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卜凡 深圳報導

　　如果氣象條件允許，2014年最後幾天，“雲端”號飛艇，將從“阿波羅”基地起飛，漂浮在雲層之上，傳輸海量資料，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雲”。

　　“阿波羅”計畫執行人——深圳光啟空間技術有限公司——這是在和Google賽跑：距離地面20至100公里的“臨近空間”，除了火箭偶爾穿越外，沒有飛機，沒有衛星，還是一片人類尚未開發的寂靜空域——直到Google去年在新西蘭試驗性地發射太陽能熱氣球。

　　作為世界級互聯網企業，Google在全球配置資源，希望通過這些熱氣球發射Wifi信號向偏遠地區提供廉價互聯網接入。而深圳光啟，這家才成立4年的年輕組織，憑什麼行?

　　核心在於該公司背後，深圳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下簡稱“光啟研究院”)的科研實力：臨近空間利用關鍵在於材料科學進步，而這家研究院短短4年，已悄然完成全世界範圍“超材料”領域85%的專利覆蓋。

　　在該院院長劉若鵬看來，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深圳“民辦官助”體制下，研究院所能享有的靈活性。“政府給予一定的科研資助，我們自己根據技術進步、市場變化等因素不斷調整人員配置、研究方向，在試錯中成長。”劉若鵬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採訪時強調，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實際上，與光啟同類性質的新型科研機構近年來在深圳不斷湧現，且正成為深圳自主創新新勢力。2007年落戶深圳的華大基因是一個開拓者，此外在新能源、精密製造以及航空電子、航空科技方面，深圳也有相應佈局。有人預測：深圳民辦科研機構或將改變中國源頭創新版圖。

　　關注深圳創新發展的人都知道，由於歷史原因，深圳一開始缺乏科研院所，90%以上的創新都是企業實施，市場拉動。近十年，深圳開始在源頭創新上佈局，但直到華大、光啟這類民辦研究院的出現，深圳逐漸探索出了一套適應這種新型研究機構的模式，也看到了真正能在新興行業引領世界的偉大公司雛形。

　　今年上半年，深圳GDP增速為8%，6大戰略新興產業占GDP比重達四成。深圳市官員日前透露，預計深圳2014年GDP增速還將接近10%。在全國經濟進入增速換擋器，憑藉戰略新興產業的快速成長，深圳似乎打破了“新常態”下越發達地方經濟增速越低這一普遍現象。

　　進入而立之年的深圳，開始散發出令人振奮的“矽谷氣質”。

　　尋找矽谷式“動力機制”

　　鮮為人知的是，今天光啟位於深圳龍崗區的阿波羅基地，曾經是一個名叫阿波羅的養雞場，後來是養鴿場，也辦過眼鏡廠。劉若鵬也覺得很神奇，名字不用改，用現在時髦的話說，毫無違和感。

　　的確，這個基地的發展路徑實際上也暗合了深圳的產業轉型升級過程，而這種轉型升級離不開創新驅動。

　　通常而言，典型的自主創新路徑有兩條。一種的實踐動力來源於創新鏈上游，以大學、研究機構的創新活動為起點，通過實驗室成果向應用環節逐步演進來拉動經濟，最終實現經濟系統競爭力提升。

　　“這在國內通常被稱為‘成果轉化’。”剛剛卸任的前深圳科協主席，現任深圳太空研究院院長的周路明近日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採訪時說，我國自主創新的實踐活動大部分採用這一模式。周路明是光啟研究院落戶深圳的引路人，同時也是2007年落戶深圳的華大基因在創新體系變革中的價值的發現者。

　　而深圳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即，以企業為創新活動起點，產品在開發過程中形成技術需求並向創新鏈上游傳遞，通過產學研合作方式實現創新目標。換句話說，深圳的創新動力來自於市場。

　　關注深圳發展的人，大概都聽說過深圳的“四個90%”： 90%以上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研發資金來源於企業、90%以上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職務發明專利生產於企業。深圳市長許勤認為，這是深圳自主創新體系中最有特點的東西。

　　“華為、中興當初設立跟成果轉化沒有多大關係，它們最早是做代理，嘗試製造的過程中開始有一些研發，為了實現技術上的目標，再把需求反映到上游的高校和研究機構。”這是深圳特有的“需求創新”模式，一位元觀察IT行業多年的深圳媒體界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導。

　　這與深圳的資源稟賦相關。作為一座上世紀末才新興的城市，別說創新起點的那些大學、研究院深圳沒有，就連工程師，“深圳建市之時只有兩個，一個是拖拉機維修工，一個是獸醫。”2012年2月，周路明在《科技日報》上撰文寫道。

