有活力的年轻人，主要是两个群体：青年志愿者与青年读书会的朋友的联系，借助他们的思想力与行动力，给自己不断补充生命力量；我也可以把我及我们几代人的人生经验教训，以及我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观察与思考，告诉年青人，为他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提供参考。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通常有两条：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自己，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人生基本经验；在我看来，这对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还是有意义的。
现在，回想起来，退休后的十二年来，我和“八〇后”、“九〇后”的青年，主要讨论了以下五个思想与精神命题，时间所限，我不展开：
1.“沉潜十年”；
2.“认识脚下的土地”；
3.“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4.“静悄悄的存在变革”——改变不了社会，就从改变自己做起；
5.“健康的，快乐的，有意义的活着”。
不难看出，这些命题既关系青年的成长，也关乎我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的选择。这是我这个“三〇后”与“八〇后”、“九〇后”的共同话题，我们都从相互探讨中获益。
还要说说我和台湾青年的交往：2009年我有机会到台湾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讲学，我开了两门课，系统地向台湾青年介绍鲁迅与毛泽东。我上课一开始就宣布，希望能够和台湾青年进行心灵的沟通。因此，我除了每周两次讲课，每次都在三小时以上，还留下一个晚上和学生聊天。我接触的这些台湾学生，以“八〇后”为主，也有“九〇后”、“七〇后”、“六〇后”。他们开始和我交流，还有些拘谨，但很快距离就越来越小了。我发现，海峡两岸各代人其实还是有相通之处的。比如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和青年一起在贵州山城夜读禁书时，台湾大学的同龄人也在偷偷地读当局严禁阅读的左翼书刊。而两岸的八〇后、九〇后，就都成长在经济发展的时期和网络时代，相近处就更多。当然区别也是明显的，我的感觉是台湾青年相对单纯，用不着提防，可以比较轻松地相处。因此，我在课程结束后的《感言》里，相当动情地这样说道：“相信这短短的三个月，在我的心中，在大家心里，都会留下一个不会磨灭的美好的记忆：曾经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么一群人，怎么以美好的心灵相互交流，互相触动，使彼此的生命得到一种升华。因此，我们应该相互感谢”。
（四）和青年交往中的困惑与反省
不妨从一件小事说起：我上课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同学们听课的热情，以致迷恋，既让我感动，又使我担心，并总是引起我的反省。一次课后，一位学生对我说：“钱老师，我太喜欢听您讲课了。听完课，一个星期里我们宿舍里大家都在议论您讲的话，充满了您的声音。”
我一听，吓了一跳：全是我的声音，没有了学生自己的声音，那就完了。还有一位研究生则这样说：“我听钱老师的课，开始总坐在第一排，后来就觉得不对劲：我被他控制了，就有了一种恐惧感。既想听，又要抗拒，于是我就躲到了一个角落里，远距离地听。”这就对了。
和研究生在一起（八十年代）
启蒙主义者还会经常遇到鲁迅说的“唤醒了铁屋子里的人，却不能给他们指明出路，反而增加了被唤醒者的痛苦”的尴尬和顾虑，鲁迅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成了吃人筵席上的“帮凶”。这又是我的一个终生难忘的隐痛：有一年除夕前夜，我突然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说他是出自农村的山东青年，他在读中学时，受到我对中学教育的批判的影响，中途退学，依靠自学考上了北大医学院。但他很快就发现了大学教育的许多问题，于是，又开始了反抗：不断写信给校方，提出种种批评，并且一再逃课，自己读书。校方就以他违反学校纪律为名，将他开除。家长赶来求情，学校提出要他承认错误，他拒绝了，最后就真的把他开除了。父亲在一怒之下，打了他，他就打电话找我了。我一听，连忙对他说，要学会保护自己，赶紧回到父亲身边，等等。这孩子只说了一句：“这些话，你早为什么不说？”就把电话挂上了。而且以后我也找不到他了。这件事引起了我至今也没有平息的自责与反省。一个启蒙学者，他的任何认识、言说上的片面、偏差（比如我长期只谈独立思考，反抗现实，而不说自我保护，生存策略），都有可能造成相信我的年轻人的灾难。鲁迅早就说过，他深怕自己未必成熟的果实，贻害了青年。他还说，自己无论选择什么，后果都自己承担，绝不去引导青年和自己一起冒险；自己不去牺牲，就绝对没有权利鼓励别人，特别是年轻人去牺牲。刚才我提到自己在与台湾青年相处时，特别轻松，原因就在我对台湾青年没有什么影响，我就可以随便说；但在大陆青年面前，我就有点紧张，深怕影响了、贻害了年轻人。因此，我经常说，自己在大陆讲课、演讲时，都是戴了面具，有所保留、遮蔽的，并没有将自己心里想讲的话全部说尽，也包括此刻的讲话，我不会将自己内心最尖锐的思考，公开出来，实在是害怕连累了诸位。这样的欲说还休的言说，其实是很无奈的。很多人都赞扬我说真话，其实，我只是说了“较真的话”，更多的时间和场合，在更多的问题上，是沉默的。
我和青年的交往，最容易受到批评的，是说我有“崇拜青年”的倾向。可能是这样吧。我的心灵最软弱的一面，就是容易被青年人利用。我不想回避这一点。我当然清楚，青年人是多种多样的，有人会利用我。但是我觉得与其被那些成年混蛋利用，还不如被青年利用。
