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在迎接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誕辰的紀念活動中，埃及總統塞西發出“宗教革命”呼聲，號召穆斯林領袖協助打擊極端主義。他說，“我們需要一場針對宗教信仰的改革。你們這些伊瑪目應對安拉負責。全世界期待著你們的行動，全世界期待著你們的聲音……因為伊斯蘭世界正四分五裂，水深火熱，漸漸凋零，而且在我們手上凋零……”這名虔誠的總統當天還參加開羅某科普特教堂聖誕集會並致辭，呼籲各種信仰宗派求同存異，相互包容，彼此友愛。
次日，巴黎發生《查理周刊》屠殺事件，震驚全球，包括16億人口的伊斯蘭社會。人們在強烈譴責恐怖主義襲擊，反思西方言論自由邊界時，也許能體會塞西釋放的警報：伊斯蘭世界正在毀於極端主義，國際形象已相當不堪。用塞西的話說：“我們認為最神聖的思想竟變成外界的一種焦慮，危險，殺戮和毀壞根源。我不是說伊斯蘭教，我說的是這種思想。”的確，問題不在伊斯蘭教本身，而在如何從內而外理解和踐行伊斯蘭。提倡伊斯蘭改革，決非以改革之名曲解伊斯蘭，更非以改革之名打壓伊斯蘭，而是讓其重現作為主流文明之一的光輝形象和巨大魅力。伊斯蘭改革的前提是必須冷靜看清自身的當下形象及成因。
筆者上篇長專欄重點探討西方與伊斯蘭世界沖突的來龍去脈，本篇則試圖淺析“伊斯蘭恐懼症”的內因，即伊斯蘭世界究竟怎么了?伊斯蘭的傳播形象為何日漸負面?除呼籲外界公正看待伊斯蘭，伊斯蘭世界又該如何攬鏡自照和反思?伊斯蘭世界不乏認真思考和探索者，但罕見公開質疑和爭鳴，因為言及伊斯蘭本身就非常敏感，而探討敏感問題，不僅需要視野，還需要智慧乃至勇氣，更需要輿論環境的包容。
作為伊斯蘭世界事務的長期報道者和研究者，筆者認為，伊斯蘭世界“形象不佳”根源有二。首先，全球傳播格局“西強東弱”，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語境下的涉伊斯蘭報道存在由來已久的偏頗、成見和標簽化。其次，伊斯蘭世界不幸遭遇雙重亂象：自身大面積陷入各種內亂，電視和網絡又空前傳播和無限將其放大，使伊斯蘭世界陷入十分不利的輿論漩渦，這令人沮喪的漩渦又扭曲部分穆斯林心態，形成惡性循環。
伊斯蘭世界存在突出的“過敏症”
宗教和文明生來平等，只有強弱之別而無高低之分，文明的開放性和包容度，往往折射它是否處於主流地位或強勢狀態。審視波斯文明、羅馬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最輝煌的歲月也都是海納百川的時期。比較當下三大主體文明表征，伊斯蘭世界包容性和彈性度明顯下降，即對來自外界的負面聲音過於敏感，反彈頻次高、烈度大。而西方和中華文明對“他者”的成見、偏見和言語冒犯，則更有承受力，反應也相對舒緩。
以宗教禁忌為例。在西方藝術表現中，宗教禁忌早已不是問題，即便沒有徹底消失，也很難再成表達禁區。西方演繹宗教事件和人物的作品汗牛充棟，對牧師、修女乃至教皇的嘲弄、抹黑甚至抨擊習以為常，即便最神聖的“三位一體”也常被以凡人方式解構、調侃。1988年公映的反映耶穌自我救贖的美國大片《基督最後的誘惑》，也曾在西方和基督教界引起喧嘩，但並未發酵出暴力反應，相關人員更沒有遭逢威脅甚至追殺。
中國道教、佛教信眾數量龐大，文藝作品從來不乏對宗教人士乃至各種神明的不敬、戲謔乃至扭曲，但也未曾出現相關信徒的抗議和示威，更沒有喊打喊殺乃至暴力攻擊。電視劇《濟公傳》、電影《誘僧》等內容大膽出位，未曾構成任何“辱教”式的政治或治安問題。
相反，“辱教”事件發生在涉及伊斯蘭的作品裏，則往往引起多國穆斯林抗議，甚至釀成暴力和流血。辱沒先知的極端行為，其後果尤其嚴重，從1989年伊朗最高領袖發布針對拉什迪的追殺法令，到西歐多名漫畫家面臨殺身威脅，直至發生《查理周刊》血案。辱沒先知嚴重傷害穆斯林情感，確實不可接受，但是，應該通過司法程序、和平途徑和文明方式討回公道，而不是采用或鼓勵暴力回擊。要改善伊斯蘭形象，實現伊斯蘭文明的革新與進步，基本和迫切的前提是，教眾必須“脫敏”，不能再成為不能觸及、不能非議和不能語言冒犯的超級宗教擁有者和例外信仰追隨者。
“過敏症”緣何特別嚴重?
