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那，像是正在做一个听力测试。耳机夹在两旁的耳朵上，一动不动，面无表情，专注地凝听着远处的声音。 他是戈德·维斯勒（乌尔里希·穆埃饰演）—臭名昭著的史塔西秘密警察中的一名上尉。 这一年是1984年。他是“老大哥”，日日夜夜呆在那个小阁楼里，窥探着楼下公寓里的生活。

公寓里住着剧作家德瑞曼（塞巴斯蒂安·考奇饰演）和他的情人克里斯塔（马蒂娜·戈黛特饰演）。 她也是一名演员。在德瑞曼的一场戏剧首演上，维斯勒第一次得知德瑞曼。当时维斯勒的同事告诉他，德瑞曼是一个重要人物。德瑞曼是唯一拥有西德读者的亲党作家，而且对东德还忠心耿耿。然而职业敏感让维斯勒丝毫不相信这一切。德瑞曼一表人才，事业成功，还有一个漂亮的情人。但或许他并不如表面那样清白。在猜疑和嫉妒的驱使下，或者说仅仅是好奇心，维斯勒在德瑞曼的公寓里拉了线，开始进行窃听。

然而随着窃听的进行，他并没有找到一丝证据来证明德瑞曼的不忠。甚至没有窃窃私语，没有含蓄的暗示，连枕边的谈话中也毫无信息可以挖掘。明显看来，德瑞曼是如此地信仰东德模式。但是史塔西并不相信这一点。 这些秘密警察要寻找意见分歧和反动，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认为像德瑞曼这样的人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其实或许这些秘密警察本身也并不相信东德政府，而只是选择了站在胜利者的一方罢了。

维斯勒这个角色很迷人。多年工作所致，他的脸变得像一张面具。你根本看不到他内心深处的情感。有的时候你甚至看不到他眼睛的转动。 正如穆埃在表演中呈现出来的那种难以捉摸的微妙，他监视德瑞曼像是一只猫在静候猎物。窃听开始内化成他的生活。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没有爱人，没有供消遣的爱好。没有任何东西会分散他在工作上的注意力。

尽管这部影片获得了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但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剧透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当他那贪心的上级汉普部长（托马斯·席尔梅饰演）对克里斯塔产生了非分之想时，维斯勒面临了一个选择。他的上级命令他挖一些东西来扳倒德瑞曼，以此扫除障碍。但是并没有证据能够定罪。然而一个忠诚的间谍必须忠于自己的职业，所以现在他被要求去捏造事实来证明他的忠诚。

很重要的一点是，维斯勒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谁可以倾诉。他生活在一个充满猜疑和妄想的国度里，任何一个小的差错都能致命。让我们再回想一下食堂里的那个场景，当一个年轻的少尉愚蠢地开了一个反政府的玩笑时，在场的维斯勒也笑了，但紧接着他又冷冷地询问这个少尉的名字。（译者注： 并不是维斯勒询问这个少尉的名字，而是他的同事古比兹） 同样的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所以当他一步步深陷困境时， 他却没有任何人可以信任。台词中也没有任何他的内心独白来告诉观众：他在想什么？ 只有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一些不起眼却能告诉观众他的内心世界的迹象和他的一些出于本能的抉择。

柏林墙在1989年倒塌了（影片中也有这一幕）。而故事仍在发展。结局很讽刺但又出人意外地令人满意。这部电影仍有现实意义。在今天，我们的政府忽视公民的人身保护权，暗中施行酷刑，又反过来要求拥有窃听公民的权利。但是这些手段并没有拯救东德，而是毁了东德。用一种让其忠诚的公民都不再相信自己国家的方式来毁灭它。面临着外部势力的渗入，东德选择了用侵犯其本国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来防毒。害怕公民造反却恰恰鼓励了公民的造反。诚然，西德就在那。 但是西德从来没有向东德打来炮弹。东德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其实是给自己埋下了炮弹。

《别人的生活》这部电影如无声处的惊雷，由潜在的想法和秘密的欲望构成。影片以维斯勒教授学生审问技巧和实战审问开始。其中有一个令人心寒的细节： 嫌疑犯被迫把双手垫在大腿下面。这样子秘密警察就可以把坐垫留给警犬作为气味采样。影片告诉了我们柏林墙最终是如何倒下的，不是通过炮弹，不是一蹴而就，却是因为底下的舆论。

注：在电影中，德瑞曼的爱人是告密者。在现实生活里，演员穆埃的妻子曾经就是服务于史塔西的一名告密者。

（译者：汤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