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迟子建
《群山之巅》讲述了在北方龙山之翼的龙盏镇上，屠夫辛七杂、“小仙”安雪儿、执行死刑的法警安平、殡仪馆理容师李素贞，以及绣娘、金素袖等一个个身世不同、性情迥异的小人物，在群山之巅的滚滚红尘中浮沉，在诡异与未知的命运中寻找出路。小说中众多卑微的小人物，“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
创作完成未释重负
辽宁日报：请问《群山之巅》小说中的人物是否有生活原型？鸿篇巨制创作完成，您是否感觉轻松了？
迟子建：闯入这部长篇小说的人物很多是有来历的，比如安雪儿、辛七杂。从第一部长篇小说《树下》开始，20多年来，我在持续的中短篇写作的同时，每隔三四年会情不自禁地投入长篇的怀抱。 《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白雪乌鸦》等就是这种拥抱的产物。有的作家会担心生活有用空的一天，我则没有。因为到了《群山之巅》，进入知天命之年，我可纳入笔下的生活依然丰饶！虽说春色在我面貌上正别我而去，给我留下越来越多的白发和越来越深的皱纹，但文学的春色一直与我水乳交融。
与其他长篇不同，写完《群山之巅》，我没有如释重负之感，而是愁肠百结仍想倾诉。这种倾诉似乎不是针对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而是因着某种风景，比如滔天的大雪，不离不弃的日月，亘古的河流和山峦。但或许也不是因着风景，而是因着一种莫名的虚空和彻骨的悲凉！所以写到结尾那句：“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我的心是颤抖的。
尽管如此，我知道《群山之巅》不会是完美的，因为小说本来就是遗憾的艺术。但这种不完美，正是下一次出发的动力。
小人物是文学的珍珠
辽宁日报：《群山之巅》里的人物多达百个，全是小人物，是一群生活在大时代的小人物，您的创意来自何处？
迟子建：不知不觉，我已经写了30年。可以说，我的生命是和写作联系在一起的。每一次进入小说，都是再一次发现生活的过程。《群山之巅》描摹的是龙盏镇众生的群像，进入每一颗卑微的心，与之呼吸，让这部长篇获得了生命力。
2001年8月我和爱人下乡，在中俄边境的一个小村庄遇见一位老人。他衣衫破烂家徒四壁，是攻打四平的老战士，负伤时断了三根肋骨，丢了半叶肺，至今肺部还有两块弹片未取出来。 “文革”时他挨批斗，揍他的人说，别人打江山都成烈士了，你能活着回来，肯定是个逃兵！政府每月的补助连饭都不够吃。老人儿媳埋怨他这种状况无人关照，前两年有记者来访，走后也是不了了之。我觉得很悲凉，一个打江山的人，是不该落得如此下场的。
从那儿回来后，我爱人联系这座村庄所属县域的领导朋友，请他们了解和关注一下老人的事情。不久后他还跟我说，事情有了进展。可是八个月后，他在归乡途中遭遇车祸。几年前我听说某驻军的一名年轻战士，因陪首长的客人在游玩时溺亡，最终却被宣传成一个救落水百姓的英雄，这个故事唤醒了我对那位老人的记忆，也唤醒了我沉淀着的一些小说素材。
那之后，我每年依旧回到故乡，去感受家乡的变化。比如人逝世后何时才可土葬，何时就得火化而产生的争议等。社会变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新规，在故乡施行所引发的震荡，我都能深切感受到。一个飞速变化着的时代，它所产生的故事可以说是用卷扬机输送出来的，量大，新鲜，高频率，持之不休。我在故乡积累的文学素材形成了《群山之巅》的主体风貌。
辽宁日报：不管是您的长篇还是短篇，关注的多是小人物，这些小人物都生长在一个大时代。
迟子建：我曾写过68万字的用编年体写就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我用了上百个小人物，来构筑我文学眼中的“伪满洲国”，哪怕是写到溥仪这样的“大人物”，也采用写小人物的笔法，因为我觉得小人物身上，更能呈现生活的本真状态。我的其他长篇，比如《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白雪乌鸦》，也都是以写小人物为主。在我眼里，小人物是文学的珍珠。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我们都是走在地上顶着天的人，《群山之巅》里的人物就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的人，迟子建的小说一向有这种力量，即脚踏实地的力量。
潘凯雄（中国新闻出版集团副总裁）：作品最后的一首诗印象最深。我望见了那望不见的东西，这是作者新的发现。而读《群山之巅》的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发现，迟子建几个长篇一以贯之的就是小人物和大时代。不论是《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还是《白雪乌鸦》，这些小人物和大时代或大事件是不变的。这部作品仍然是诸多小人物，读到的却是一个巨大的时代和宽阔的时空。变化最大的是小说的结构，即17个小标题环环紧扣。 20万字的小说成功处理这么多人物关系很有智慧。
孟繁华（沈师特聘教授）：迟子建写过短中长篇，都获过奖。她生长在中国最北方，其作品一直有地域性，地域性是不是就是民族的大众的，对此也一直有歧义，一些作家移居到南方或繁华之地，其作品也离不开其生长地方的痕迹。这部作品中人物出场很有智慧，人物命运构思巧妙，通过一个人的换肾把北中国群山下的一群小人物的众生相揭示出来，作品既有地域性也有普遍性。把当下社会生活鲜活地呈现出来，也表达了对某些事物的拒绝与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