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归来》剧照

严歌苓图/东方IC

《陆犯焉识》

读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当然是因为张艺谋电影《归来》。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先外祖父，是赵犯。他的命运遭际，与陆焉识庶几相似。无非一个在浙江，一个在上海，如此而已。后来我想，也许，我读严歌苓的小说，恰恰是要寻找我外祖父当年生活的踪迹。

赵犯晋绥，生于1914年，于2012年在合肥去世。外祖父晚岁平安，得享天年，这是唯一差可告慰的。他去世时我没在身边，而他结束劳改，以佝偻之身从新疆回来，突然以外祖父的身份出现在我面前的场景，我倒是记得清清楚楚。但据母亲说，不应该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因为外祖父归来，我尚年幼，怎么可能有如此深刻之记忆？但在我，大约6岁的那一年，外祖父从天而降，于是凭空多出一个爱我的外祖父，宛如神迹。此前，我从没听说过有一个外祖父的存在。他的一生，有30年，在阿克苏的劳改农场度过。但即便等我长大成人，外祖父也从没在我面前说起这一段岁月，哪怕一个字。这是外祖父留给我，让我猜想的一段生命的空白。

作家放弃了对旧知识分子悲剧命运根源的追问

因而我初读《陆犯焉识》，惊讶于他们命运的相似，当是为了了解赵犯晋绥而读之。但读完小说，我的失望不止一端。因为按照严歌苓的写法，无论赵犯还是陆犯，他们在大西北的生活，会让读者误解为这是知识分子的体验生活。严歌苓已经倾尽其力描写环境的恶劣，但因为她太易于抒情了，她的抒情直接否掉了之前的铺垫。如果真如严歌苓所描绘的那样，那么，我外祖父也在大西北度过了30年诗意的光阴。那些饥荒，简直就是闹着玩。而因为物质条件极其恶劣之后所导致的人与人的恶意相斫，一点也没有。几乎每个人都是好人，罪犯是好人，管教干部也是好人。但问题是，即便全是好人，可悲剧仍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那么，根源在哪里？如果我们不追问陆焉识以及更多陆焉识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根源，那么，这个小说的意义何在？

总体来说，严歌苓并不适宜去写这样一个题材的小说。尽管《陆犯焉识》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之后，因为与电影档期相配合，小说也一度成为各网络书店的热门书。但热门不是小说价值的最重要指标。当然严歌苓已经尽力呈现一个小人物在大时代的挟持之下如飘蓬般转徙的命运，但严歌苓对造成这一命运的覆雨翻云手，其所涉及是远远不够的。她对陆焉识的同情，无非是对一个遭遇不好的旧日贵族的同情，并没有触及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尤其是，严歌苓不能对这一个时代有那种穿透性的把握，即，严歌苓没有能够对那个迫害人的制度，做出更进一步的审视，那么，她的作品，在根本意义上，与上世纪80年代解冻时期的伤痕文学，区别亦不大。

看完小说，我总以为，是陆焉识偶然掉进了一场自然灾害，或许他本可以幸免。严歌苓这个小说几乎没有任何抱负，要去呈现出这一场悲剧的不可避免。于是小说接近尾声时，转而成为一个颂歌式的作品，她所要歌颂的，乃是这个自然灾害里，尚且保留的人性与人情之美。于是，在作家力有不逮之下，在思想洞察力有所不足之下，《陆犯焉识》基本上成为了一部言情小说。改编成电影，主题成为歌颂爱情之坚贞，也就理所当然。当然，因为小说本身的技术性还是不错的，严歌苓毕竟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作家，小说比之于改编后的电影，还是小说更有力量。

在苦难不能被恰如其分传达之前，任何抒情都是矫情

读过小说的朋友想必都会赞同，小说前面部分，写陆焉识一家在旧上海的贵族生活，比后面受难部分好多了。当写到上海里弄，婆婆媳妇之间微妙的相处时，严歌苓笔下甚为细腻。那种家族内部的弄权与勾心斗角，婆媳之间的细微征战，以及陆焉识在两者之间周旋的困境，是极为出彩的。这里对人性幽微的洞察，堪比张爱玲。也许这是女作家的所长之一。

但写到后面的受难，显然严歌苓力有不逮。从小说细节来看，显然严歌苓并没有准备好完全真实地面对。因而在这些小说人物最重要的受难与炼狱生涯之中，时不时地突如其来的抒情，冲淡了悲剧的惨痛意味。刚以为要控诉罪恶了，突然进来一长段关于西北风光的描写，天之苍苍，大地辽阔，自然的壮美，一下子消解了前述的荒谬而又惨绝人寰的苦难。

严歌苓很努力，但她仍没有准备好直接面对苦难。一个负责任的作家，面对苦难，第一要做的，当是记录，如实记录。在苦难不能被恰如其分地传达之前，任何抒情都是矫情。更严重地说，这甚至不是矫情，而是对罪恶的有意无意地掩盖。因而，面对大西北的劳改生涯，首先要做的，就是杨显惠做的事，杨显惠用纪实的笔法写了“夹边沟”，如实记录下一个个惨绝人寰的故事。只有直接面对这些真实的故事，直面惨淡的人生，我们才配得上去谈论我们的祖辈所遭遇的苦难。

在此之上，才会有高尔泰的诗意笔法。高尔泰的诗意在于，他遭难多年之后，拥有了一种智者彻悟的眼光，去反观这个颠倒的时代。高尔泰的诗意，来自于承担苦难，而又能反思苦难的高超境界。高尔泰用生命的沉淀，用《寻找家园》的书写，完成了自我救赎。

严歌苓不是最适宜于写此题材的人

这正如俄苏文学。我们需要有索尔仁尼琴式的《古拉格群岛》，秉笔直书，令人不敢逼视。但同时我们也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苦难的深渊，仍不凋零对诗意的仰望——正如布罗茨基所说的：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赞美的前提在于，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世界的残缺。

严歌苓在“一席”的演讲《职业写作》中说，这个故事，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写不可的故事。但我以为，这不仅仅是“故事”，而是一个个诸如我的外祖父这样的真实生命的悲剧。严歌苓不可谓不努力，她深入当年农场腹地采访，做了种种功课，但她终究不是那个最适宜于写此题材的人。于是《陆犯焉识》成了目前我们看到的模样。但这确实也太过艰难。比如由于我的年幼无知，多年来对外祖父的一生，都无法理解。即便现在有所知，也无非来自自己对史料的阅读。赵犯晋绥，与陆犯焉识一样，新式学堂毕业，一度人生绚烂，而江山易色之后，半生均在劳改营中度过。要怎么样的诗意，才能重述他们被取消的那30年呢？

历史不容假设，但真相可以逼近。在我所读过的关于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在大西北改造的全部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无论是《一叶一菩提》，还是《寻找家园》，还是《夹边沟记事》，其中最动人心魄的还是高尔泰的一句话，荒诞、残酷、悲情，又有点黑色幽默，但无比深刻地写出了那个无法解决的困境：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书评人蔡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