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三卷）

2014年，海外漢學家、著名學者黃宗智的《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曆史、理論與現實》由法律出版社出版。這套三卷本著作中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曾獲美國曆史學會費正清最佳著作獎；《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发展》曾獲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最佳著作獎。本報特邀青年學者劉仲敬撰文評述。

站不住腳的推測

作者的史料處理仍然是有問題的。清代訴訟記錄的租佃關系和上世紀30年代的跨國經濟之間跳躍太大，作者設想的連續性絕不是理所當然的。

《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是一部名不副實的書，而且名不副實的程度和方式都非常接近于黃仁宇的《中國大曆史》。《中國大曆史》是幹飯加水產生的一鍋稀飯。《明代的財政與稅收》構成核心幹飯部分，用明代資料形成明代范式，然後將范式推向作者並不了解的其他時期。從《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的內容看，此書的正確命名應該是：以1930年代滿鐵調查直魯農村的資料為中心，創造“內卷化”范式，然後用這種范式推測今天中國疆土的某些其他部分，並將推測延伸到明清時期。後面兩種推測肯定站不住腳。滿鐵的調查資料顯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關東各地農村和東蒙墾殖地的社會生態完全不同。南方各地的農村情況極其复雜。僅僅珠江三角洲一地，至少就存在三種不能納入華北模式的形態。其一，沙田墾殖區的宗族自治體。其二，廣府紳商作為身份標志的鄉族土地。其三，官地、公地、旗地的承種經濟。大多數地區和大多數時間，准確的記錄根本不存在。

如果你想用英國曆史學家研究敞田制或莊園法庭的方式研究中國農村，就會发現整部中國經濟史都建立在稀薄的想象空氣和顫動的流沙數據之上。正整數在中國經濟史材料中佔據太高的比例，因為只有這樣才不會損害記錄者的審美偏好。如果徐府擁有良田萬頃，戚總兵饋贈白金萬兩，主要不是因為季審法庭曾經調閱愛德華四世以來的判例，而是因為這樣的文章讀起來比較鏗鏘有力。政治正確的世界史集體著作（許多是聯合國或跨國組織編撰的）往往將可信度相差甚遠的材料平行編列，僅僅為了不讓全世界任何地區缺席。對于絕大多數外行讀者，這種做法再糟糕不過了。他們如果沒有任何曆史知識，不會損失什麼；如果形成錯誤的比例感，損失就非常大。一位誠實的香煙商應該告訴顧客：“吸煙有害健康，如果可能最好別買。”一位誠實的曆史叢書編輯也應該告訴讀者：“西歐之外，近代以前的曆史多半是附會的產物。不夠全面的曆史知識對你的健全常識有害，比完全不懂曆史更危險。”在這方面，普通學究的道德責任感還不如普通商人。

《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的實質部分重复了《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代化》（1992）和《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2000）的內容，明智地排除了上世紀40年代以後的口述材料。周錫瑞在義和團研究中未能做到這一點，結果使自己陷入了可怕的混亂。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的誘導性資料是政治氣候不斷變化的產物，敘述者通常不了解自己之前已經存在的記錄，因此不可避免地將同一時間地點的事件歸諸不同的角色。後來的辨偽者往往用一種誘導性資料糾正另一種，卻不知道自己的依據同樣不可信。這樣層累造成的綜合性研究介于科幻小說和誣告材料之間，給後人制造的麻煩比完全不做研究還要多。作者避免了這方面的錯誤，但他的史料處理仍然是有問題的。清代訴訟紀錄的租佃關系和上世紀30年代的跨國經濟之間跳躍太大，作者設想的連續性絕不是理所當然的。

無法驗證的“內卷化”

黃宗智的范式選擇與其說依靠經濟學知識，不如說取決于他潛意識的好惡。他懷著恐怖的感情，描寫禮崩樂壞的農村。

“內卷化”范式的魔法術語在于“高水平均衡陷阱”，也就是“沒有发展的增長”。這個概念其實屬于馬爾薩斯學派，斯密和馬克思的門徒都不肯承認。黃宗智的意思是：過多的人口分散在家庭手工業內，妨礙了集約化生產和資本積累。投入的勞動力增加很多，產量的增加卻很少。產量和供養人口增加，但人均生活水平不增加、甚至下降。華北農村宗族組織不发達，社會嚴重原子化。國際化和商品化加重了農民的無產化和半無產化，制造了大規模革命和動蕩的社會土壤。這條道路無論如何发展，都不能導向資本主義。夏明方用“生存經濟”的術語描繪非常類似的現象，更好地解釋了他的結論。小農不是最初意義上的經濟理性人，追求風險的最低化，而非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他們種糧食，為了保證生存；搞商品化副業，為了賺零花錢。後者的利潤往往比前者高，卻並不能誘使他們完全放棄種植業。這種選擇是明智的，因為國際市場變幻莫測，任何一次商品滯銷都能置純粹的小生產者于死地。這時，即使負利潤的糧食種植業都能发揮保險作用。