　　但好在深圳當年面臨的是日韓台電子產業加工轉移的歷史性機遇，加上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吸引了全國各地在體制內束縛多年的科技人員，由於沒有院所可去，這些人一頭紮進市場經濟洪流。“在整個90年代，有數十萬科技人員陸續來到深圳，加入到以電子工業為核心的技術創新活動中，持續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在共和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周路明回顧說。

　　30年深圳飛速發展的歷史，證明了“需求創新”模式的有效性，但局限在於源頭創新缺乏。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研究生楊淳對1991年-2006年深圳專利統計資料分析後發現，深圳授權專利中，外觀設計佔據絕對優勢，而作為衡量產業技術源頭創新能力重要表徵的發明專利比例卻非常低，1991-2007年平均比例僅為4%。

　　楊淳發現，2007年，深圳發明申請量達19198件(同年北京為18763件、上海為15212件)，然而發明專利授權量僅為2257件，遠低於同期北京的4824件和上海的3259件。這意味著，儘管深圳專利活動技術創新活躍，但品質處於較低水準。

　　周路明最近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採訪時也表示，深圳的需求拉動模式與矽谷的成果轉化模式相比，雖然高效，但依然是在掙辛苦錢。“即便華為、中興在需求拉動模式下成為國際一流企業，但其所在行業已見到天花板，在這個行業中賺取最大利潤的還是外國公司。”

　　所以，對於深圳而言，哪怕將需求拉動模式發展到極致，也無法與矽谷比肩，這個城市需要把需求拉動和成果轉化模式疊加才能實現矽谷夢。

　　補足源頭創新短板

　　大約十年前，深圳開始有意識地對單純的需求拉動模式進行修正，希望彌補源頭創新短板。深圳陸續引入了虛擬大學園，也將清華、北大、哈工大等中國一流名校請進了深圳大學城。2006年，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成立，被認為是深圳提升源頭創新能力的重要舉措。

　　截至2013年底，該院累計爭取項目1358項，經費14.87億元，累計在研專案941項，其中國家級專案47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案221項;共簽訂工業委託開發及成果轉化合同329個，總合同額2.3億元;專利申請量累計達到2143件，其中發明專利占90%。

　　也是在2006年前後，深圳南山區提出要在大學城、先進技術研究院一帶，打造“深圳矽谷”。為此，南山區制定了《“深圳矽谷”建設規劃方案》，還成立了“深圳矽谷”建設推進辦公室。2007年前開園的深圳矽谷大學城創業園是南山營造“深圳矽谷”的開篇之作。

　　但幾年過去，“深圳矽谷”概念漸漸淡出媒體視野，深圳矽谷大學城創業園也僅僅是出租一些物業給小企業。

　　“‘深圳矽谷’不太成氣候，跟前期策劃不到位有關，也與大學城的模式有關。一來，校本部是不是把最好的資源放了過來，二來，這些個高校性質的機構，也把科研機構的老毛病帶來了。”一位曾在大學城一高校擔任副院長的人士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採訪時說。

　　在他看來，所謂的“老毛病”是指傳統高校國有研究機構以論文為導向的評價體系。這種體系下，科研機構實際上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率很低。

　　同樣是在2007年，如今已經聲名顯赫的華大基因一番流離後，脫離中科院體系，落地深圳，成立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

　　這個脫離體制，又想做基因組學基礎研究的團隊註冊成為一個科技類民辦非企業單位。現在，它被定義為“民辦官助”的新型科研機構，也是中國第一個“民辦非企”源頭創新機構。

　　而所謂“官助”，最主要的體現形式是科研資金資助。據深圳市委黨校董建中副教授等人獲得的資料，深圳市政府以無償支援、平臺建設、國家專項配套、專案專項等方式，已累計資助華大基因研究院約2.5億元。

　　華大基因落戶的當年，就用剛剛問世的第一代測序儀，完成了第一個中國人基因組圖譜(又稱炎黃一號)繪製，幾乎與美國科學家公佈的全球第一張白種人基因組圖譜同步。

　　此後，華大基因大手筆購買測序儀，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基因測序服務公司。與此同時，華大在250種的頂尖期刊等出版物上發表論文，僅2012年累計發表SCI論文142篇，平均不到4天就發表一篇SCI論文，曾單周發表6篇重大成果。

　　鑒於這些影響力，華大基因被自然出版集團評為“2012年度中國科研機構”第六名，執行院長王俊被《自然》雜誌評為2012年十大科學人物之一;2013年華大又被麻省理工《科技創業》雜誌評為全球最具創新力技術企業50強。

　　如今，儘管還在一棟曾經是鞋廠的工業廠房裡辦公，但已經幾乎沒有人可以否認華大基因的實力與潛力。也因為華大在基因組學這一前沿領域的地位，深圳開始具備真正源頭創新的實力。