特定族群和文明形態是可以進行人格化心理分析的。伊斯蘭世界較為明顯的“過敏症”成因複雜。最關鍵的病灶是，伊斯蘭文明長期陷入發展停頓、創新缺乏且明顯滯後於另外兩大文明形態。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落後和封閉，使整個信仰群體深陷矛盾、苦悶和掙紮，情緒容易波動，也必然成為激進思潮、暴力主義繁衍的溫床。
伊斯蘭世界大致涵蓋57個國家和兩個地區，伊斯蘭世界勉強入選G20的只有土耳其和沙特。2014年各國GDP排名，除上述兩國外，伊斯蘭國家位於20至50名間有8個，50名至100名之間有17個，101名至178名有16個。另據統計，2014年最不發達國家中，伊斯蘭國家占四分之一。即使在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這樣的新興大國，絕對數量不小的穆斯林居民也多分布於欠發達地區。歐美發達國家穆斯林社群政治和經濟的邊緣化更加明顯。應該說，伊斯蘭世界教育落後、文盲率高、生存與發展狀況不良，是毋庸置疑的普遍現象。
伊斯蘭教自公元七世紀傳播，1400多年內幾乎覆蓋所有人類聚居地區和族裔，信眾人數僅次於基督教，這種速度和規模是其自身魅力獨特和包容性強的最好詮釋。巔峰階段的伊斯蘭文明曾虛懷若穀，求知若渴，推崇學者，奉其為“先知的繼承人”，也因此廣納博采，推陳出新，成為傳承人類智慧的燈塔，更是歐洲自然和人文科學的播種機，以及啟蒙歐洲複興、推動西方文明進化的強大引擎，滋養了哥白尼、達伽馬和但丁等一大批西方文明的先驅者，為人類曆史進步作出卓越貢獻。
但是，自蒸汽機發明以後，支撐當代世界文明主體的幾乎所有發明創造，都與伊斯蘭和中華文明無緣，雖然兩大文明依然不同程度地奉行開放門戶和拿來主義，但伊斯蘭世界因為宗教與文化觀念僵化的束縛，徘徊不前，未能整體處理好現代與傳統、西方與東方、宗教與世俗的辯證關系，嚴重制約自身發展。以代表世界智慧最高水平的諾貝爾獎為例，創立114年後產生的889位得主，絕大多數來自西方國家;伊斯蘭國家得主寥寥無幾，自然科學領域的嚴重滯後和能力缺失已不言而喻，整體落差天壤之別。曆史輝煌營造的盲目自大和現實凋敝引起的自卑自艾，構成伊斯蘭世界最為突出的文化心理，這種病態心理往往折射為不容質疑、不容觸碰的極度敏感。
另外，廣大伊斯蘭世界又恰恰是近現代地緣政治博弈多發區和深水區。隨著伊斯蘭文明的衰落，接踵而至的是西方殖民主義入侵、占領、掠奪和操縱，長期的異質文明統治構成文明沖突的誘因，而二戰後美國為代表的幹涉主義和霸權外交，更大大激化伊斯蘭地區固有的大文明和區域亞文明對立與沖突，加重因外交軟弱、軍事失敗、經濟沒落和權益受損而積累的挫敗心結和悲情意識。
常有人說，凡是穆斯林人口密集的地區，總是陷入動蕩與戰亂。這種觀點持有者肯定忽視了一個宏大背景，即這些穆斯林地區正好是幹涉主義重災區。對一個群體而言，挫敗與悲情遷延已久，容易固化為民族性格與氣質，甚至形成條件反射，比如猶太人的大屠殺情結，日本人的悲觀主義，伊朗人的烈士文化，美國黑人的歧視記憶，越南人的北方憂患，甚至印度和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都因過往戰爭的刻骨銘心而充滿定向性的敏感和脆弱。伊斯蘭世界又何嘗不是如此，日複一日在血與淚中舔舐傷口，抱怨不公。
伊斯蘭世界亟須攬鏡自照
發展落後，外界誤讀，並被少數極端和恐怖分子“汙名化”，這是伊斯蘭形象受損的客觀和外在原因。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檢視當今伊斯蘭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伊斯蘭教是猶太教、基督教的集大成者，《古蘭經》是更現代、更完整的教典。千百年來，猶太教、基督教典籍只字未改，其信仰主體卻躍升為當代世界文明的主導力量，因為兩者經曆了比較徹底的宗教革命，完成嚴格意義上的政教分離，並對經典保持活學活用和與時俱進的態度。