我知道我的弱点，就是轻信。但是我又记得马克思说过，一个人最可原谅的弱点就是轻信。我就是这样，只要是年轻人，对我提出什么要求，我就觉得很难拒绝，看到年轻人受难，我就觉得受不了。这就不免要上当受骗。但又是鲁迅说的，我不能因为上过一次、若干次当，就把一切前来求助的年轻人都看作是骗子。当然，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时，是非常痛苦的，有一种美好的感情被玷污的感觉。但独自舔干净受伤的血迹以后，又忘了，遇到什么事，又免不了继续上当受骗，这几乎成了宿命。讲到宿命，我还要谈谈启蒙者的一个基本宿命，就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原因是复杂的。青年本来就是多变的。而社会的力量往往比教育的力量更加强大。这个学生在学校跟着你读书，你希望他将来成为“龙种”；可是他到了社会，社会很可能就把他改造成了“跳蚤”。当然，最根本的还在内因。能不能成为龙种，关键在是不是具有真正坚定的理想、信念、信仰。你看中的那些未来的“龙种”，从表面上，他也信誓旦旦地大谈理想、信念、信仰，因此获得了你的信任；但时间一久，就会暴露出他真正追求的是个人的名和利，大谈理想、信念也是获得社会地位与影响的一时之手段，他真正迷恋的是个人的权势和金钱，这就露出了“跳蚤”的本相。这也是“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因为“精致，高智商”就很容易被视为“龙种”，但最终还是利己主义的“跳蚤”。据说我谈“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其实是包含了我自己非常深刻的隐痛与无奈的。
最后，要说的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能够为青年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再往下，我就无能为力了。原因在于：我越来越不懂得当代青年了。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我和“四〇后”、“五〇后”是最接近的；和“六〇后”、“七〇后”，有心心相印的一面；和“八〇后”、“九〇后”的部分人还有某些共同语言；对“九〇后”的许多人，甚至“〇〇后”，就不大理解了，对他们的思想、心理、情感、行为方式，更是相当隔膜。这本属正常。就像你们和爷爷一样，尽管彼此相爱，但要作交流，特别是深度交流，就很困难，也没有必要了。面对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的新一代青少年，我既不能用我自己的信念、人生、处世哲学对他们指手画脚，那会妨碍他们独立自主的成长；更不能去一味迎合，那会失去我自己的独立自主性。最好的办法，是退居一旁，默默观察，同时给予老人的祝福。老实说，我作为一个七十五岁的“三〇后”，直到今天，还能在这里和诸位（好像各代人都有）作如此深谈，已经很不容易，我也很满足了；但什么事情都应该适可而止，如果还要没有自知之明的掺和下去，就没有意思，甚至显得可笑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越来越认识到，当下与未来的中国与世界，越来越复杂，对于我，也越来越陌生了。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人经验的范围。年轻人自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对他们所面临的新问题，我们的老经验，虽然不能说毫无价值，但作用确实有限了。这样，我和青年的交流，虽然也还有一定空间，但已经不大了，这是至少我自己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
于是，我就利用尚还存在的空间，为青年提供了两次服务，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今年写的：《和韩国朋友谈我所知道的部分青年的新动向》，听说这篇文章正在网上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全文，这里只能说个大概。文章不仅是向外国朋友，更是向国内的知识界，发出一个信息。主要介绍了两个“新动向”：一是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师与上海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部分博士生开展的“八〇后怎么办”和“我们是谁”的两次讨论，这表明年轻一代已经开始自己认识、反思自己，自觉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他们已经行动起来，像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发动的“爱乡村，发现乡村之美”的活动，反思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发现“乡土中国”。还有些广东、香港、台湾的青年，则联合起来探讨：在高速城市化的当代社会，生活在城市里的青年，如何回应这样的发展，寻找更理想、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一个“新生活运动”正在悄然兴起。我的结论是：中国部分青年正在突破体制的限制和成年人为他们的设计，“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成长着”。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同时也为中国知识界对此毫不关心，甚至茫然不知，还在那里一味居高临下地训斥青年，感到不安。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社会和学界、教育界的朋友：请俯下身子，看看鲁迅说的“地底下”的中国“筋骨与脊梁”。我愿意为正在“走自己的路：自己选择，自己承担”的青年，竭尽呐喊之力。
我的另一篇文章写于去年，题目是：《青年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这里不妨再大略说说，其实就是对在座的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岁的朋友，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距离我的年龄，还有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这正是你们人生的主要阶段；你们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将面临时代所提出的什么问题？你们想过没有，准备好了吗？我倒是想了，想到了三点。其一，人和自然的关系，将成为人类第一大问题。如果说我们和我们以后几代人都在那里搞“征服大自然”的蠢事，你们将面临大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之间的不断较量与协调，将成为你们的时代的主要内容，主题词。