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璟

 

　　12月13日，中國第一次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進行國家公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儀式并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講話中強調，南京大屠殺慘案鐵證如山、不容篡改。中國人民將堅定不移維護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愿同各國人民真誠團結起來，為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世界而攜手努力!

 

　　在當前中日關系微妙的背景下，中國這一行動舉世矚目。

 

　　縱貫世界歷史，橫觀當今全球，人類關于人權的斗爭從未停止，文明世界也從未斷絕法西斯與恐怖主義的威脅。從江蘇省級政府層面祭奠轉向全民悼念，由關注事件轉向對生命與人權的尊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設立對于中華民族而言，不是為了宣泄情緒、民族復仇，而是為了更深切地理解民族團結、國家強大的重大意義，促使人類銘記歷史，避免悲劇重演，維護世界和平及正義良知，促進共同發展和時代進步。

 

　　應當被銘記的慘痛歷史

 

　　“尸體堆成山，血流成河。”今年已經85歲的幸存者袁桂龍老人始終難以忘記，1937年12月13日，日軍進入南京進行大屠殺后城內的景象，對前來采訪的媒體不斷大聲重復這句話。而作為控告日本右翼侵權勝訴的第一人，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老人已經經不起媒體記者的再三提問。老人的外孫女夏媛說，每次提到那段悲慘的歷史，老人心情就會低落，好幾天都不愿說話。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72卷）主編、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所長張憲文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列數日軍在南京的三大罪行：其一，大屠殺。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及南京的和平居民進行大量殺害；其二，大規模的性暴行。南京城六周內發生2萬起強奸，且日軍手段十分殘忍，令人發指；其三，破壞南京城市，意圖通過對首都城市的毀滅讓國民政府感到壓力。

 

　　中國的決心與責任

 

　　作為二戰史上人類三大慘案之一，南京大屠殺暴行的種種細節，在國家公祭日的背景下不斷被放大。但國家公祭日設立的背后，有著超越“銘記歷史”的恒久普世價值。

 

　　“在傳統文化里，我們對老百姓的生存、死亡并不關注。而現在國家公祭悼念的是在戰爭中遇難的同胞，這在以前是沒有的。這樣的轉換從政府層面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認為，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背后，顯示的是中國政府開始關注人的個體生命；從政府行為、政治行為變成全民行為，由單一層面轉向民間、全社會參與、關注；由中國視角轉向向國際社會展示，國家公祭日的設立，讓更多人清楚認識到，這段記憶不僅僅是中國人的記憶，也是世界的記憶。

 

　　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石斌認為，國家公祭日的設立至少有三個因素：其一，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世界各國都已開始舉行或籌備各種紀念活動。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理應有所回應。其二，面對日本右翼勢力無視中國等亞洲國家人民的情感，肆無忌憚地否定、歪曲歷史，不斷為軍國主義翻案、招魂的昭彰事實，中國有必要通過這類形式，以正視聽，警醒世人。其三，近些年來，在中國社會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出現了一股歪曲歷史、顛倒黑白，甚至抹黑先賢、烈士的逆流，導致了社會核心價值觀的模糊和一些年輕人歷史認知混亂的現象。中國政府理采取措施，在重大歷史問題上表明立場，有利于彰顯國家意志、弘揚民族正氣。

 

　　石斌表示，以上這些因素都只是“助緣”。從根本上說，無論中日關系如何，國際形勢如何，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或其他有關民族大義的重要紀念日都應該設立。國家公祭日的設立，旨在與世界更好地在溝通，向全世界傳遞中華民族對于人權和文明的態度，在于向全世界表達中國熱愛和平、維護和平的決心與責任。

 

　　改變觀念尚需時日

 

　　目前，中日兩國對于南京大屠殺歷史的判斷，不僅在官方形成對立，民間的主流看法也截然相反。

 

　　日本二戰老兵身穿侵華時皇軍軍服，手持刺刀，高舉太陽旗到靖國神社參拜的場景每年都在上演，日本右翼否認南京大屠殺、歪曲史實，以安倍晉三為代表的日本政界人士“拜鬼”的行為更深深傷害了中國、韓國等受害國民眾。日本戰后對侵略和加害的歷史態度為何與德國截然不同？張憲文分析，四面臨海的島國心態，使得日本對于掠他國資源發展自身的侵略犯行為不能很好反省認識；二戰后由于美國的經濟扶持，日本沒有對戰爭罪行進行徹底清理；戰后，日本也沒有充分理解國民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放棄戰后索賠的寬容政策；扭曲的傳統文化以及日本要實現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的目標等現實問題是主要成因。

 

　　為何中日兩國民眾對南京大屠殺的理解也相去甚遠？在不少中國學者看來，除去官方因素，這與兩國學者的研究結論不同有很大關系。在日本書店中，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書都稱之為“南京事件”，只有少數“屠殺派”學者，如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洞富雄稱之為“南京大屠殺”。

 

　　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告訴本報記者，中日兩國學者 “在有沒有發生暴行方面，是有統一戰線的。但具體到數字30萬，我們沒有同道。”在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中，只有洞富雄曾表示死難者不下二十萬，“屠殺派”認為有十幾萬，中間派認為有四千到四萬人，而虛構派甚至認為根本不存在屠殺。“在日本，右翼、虛構派也標榜自己是客觀，但是我們看來，他們各有意識形態立場，在有立場的情況下，在看得到的將來，不可能發生根本的變化。”程兆奇說，民眾形成共識的來源一定是通過學者，對于南京大屠殺，兩國民眾的認識已經高度定型化，要發生大的轉變很難。

 

　　盡管如此，年逾80的張憲文依然和其他學者一道，在政府的支持下努力將南京大屠殺相關著作翻譯為英文、日文，希望盡快在日本及其他國家出版，讓日本民眾、全球社會了解歷史真相。“這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作，非一日之功。要了解真相，改變觀念有一個過程。”張憲文說，中日關系惡化也導致兩國民眾觀念的轉變，就中國自身而言，前兩年也有民眾因釣魚島之爭而走上街頭打砸日牌汽車的事情發生，民族主義也要避免走向極端。

 

　　堅守應有之義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曾表示，對中國69年后才設立公祭日感到不理解。 而多年以來，日本右翼不斷對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提出質疑，甚至聲稱根本不存在屠殺。

 

　　“正確的事早晚都要做，遲做不如早做，晚做勝過不做。反過來說，錯誤的做法，例如靖國神社“拜鬼”，一直在做，難道就對了嗎？”石斌說，一個國家悼念自己的受難同胞，警示后人勿忘國恥、牢記民族災難是天經地義；受難者的歷史記憶更不需要經過加害者的同意。他認為，中國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舉行國家公祭并不會對中日關系或中國任何對外關系造成不利影響。

 

　　張憲文認為，對于遇難人數，中國不應因日本制造的陷阱而走偏。“要談是不是30萬，首先要承認三點：是不是是大屠殺，其手段是不是極其殘忍的，是不是違反國際法的。；數字問題可以交給學者去研究。”但他也強調，學者的研究可以質疑，卻不能推翻戰后“兩個法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戰犯軍事法庭）對于遇難者人數的判決。

 

　　“如今中國在對外關系上似乎無論做什么、怎么做都會招致批評。那是因為中國正在走向強大，但又不夠強大。當一個古老卻能重新煥發生機與活力的民族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合法權益和應有的作為時，難免受到傳統勢力、傳統思維的質疑，那是因為我們的堅守還不夠持久，還需要時間。因此，我們無需患得患失。”石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