問題在于，後來的經濟學已經解決了這方面的問題。市場分工的細密化勢必產生大型中間商，代替風險厭惡者承擔風險。慈鴻飛就認為，二十世紀初葉的華北農村經濟正在良性发展。資本市場和長距離貿易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用清代租佃關系去衡量是荒謬的。戰爭、甚至長期的無規范遊擊戰都沒有打斷華北-東北-日本貿易圈的分工和深化。日本佔領時期，天津和華北各大城市的人口和工業一直在上行。華北勞動力穩定地移居東北，大批轉化為產業工人。如果說資本主義道路注定走不通，似乎不是因為“內卷化”社會的原罪，更有可能是因為政治路線的橫向幹預。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產權制度和市場規范。上世紀30年代的東北不僅經曆了大規模的工業化，而且經曆了立法的高潮，大概不是偶然的。從經濟上講，當時的華北是東北的外圍。華北輸出原材料和勞動力，東北輸出工業品。在這種格局下，東北不僅在增長速度上、而且在发展層次上長期高于關內各地。和平共處的結果很可能不是東北的向心力增強，而是華北的離心力增強。蔣介石在盧溝橋事變以後力排眾議，果斷決定提前抗戰，未必沒有這方面的考慮，因為拖延時間對他並不有利。

在抗戰和冷戰已經发生，而且已經改變发展路徑的情況下，討論“如果內卷化社會繼續走原來的道路，能不能自发產生資本主義”的問題，多多少少是一個形而上學的論域。曆史實證主義的材料用作經濟學研究的基礎，一向都做不到完備。模擬推演主要依靠拼圖式的直覺，先有格局然後才能代入材料。如果格局不同，同樣的材料就會呈現完全不同的面貌。慈鴻飛的拼圖更接近西奧多·舒爾茨的算法，而黃宗智的過密化理論比較接恰亞諾夫理論。恰亞諾夫和舒爾茨的模型都是可以驗證的，而黃宗智和所有曆史學家的范式都無法驗證。曆史本質上不是科學，范式的力量源于神話因素，沒有比這更好的證明了。黃宗智的范式選擇與其說依靠經濟學知識，不如說取決于他潛意識的好惡。他懷著恐怖的感情，描寫禮崩樂壞的農村。禮俗曾經是一幅溫情脈脈的面紗，用和諧的外表掩飾了貧富分化，在商品經濟和外國資本的打擊下消失了。祖墳出租了，親人四分五裂。富人移居城市，窮人留在沒落的鄉村。人心散了，鄉紳不再修橋補路了。這是一幅托馬斯·哈代或老加圖的畫面，在人類曆史上出現過多次。無根群眾和浪人湧向城市，遺棄了田園牧歌的有機共同體。

勉為其難的解釋體系

本書主要依靠滿鐵的資料，內容主要涉及上世紀30年代的華北經濟演化，卻忽略了東北的經濟脈絡，後者才是前者的動力源。

在馬克思的世界中，這是不可避免的革命。資本主義首先完成了歐洲的革命，然後通過殖民主義將革命送到印度和東方，破壞了全世界的傳統社會。“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首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誠、騎士的熱忱、小市民的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激发，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英國殖民者是印度的唯一革命力量，因為印度的村社共同體無法自发產生資本主義。以此類推，國際資本在華北應該也是這樣。

列寧改變了馬克思的世界。資本主義由于國際化而增加了力量，已經不再畏懼歐洲的正面攻擊。無產階級必須采取迂回路線，在資本主義的外圍攻擊資本主義。因此，殖民主義不再是革命和進步的力量。馬克思很高興英國人征服印度，美國人兼並得克薩斯。列寧卻要資助中國國民党和印尼穆斯林聯盟，打擊遠東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日本人在華北扮演了英國人在印度的角色，日本佔據的東北扮演了經濟起飛的火車頭角色。按照馬克思和普列漢諾夫的觀點，如果農民懷念農業村社表面上的和諧，跟不上資本主義的火車頭，就是曆史的淘汰對象。他應該先上火車，變成資本家和工人，然後展開下一輪遊戲。如果農業村社產生不了自己的資本家，就讓殖民者來做這份工。按照列寧的觀點，歐洲的先鋒隊不能聽任曆史自然发展。他們要插入外圍世界的傳統社會，打斷資本主義的正常发展，否則後者就會增加帝國主義的力量，使得核心區的無產階級永遠喪失希望。這種理論翻譯成常人的語言，就是說：中國曆史無論原來有沒有自发演進的可能，現在都不能聽任其自发演進。北伐以後，蘇聯的遠東戰略就是這樣制定的。華北農村是否能夠自发產生資本主義，對他們並不重要。蘇聯設計的曆史要替代中國原有的曆史軌道，就像非洲猿人的後代替代北京猿人的後代。