由此引发的发展模式，政治，伦理等等问题，都需要你们去应对。其二，你们还要面对的是“全世界都病了”的现实，也就是说，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模式（美国模式，中国模式，北欧模式，等等），文明形态（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等）都出现了危机和转机。这就进入了一个全面反省、反思的时代。如果说我们那一代面临的是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诸位所要面对的，是由文明危机引发的改革、调整，最后达到文明交融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对我们既定的认识世界的观念、方法的全面挑战。我们今天与今后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现实，新的社会问题，危机与变革，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固守于原有的价值立场，知识观念，以不变应万变，将变化了的现实强行纳入我们已有和固有的理论框架（无论是今天盛行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内，而需要从新的现实出发，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其三，你们还要面临的是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新变革所带来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挑战。即使是你们比我熟悉得多的网络技术，将对我们人类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恐怕至今还没有完全看清楚。还有基因技术的发展，对人自身的产生，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都是难以估计的。这就是我想到的未来三大问题。但我也只能提出问题，如何面对，我完全无能为力，都得靠诸位去准备，去面对了。
这样，我能够贡献给诸位的，都贡献了。我今年完成，明年大概可以出版的，是两本（套）书，一本是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和青年朋友一起读鲁迅》，另一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志愿者文化丛书》，共六本，其中一本是我写的《论志愿者文化》，收集了我多年来为青年志愿者写的文章。这两本（套）书大概就是我为青年朋友的集中服务了。以后，我还会关心青年，也还会继续写作，主要以书的形式和诸位相会，讲座与见面要越来越少了。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自然、更自由。你们尽管放开步伐，走自己的路。有一点可以相信，无论你们遇到什么，都会有一位老人，在默默注视你们，给你们以老朋友的祝福。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附录：钱理群关于青年的著作与文章
1.《致青年朋友》，中国长安出版社，2008年
2.《论志愿者文化》，三联书店即出
3.《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收《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喜读<新青年文丛>》，收《生命的沉湖》，三联书店，2006年
5.《新世纪寄语青年》，收《生命的沉湖》，三联书店，2006年
6.《我的某种不安——致一位年轻朋友的信》，收《生命的沉湖》，三联书店，2006年
7.《我所看到的九十年代北大的学生——余杰<火与冰>序》，收《论北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8.《“精神界战士”谱系——摩罗<耻辱者手记>序》，收《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9.《青春是可怕的》，收《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10.《课后感言——2009年11月26日在台湾交大最后一课》，收《智慧与韧性的坚守——我的退思录》，新华出版社，2011年
11．《我的人生之路（上）·我和青年·我一生不堪回首的记忆与隐痛》，收《我的精神自传》，漓江出版社，2011年
12．《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收《我的精神自传》，漓江出版社，2011年
13．《永远压在心上的坟》，收《压在心上的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14．《一封寄不出去的信》，收《血是热的》，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
15．《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收《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华文出版社，2014年
16．《寄语<星火>的青年朋友，收《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华文出版社，2014年
17．《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演讲》，收《我们一起来读书》，待出
18．《社会公益活动的根扎在哪里》，收《我们一起来读书》，待出
19．《我和青年志愿者》，收《我们一起来读书》，待出
20．《读书，为了健康的，快乐的，有意义的活着》，收《我们一起来读书》，待出
21．《我所知道的部分中国青年的新动向》，收《我们一起来读书》，待出
22．《年青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收《我们一起来读书》，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