　　深圳的“光啟模式”

　　光啟落地後，華大不再孤單。

　　2009年，年僅26歲的美國杜克大學博士生劉若鵬和他的團隊通過超材料技術研製出能夠對指定頻段實現電磁波繞行傳播的“隱身衣”，並將成果發表在《科學》雜誌上。

　　“超材料”領域在2000年出現，一直是被作為純基礎研究，但劉若鵬和他的團隊的成果，讓“超材料”應用變得觸手可及。

　　時任科協主席的周路明發現了這個團隊，並把他們留在了深圳。“中國人過去幾十年都是在做跟進式創新，都是在發達國家智慧財產權覆蓋已經完成或者接近完成的領域從事創新工作，所以中國人的成果已無法拉動起新的行業，也很難誕生世界級的公司。那些年我總在尋找機會：在新興領域，發達國家智慧財產權覆蓋還沒有或者剛剛開始，有一群中國人在站在了第一梯隊，這就是我們應該賭的戰略機會，在見到劉若鵬的團隊時，我確認這是我要找的那個機會。”周路明說。

　　按照華大的模式，光啟研究院作為一個民辦非企業研究機構，於2010年7月正式掛牌。周路明說，“華大給我的最大啟發是，民辦非企有可能是中國源頭創新的組織方式的一次變革，所以在光啟，我們是主動佈局。”

　　光啟落地之後，經過一系列的專家評審，廣東省財政給予光啟4000萬元創新團隊資助，深圳市政府則在予以免費使用軟體大廈12000平方米場地的基礎上，又資助了5000萬元的設備購置專項資金、4000萬元的省團隊配套資助資金以及2700多萬元的實驗室裝修專項資金和1000萬元線路擴容改造資金。

　　根據光啟網站公開的資訊，截至2014年6月，短短4年，光啟申請核心專利超過2600件，占過去十年相關領域專利申請量的86%。

　　“但光啟模式絕不等於‘free money’(免費資金)。”劉若鵬強調。

　　最近光啟副院長欒琳在廣東省新型研發機構建設工作現場會上發言總結了“光啟模式”的五大特點，民辦官助、融合聯動創新、企業化管理以及國際化、資本化。光啟認為，官助民辦，政府“養事不養人”及企業化管理的模式，給予了光啟不同於體制內研究院的靈活性，從而可以不斷根據技術和市場的變化，調整研究方向和人員配置，始終保持在國際前沿。

　　而能夠在一個組織內實現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和產業發展貫通，打通整個創新鏈條，在傳統創新模式中，是非常難以實現的。“我們原來做科技創新，條塊分隔得很嚴格、細緻，每個環節，都有各種專項計畫，由不同的主體來承擔。”劉若鵬說，“但是現在全世界的潮流是交叉。不是科學是科學、技術是技術了。現在需要的是，面向我們的目標，去看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技術突破。”

　　21世紀經濟報導曾對包括穀歌、微軟在內的全球十大科技類公司的科研情況進行研究發現，雖然他們都是面向廣大使用者提供服務，但他們也幾乎都有自己的研究院，進行基礎研究。

　　實際上，上世紀90年代，美國就有學者提出，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再到試驗發展並不是一個單向的、線型的過程。不僅基礎研究可能導向應用開發，應用開發也可以匯出基礎研究。學者進而將既追求基本認識又有應用考慮融合的研究，稱為巴斯德象限研究。在這一象限內，主要依靠產業部門資助，但政府部門投入也不可或缺。

　　這幾年，外界對光啟有一些質疑，認為光啟的民辦性質，使得這些政府無償投入的資金，進了個人腰包。對此，周路明認為，這是對民辦非企研究院的性質理解有誤。“民辦非企與國有事業單位一樣是公益性質機構，沒有股份，不能分紅;民辦非企研究機構的最大優勢是運行機制，深圳對這樣一種投入產出高、運行機制靈活的新型科研機構進行高強度的投入應該講是我國源頭創新組織方式的重大突破，跟私有化扯不上一毛錢關係。”

　　深圳的試驗，國家的未來?

