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英國著名的《經濟學人》雜志把非洲稱作‘毫無希望’的大陸。可30年前也有無數外國人認為中國毫無希望。事實反駁了他們。”

　　在非洲待了整整七年，剛剛回國的清華大學教授唐曉陽在回答一名非洲留學生有關中非經濟特區的問題時說。

　　從2007年開始，唐曉陽用整整六年時間對十幾個非洲國家進行了詳細的田野調查，采訪了近千名和中非合作直接相關的雙方官員、經理、技術人員和普通工人，對非洲了解得越深，他越覺得中非經貿合作潛力巨大的背後存在重重挑戰。但是對於中非經濟交往的未來能否實現“雙贏”，他持樂觀態度。

　　中國人現在看非洲人的眼光，像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外國遊客到中國的感覺，除了帶著優越感、陌生感，甚至還有害怕。

　　“我被醫院派去肯尼亞的時候，擔心自己會不會有生命危險。”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風濕免疫科的劉醫生說，“94年左右，我們醫院一個去也門的醫療隊正好趕上也門內戰，一群人差點被子彈射中。後來我在非洲坦桑尼亞待了三個月，覺得那裏很安全，居民也很友好，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樣。”

　　非洲人眼中的中國形象

　　隨著中國在非洲影響力的加強，中非關系日益被西方國家詬病，西方政府及民間人士發動國際輿論攻勢，非議中國對非戰略。今年8月3日，希拉裏在非洲最西部的農業國塞內加爾的講話中表示，美國致力於一種增進而非榨取的合作模式，稱外來國家為自身攫取非洲財富的時代應該結束了，暗示“某些國家”只對非洲的自然資源感興趣。

　　不管希拉裏是否暗指中國，中西方談論對非合作模式都難免有失客觀，非洲人如何看待中國在非洲的角色、作用和地位才是真正重要的。

　　根據采訪以及對非洲媒體的調查顯示，非洲人對中國有褒有貶，既非我們自己認為的那麼積極，也非西方學界、政界那樣一味地批判。總體而言，中國對非洲落後國家的發展的幫助是受到當地人普遍認可的，他們已經離不開中國技術，離不開中國貨。而對中國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中國在非洲“攫取”資源，中國人搶奪當地勞動力市場。

　　對於這種指責，需要認清的一點事實是：中非貿易確實存在嚴重的結構不平衡，非洲對中國出口的主要產品中，礦產和石油佔了70%至80%。這其實是由非洲目前的經濟結構所決定，因為它的比較優勢只在於能夠提供原材料。

　　但是資源進口並不等於資源佔有，目前中國在非洲真正佔有股權的石油和礦產相當少。以非洲西南部的石油礦產大國安哥拉為例，2012年，中國從安哥拉進口的石油佔當地總產量的45%，但是在安哥拉現有的34塊油田中，中石化僅在四塊區塊佔有股份，另外三十塊油田的主要持股人與運營商幾乎都來自歐美的國際石油巨頭，連印度公司都比中國多。

　　而中國石油進口的另一個主要來源利比亞的情況也類似。截止2013年，該國兩百塊油田中，中石油僅擁有一塊油田的勘探權。西方國家對於中國的指責完全是欲加之罪，沒有任何的現實說服力。

　　而作為非洲國家本身來說，資源的開采和加工並不應該被否定。事實上，很多非洲政府非常歡迎資源開采加工，也有意識地推動資源開采附加值的增長。為了真正推動非洲國家經濟發展，中國政府也對中非貿易形勢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嘗試。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當屬中國與安哥拉的“石油換項目”框架協議。

　　安哥拉是一個自然資源與礦產資源都得天獨厚的國家，然而優越的自然條件並沒有給這個國家帶來福音。1975年，安哥拉剛剛擺脫葡萄牙殖民統治，全國便陷入內戰，一打就是27年，直到2002年才結束，戰後基礎建設幾乎被毀壞殆盡。2004年3月，安哥拉財政部以安哥拉的石油為擔保，與中國進出口銀行簽署一筆數額為20億美元的信貸框架協議。

　　這20億美元被分兩期用於安哥拉基建107個項目，既包括道路修繕、電信主幹網、灌溉、供水等基礎建設，也有醫院、學校等公益服務設施。大規模的工程建設直接將油價上漲收益轉化為人民福利。羅安達天主教大學的經濟學教授Andrade稱，“這是安哥拉普通百姓第一次真這個看到自己國家的石油收入被用在自己的生活中。”

　　中非合作新模式：經濟合作區

　　非洲以撒哈拉沙漠為界，分為北部非洲與南部非洲。從總體水平上來看，北非要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發達很多，比如摩洛哥、利比亞和埃及等國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北非國家民族成分主要為阿拉伯民族和柏柏爾族，信仰宗教為伊斯蘭教，因此很少被人們歸屬在“傳統意義”裏的非洲。越過撒哈拉沙漠，才到了尼格羅人種的故鄉——“黑非洲”。而中國與非洲之間的貿易合作，主要開展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

