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诗人、作家。

于坚/文

谁在写作？显而易见，我。

但是，我，鹤立鸡群，形单影只。

如果作者追求的是遗世独立，自我欣赏、自我表演，“献给无限的少数”，不要求诗的兴观群怨，只是语言的自虐，那么无可厚非。但许多自我喜剧化的作者，却又暗藏着入世的目的。一方面表演曲高和寡，一方面又渴望被接纳。甚至共享的范围为零，就诉诸权力，强迫共享。

诗被接纳是光荣的。因为文明要照亮的是世界，而不仅仅是我。接纳、共享无法被强迫，诗招魂，灵魂无法胁迫。煌煌千秋，灭心从来都是失败的。

这是世界观的问题。

我以为，写作一方面出淤泥而不染，一方面又要厚颜无耻地回到世界中。

庄子说“吾丧我”。这里面有两个我，一个是吾，一个是我。无我就是吾丧我，这个吾是谁？

吾丧我是谁在丧我？无我，它背后呈现的东西是吾，无我的过程呈现的是吾。吾不是自我，而是超越自我的我，通过写作，完全是我的写作抵达了一个无我的境界。

我以为，最高的写作是我表演的一场升华于吾的、无我的游戏。

我肯定是一个社会角色，但吾是超越性的。自恋、自怨自艾、自持、自封、自高自大、自爱、自我表现正是一种社会性。诗的纯粹从来不在这些方面。

天地无德，写作要达到的是“天地无德”。天地无德，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共享在道，不在德。如果缺乏共享，那么作品就只能自我陶醉。

帕斯捷尔纳克有一次透露：“我给他们送一首诗去，这首诗对我而言，写得太快了，写的是英国罢工。”这并不妨碍帕斯捷尔纳克在我看来，依然是纯粹的诗人。纯粹的诗人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写英国罢工，甚至“很快地写”。

诗如果不并列展示，就不存在好坏。唯一的诗肯定是最好的诗。

诗的共享的范围、层次不同。社会大众是一种共享，小圈子是一种共享，图书馆是一种共享。短时段有短时段的共享，中时段有中时段的共享，长时段有长时段的共享。

时段，布罗代尔的概念。短时段意味着事件，新闻时间；中时段意味着时代；而长时段意味着永恒。

杜甫追求的是长时段，他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李白也是，他写道“金玉如来是后身”。

杜甫一部分是史诗作者，史诗意味着共享之证据的可靠性，证据是短时段的吗？我最近重读他的《兵车行》，发现其证据依然可靠，完全可以将战争转喻为当下的种种纷乱。

作者总是“亲在”于某一社会。但伟大的作者只亲在于语言。千年前写下的《兵车行》依然可以感受到杜甫语言的魅力。

社会性因语言的持久魅力而一次次重生于短时段，其社会性并不因为时过境而稍减。荷马史诗也是一样，《浮士德》也是。

写作只能从中时段或者短时段出发，或者从社会出发，但只有语言能够保证作者抵达长时段。

我不担心一首诗是否具有社会性或者遗世独立。这不是问题，写什么都行，语言是超越性的，语言的魅力就在于它并非短时段或者中时段。语言貌似在社会中，历史中运转着文明，其实它照亮的比所有的当下、时代都更为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