斯大林經過北伐、抗戰和冷戰三部曲，完全實現了列寧的廟算。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研究變得多余和可笑。黃宗智研究的最後部分就屬于這種類型。他實際上是在討論：如果非洲猿人沒有進入亞洲，北京猿人有沒有可能產生現在的我們？我們現在佔據了北京猿人的生態位，能不能以北京猿人為鑒，假裝我們是北京猿人的後代？這種討論出自某種公正感的期許，但只能依靠智力上的不誠實維持。他的意思是：如果某種模式有內在的優點，就不應該遭到外力的替代。如果替代已經发生，無法依靠口舌改變；那就只能修改解釋體系，說某種模式本來就令人厭惡，因此本來就沒有成功希望，因此曆史仍然是合理的、公正的，尤其是可以解釋的。一個合格的演化論者不可能接受這種思維方式，因為演化論的規則都是局部的，時間線是不可逆的。行為主體的命運取決于其所在的生態場域和曆史節點，不能孤立地看待。如果“內卷化”社會在國際資本主義的壓力下，注定會導致農民的無產化；那麼無產化導致的曆史路徑仍然不是確定的，取決于當時的環境和決斷。一個越南化的印尼和經過軍事政變的印尼大概不會有同樣的命運，經過抗戰的華北和沒有經過抗戰的華北同樣如此。印尼農村和華北農村的社會經濟結構與其說是塑造路徑的因素，不如說是路徑所塑造的結果。

具體地說：《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主要依靠滿鐵的資料，內容主要涉及上世紀30年代的華北經濟演化，卻忽略了東北的經濟脈絡，後者才是前者的動力源。30年代的東北經濟之所以變成我們所知的狀況，主要原因仍然不是內部的社會演化，而是北伐以後的政治決斷。如果你討論地球的能量循環，卻不讓讀者知道太陽的存在，恐怕不是好辦法。如果讀者因此相信地球的能量主要來自內部，那還不如不讀為妙。

以剪貼式組合制造連貫性的幻覺

本書將明代、清代和民國的華北視為連續演化的整體，跳躍性過大，超出了他的資料所能支持的限度。

所有的曆史著作都是某種意義上的神話，但神話並不是沒有好壞之分。好的神話能夠把握脈絡，建立正確的相關性，盡管不能保證細節和結論的正確性——這是任何著作都無法保證的。壞的神話卻會拆散相關因素，制造錯位的組合。本書將明代、清代和民國的華北視為連續演化的整體，跳躍性過大，超出了他的資料所能支持的限度。人口和土地的統計表綿延五百年之久，即使對于英格蘭東南部各郡都太過分了，在華北就不會比哥倫布以前的美洲可靠多少。明初、明末和清朝中葉的華北，即使連生物學意義上的人口延續性都無法保證，主要經濟作物則肯定沒有連續性。明代的棉花產業和清代的莊園制度如果有什麼價值，就是暴露了這些資料多麼混亂和可疑。清初的經營性農業當真在擴張嗎？確定不是亂後人口恢复和圈地分配體制的文學修辭嗎？清朝法律需要為農業租賃而調整？確定不是人口增長—土地細碎化的自然反映？誰真正了解十八世紀的土地分配？即使在田文境整理過後的山東？租佃關系真是在變遷嗎？大概是現存的零星紀錄可以根據時間順序排列吧。地理因素的影響如何評估？尤其是涉及海運取代大運河的時代？這些敘述都是好故事，或是不好的故事。然而，滿鐵紀錄的東北和華北是曆史。這樣的剪貼式組合不能令人佩服，毋寧說本身就是為了制造連貫性的幻覺，非常像動物園的標本剝制法，用一點點皮毛和幾顆牙齒加上大量的塑料。如果拆散成幾篇獨立的論文，對讀者或許會好得多。

明清到現在的農業經濟如果有什麼可以肯定的結論，那就是：沒有連貫的系統內发展過程，一再遭到系統外因素的打斷和替代。一只母雞在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下蛋孵蛋，她留下的紀錄一定是斷斷續續和令人沮喪的。中國近代史就是這只母雞，所以你有時很難抗拒誘惑，將現在碩果僅存的這顆雞蛋說成是最初生下的雞蛋，有助于盡量忘記已經粉身碎骨的許多雞蛋，尤其要忘記最後這顆雞蛋還在十字路口。顯然，這項任務並不簡單。

□劉仲敬（武漢大學曆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