　　1950年以來，中非貿易主要局限於國家間貿易。1960 年，中國與幾內亞簽訂經濟技術合作協定，提供一億人民幣無息貸款; 1965 年援建坦贊鐵路的決定則幾乎完全出自政治考慮。從1982 年之後，中國開始在非洲國家嘗試合資企業、承包工程、勞務合作以及管理合作等新形式。到2014年，中非合作領域已經全面覆蓋基礎建設、礦業、農業、制造業等各個領域。而近年來最受中非兩國關注的，是中非經貿合作區。

　　經貿合作區這種模式的優勢在於能夠集中資源，特別是對當地工業萌芽有見效快、時間短的巨大優勢。

　　“中國政府鼓勵企業家去非洲，這也是中國對外戰略的重點。中國企業必須走出去，才能得到更大發展。” 著名非洲問題專家李安山接受采訪時稱。

　　2006年，商務部正式發布《境外中國經濟貿易合作區的基本要求和申辦程序》，宣布招標海外合作區。這種境外的經貿合作區其實就是經濟特區。現在，中國在非洲六個國家推進建設七個經濟特區，六個正在建設中。

　　在過去三十年裏，中國的經濟特區是世界經濟的特區曆史裏最為成功的。中國成功的經濟特區模式讓非洲官員深受震撼，迫切希望在自己的國家複制“深圳模式”。問題是，中國的經濟特區模式可以成功複制嗎?

　　“其實中國經濟特區並不是每一個都很成功。”唐曉陽教授說。“汕頭特區就是不成功的。但是中國特區模式能夠成功，恰恰在於它能夠從一個特區變成一個帶動全國發展的機制。所以中非經貿合作區要成功，最終成功標准在於能夠帶動當地發展，包括推動新的經濟體制的建立。”

　　就現在的情況來看，中非經貿合作區在建設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首先，中國開發商和非洲國家地方政府屬於不同主體，雙方在利益考慮上存在較大差異。其次，基礎建設的匱乏、非洲行政管理制度的混亂、雙方在產業導向以及長遠發展方面的思想差異等等，都是合作區發展緩慢的原因。經濟特區走上正軌還需要非洲國家進行一系列的特區政策改革以及社會轉型。

　　除此之外，中非貿易還出現一些新特點，其中之一是國營、民營和三資企業在“走出去”戰略推動下走向非洲。民營企業發展迅速，有趕超國營企業的趨勢。

　　“超越”殖民主義價值觀

　　中非目前的經濟交往已經不再是一個國家和一個大陸的雙邊關系，而是國際產業鏈的進一步分工延伸，是全球市場的組成部分，其動向與其他各個國家地區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而隨著中非經貿交往日益深化，西方國家頻繁將“新殖民主義”名號扣到中國的頭上。反思非洲大陸的曆史不難發現，正是西歐與非洲大陸關系最為密切。十八世紀西歐探險者大量販賣黑人奴隸至美洲，進入十九世紀之後，殖民主義更是席卷整個非洲。

　　而在非洲殖民地國家獲得獨立之後，歐盟國家逐漸意識到，中非政治經濟交往中的實用主義與歐盟當前信奉的“普世價值規范”形成強烈反差。而出於一種將非洲人民“從貧困、戰爭和壓迫中解放出來”的道德優越感，歐洲人習慣以憐憫、保護著的眼光來看待非洲，對於中國與非洲國家采取務實互惠的經濟外交極為警惕，甚至仇視，因此大肆宣揚中國“攫取”非洲礦產，施行“新殖民主義”也就不足為奇。

　　“隨著目前全球的政治形勢的變化，殖民主義想要重複十八、十九世紀殖民體系，也是不可能的。此外，資源貿易本身也並不等於新殖民主義。”唐曉陽教授說。

　　站在非洲的角度來說，現在的非洲國家已經完全不同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極度需要外援的脆弱聯盟，他們不再像冷戰時期一樣“站隊”，不再成為任何一個超級大國陣營中的附屬，而是對自己所需要的戰略目標有明確規劃。

　　就算是再落後的非洲國家，比如農業國埃塞俄比亞，在接受中國援助的時候，也不再認為自己是需要接受指導、聽從教誨的學徒，而認為自己是平等獨立的夥伴。若不是因為與中國合作確實能夠幫助自身發展經濟、提高技術水平，非洲國家也絕對不會和中國合作。

　　康德曾經說過一句話，以人類的美好生活為最終目的，而不是以此為手段，這正是道德的體現。國家社會的物質繁榮並非人類的終極追求，而是應對現代化、全球化的必經之路。如果中國與非洲調整自身融入其中，進一步加強合作，那麼在未來二三十年，中非經濟交往實現“雙贏”就是可以達到的目標。

　　作者：趙雅楠

　　(注：文中“安哥拉模式”以及“中非經貿合作區”數據及資料來源自唐曉陽教授新書《中非經濟外交及其對全球產業鏈的啟示》，特此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