伊斯蘭世界的精英們，總體上卻固步自封，死抱教條，不思進取。他們對教義的闡釋照本宣科，對經典的理解囿於字句，對已無法適應現代化和全球化大潮的概念抱殘守缺。對整個伊斯蘭世界而言，信仰已不再是先知時代那樣的進取推動力，而是沉醉於蒙昧狀態的懈怠鎮靜劑。盡管不能一概而論，但凡發展較好，恰當處理守護信仰和革新求變的伊斯蘭國家，都較少上述弊端，如東亞的印尼和馬來西亞，西亞的土耳其和阿聯酋等。與這些鳳毛麟角相比，絕大部分伊斯蘭社會依然深陷保守、壓抑和沉悶，個別國家甚至一度選擇逆現代化而進的歧路，如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和一度嘗試政教合一的蘇丹。至於根本不懂教法，卻打著伊斯蘭旗號殘殺無辜的“基地”組織、“伊斯蘭國”和“博科聖地”等，更是把伊斯蘭教及其信眾的形象搞得面目全非，而他們卻不乏一定的內部市場。
過於崇尚古人，迷信權威，壓制個性和自由，受制於表面化的信仰窠臼，無法適應快節奏、高效率和注重創新、求變的當代社會，也是伊斯蘭世界的痼疾。穆斯林崇尚聖行，但流於表面形式，而放棄先知革命性的開拓勇氣和創新精神。受複古傳統影響，長袍、頭巾和面紗等原本屬於中東民族防沙抗曬的服飾，都被視作伊斯蘭所謂標准或標志裝束，到處提倡和推廣，忽視伊斯蘭作為世界性宗教，它必然在保留教義核心要素一致的基礎上，完成與各地地理、氣候、文化傳統和生產方式的嫁接與融合。追求伊斯蘭世界從裏到外的信仰和文化大一統，不僅在伊斯蘭文明輝煌時期有限空域內無法企及，在70億人口和近200個民族國家構成的當代世界，更是天方夜譚，而且極大地制約了不同國家穆斯林群體的自我創新與發展。此外，伊斯蘭世界財富用於鼓勵教育、培養人才和激勵科技發明者相對不足，卻競相投入宗教傳播和教派博弈，局部地區出現清真寺遠多於學校和圖書館、禮拜場所硬件設施強於校舍的鮮明對比。
伊斯蘭教倡導共同價值和集體一律，這在統一阿拉伯部落並對外傳播先進文明的特定時期，具有積極意義，也確實成為凝聚和熔煉穆斯林共同體的精神紐帶。但是，這種追求在民族國家時代，特別是強調個體自由，尊重少數族裔和倡導文明多元的今天，已產生強烈的不適應，也容易引發與周邊環境的摩擦。西方世界早已“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伊斯蘭世界依然存在著依靠教法進行立法，甚至借助教法治國的返祖現象。西方和中華文明疆域內，宗教信仰早已回歸個人，教俗互不幹涉已是天經地義，但在伊斯蘭世界，個人信仰和生活方式，依然面臨著來自族群的明暗壓力。這種壓力構成個性解放、精神自由和社會活力的巨大掣肘，從整體上甚至根本上妨礙了伊斯蘭文明的重新勃發和急趕直追。
成規要遵守，陋俗需割除
伊斯蘭世界近十多年名聲不佳，很大程度上受累於極端和恐怖主義。雖然國際輿論普遍認為極端和恐怖主義既非伊斯蘭獨專，也不代表伊斯蘭，但毋庸置疑的是，絕大多數極端和恐怖行為都打著伊斯蘭的旗號，或者源於這片土地。拋開“他者”激變和誘發的合理因素外，伊斯蘭世界自淨能力的減弱也是不爭之實。面對各種恐怖襲擊，特別是引起世人公憤的重大案件，伊斯蘭社會宗教界、知識界缺乏強烈、明確和持續的譴責與棄絕之聲，這種麻木的沉默和不作為，客觀上使極端和恐怖主義肆無忌憚。
伊斯蘭主張“信仰無強迫”，穆罕默德的叔父兼保護人阿布·塔裏布至死既未入教也未曾被強迫入教，現實卻今不如昔。2011年埃及等地動蕩後曾出現較為嚴重的針對非穆斯林的強迫改宗等冒犯行為;尼日利亞“博科聖地”以掃除西方文化入侵為由，持續殺害無辜平民。即便信仰相同，不同派別的歧視、摩擦和仇殺也持續出現在伊斯蘭世界，中東、南亞地區暴力沖突和恐怖襲擊中，死於所謂穆斯林之手的教眾，遠多於來自教外的軍事或暴力傷害。
此外，一些源自部落古老傳統的惡習陋俗，已與當今世界主流價值體系和文明標准相去甚遠甚至截然對立，本身也與伊斯蘭文明無關，卻依然在部分伊斯蘭地區流行，並經電視、廣播、互聯網和移動終端反複傳播，汙染和惡化著伊斯蘭世界的整體形象，如強迫女性割禮，榮譽殺戮，血親複仇，鞭笞，石刑和斬首等酷刑。某些現象如早婚與多妻，“阿舒拉節”負刃自鞭，以及當街宰牲，都帶給外界強烈的不適與不解，進而對伊斯蘭習俗產生負評。至於宗教領袖發布宗教法令，更超越國家、司法主權和國際關系法則，為世界多少國家所不容。
攬鏡自照，知恥後勇。先知穆罕默德留給後人最大的寶貴財富之一是銳意開拓，他本人就是偉大的宗教改革家，他身後各大教法學派的形成和發展，也說明伊斯蘭世界曾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因時而變，不斷把握時代演進的規律和潮流。在這個風雲激蕩，物競天擇的新時代，人類期待著伊斯蘭世界的全面覺醒和整體複興。
(馬曉霖 作者為國際問題專家、博聯社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