　　有人認為，在華為、中興之後，華大、光啟又開啟了深圳科技創新的又一個春天。華大、光啟分別代表的生物基因和超材料領域，具有巨大產業化前景，而它們又站在了產業的制高點和最前沿。

　　華大基因的創始人之一汪建曾對媒體說，華大的科技服務能到一百億，醫學服務能到一千億，人人服務能到一萬億。

　　而對於光啟來說，其通過超材料導入到臨近空間的商業價值也十分巨量。國信證券分析師王學恒分析認為，臨近空間的市場空間保守估計在2000億美金，樂觀估計可達3000億美金。光啟科學今年6月在香港借殼上市之後，上市5個月股價上漲近30倍。

　　另據瞭解，目前深圳在國創新能源、精密製造、航空電子及航太科技方面，也佈局了類似的源頭創新科研平臺。此外，深圳的一流企業也加入源頭創新。“比如華為在研究數學。為什麼?因為現代通訊需要。頻率的利用效率如何進一步提高?有許多數學問題要解決。”深圳市市長許勤在前不久召開的第16屆高交會上回答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提問時說。

　　他認為，深圳現在在源頭創新領域，特別是幾大戰略新興產業全面破局，很大程度是因為在這些領域已經不再是跟隨者。“你越走在前沿，就越需要基礎研究，因為我們前面已經沒有別人開拓。”許勤說。

　　源頭創新能力的增強帶動的是整個深圳競爭力的提高。“華大、光啟在源頭創新領域的突破，深圳可能像矽谷那樣，誕生一批一出生就‘高大上’的世界級明星企業。”周路明說。

　　今年上半年，深圳GDP為6460.78億元，增長8%，高於全國和廣東全省增速。深圳的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資訊技術、文化創意等六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增加值2584.94億元，同比增長14.3%，高出全市GDP增速6.3個百分點，構成深圳發展的新動力機組。深圳市政府副秘書長高國輝在16屆高交會閉幕式上還透露，預計2014年全年深圳GDP增速仍然能保持或者接近10%，財政增速可以保持在20%多一點的水準。

　　在深圳賣地收入已經不足財政收入一成，且全部用於拆遷補償方面，而固定資產投資不到GDP的兩成的情況下，這種增速顯得更為可貴。

　　當下中國經濟增速進入換擋期，一個普遍現象是越發達的地方經濟增速越低，但借助戰略新興產業的快速成長，深圳似乎打破了這一規律。

　　在周路明看來，深圳的未來也可以成為中國的未來。經過20多年對科研體系的研究，他發現，知識的創造端和需求端有了很有意思的變化。具體而言，在工業革命階段，知識創造端不足，需求巨大。所以知識創造出來，是不得了的事情。但幾百年下來，知識的創造呈爆炸性增長，但需求卻是穩定性增長，因為衣食住行這些大的需求都滿足了。

　　“這就導致，知識的創造必須跟需求有某種關聯後才顯得有價值。”周路明說，這將意味著，在創新鏈條上，需求端的權重增加，“而中國最大的優勢就是十三億人口基數反映的需求，以及不同的文化、地域背景導致的需求多樣化，再牛的公司，要到中國市場，都不能忽略這些需求。中國這幾十年科研這麼爛，基礎教育這麼爛，但是產業創新這塊沒有被發達國家落得太遠，而且還在快速追趕，很大程度有這方面的原因。”

　　另外，過去知識創造轉變為應用週期很長(長則幾十年，少則十幾年)，環節很多(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品開發等等)，而且這些環節由不同的創新組織承擔。“近年來，創新鏈條壓縮現象明顯，一個創新組織能夠把創新鏈條所有環節囊括其中，譬如蘋果公司。在這種情形下，需求甚至可以直達基礎研究環節。華大基因和光啟也是這樣，這在發達國家也不多見。”

　　但華大、光啟這類具有拉動起新興產業的戰略價值科技團隊發展中，一個共同的困擾是：由於是新領域、新行業，沒有標準、沒有政策、沒有戰略，要推動產業發展除了要解決技術、管理、市場等問題，還要提供行業生態解決方案，推動解決宏觀資源配置瓶頸、政策戰略盲點，一路走來十分辛苦，雖然有周路明這樣一些有心人的幫助，但畢竟不是一個制度化的推動方式。

　　受此啟發，周路明正在籌建一個全國性的智庫平臺，聚集官產學研資各領域領袖人物作為中國源頭創新的專業性服務平臺，通過提供專案評價、產業生態研究推動決策等，扶持更多華大、光啟團隊參與源頭創新。

　　周路明聲稱，他希望通過國家級智庫平臺的大旗，感召國內外優秀團隊用新機制、新的路徑從事源頭創新，推動中國源頭創新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組織方式的變革。

　　光啟可複製嗎?劉若鵬的回答是，“ How to say?(怎麼說呢?)我也在觀察。”

　　劉若鵬的切身體會是，深圳這些年從頂層設計上加大創新支持力度，一開始會有創業團隊沖著free money來，但是過一段時間就會發現，大家會對初創企業高看一眼。“大家會問，你是不是下一個騰訊，會不會是下一個華大、光啟?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力量。而這種力量我沒有在其他城市看到。”

　　“雖然你現在很小，但是很有可能就是super star(巨星)，這才是這個城市的Secret。”劉若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