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二月的一天，在墨西哥城的一家电影院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群前来参加研讨会的文化名流中发现了多年未曾见面的好友、同属“拉美文学爆炸”领军人物的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马尔克斯高兴地叫了声“马里奥!”，伸出双臂向老友奔去。面对迎面而来的马尔克斯，略萨矫健地抡起胳膊，让一记重拳正中对方的面门，马尔克斯应声倒地，鲜血从鼻孔中奔涌而出。
略萨的这一拳结束了两位著名作家间的友谊，从此两人反目，三十多年形同陌路。据说，两人翻脸与女人有关：当年略萨和老婆闹离婚(后来二人重归于好)，他老婆曾向马尔克斯寻求安慰，而马尔克斯给她带来的安慰据说超出了略萨可以接受的范围。
文坛是非多——这或许是很多人对这个圈子的共识。当两位作家结了梁子，其表达方式可能是口诛笔伐，也可能是直接动用武力。美国学者安东尼·亚瑟就写了这么一本书，专门论述欧美作家之间的是非，书名叫《反目：百年著名文学论战，从马克·吐温到沃尔夫》。该书共八章，分别讲述了八段著名的文坛恩怨，当事人有海明威、纳博科夫、卡波特、厄普代克这样的文学大腕。
辛克莱·刘易斯和西奥多·德莱塞
虽说马尔克斯和略萨的反目成仇并没有被收录其中，但该书记叙的某些场面在火爆程度上绝不逊色。《反目》第三章写的是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和西奥多·德莱塞之间的纠葛。刘易斯著有《巴比特》等小说，是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德莱塞则以《嘉莉妹妹》等作品闻名，也是诺贝尔文学奖有力竞争者，但最终不敌刘易斯，与诺奖擦肩而过。
这两位作家相识于一九〇七年，都做过杂志编辑，刘易斯在接受诺贝尔奖的演说中还对德莱塞大加称赞，然而，两人最终翻脸，起因是德莱塞有抄袭刘易斯妻子的作品之嫌。一九二七年，德莱塞与刘易斯的女友汤普森恰好都在俄采访，二人有许多共处的时光，“德莱塞对每个他碰到的女人几乎都设法引诱，所以他色诱刘易斯未来的太太，似乎也不是刻意的恶行”。事后德莱塞和汤普森各写了一本俄国纪行，德莱塞的书中有部分段落明显抄袭了汤普森的文字。
刘易斯和德莱塞最终撕破脸皮是在他获诺奖后的一次晚宴上。当时，刘易斯上台讲演，面对包括德莱塞在内的文化名流，他宣称自己不屑于在一个剽窃过他老婆三千字的人面前发表演说。晚宴即将结束时，德莱塞把刘易斯叫到一旁的会客室，要求刘易斯收回刚才的话，要不就再讲一遍。谁知刘易斯又说了一遍，德莱塞给了他一巴掌，问他还要不要再说一遍，刘易斯态度坚决，又重复了一遍，德莱塞就又给了刘易斯一记耳光。当拉架的人群赶到时，刘易斯已经瘫倒在旁，却还在对德莱塞破口大骂：“你不但是个骗子，还是个小偷!”
约翰·厄普代克和汤姆·沃尔夫
当然，并非所有的作家都崇尚暴力。约翰·厄普代克和汤姆·沃尔夫也是一对文坛冤家，但二人并没有动过武，他们甚至未曾谋面。厄普代克是美国小说家，以《兔子四部曲》等小说闻名于世;沃尔夫是美国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的鼻祖，代表作包括《炽烈的虚荣》等。
早年，厄普代克凭小说《马人》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后，沃尔夫曾撰文讽刺厄普代克领奖时的邋遢模样：“他拖着一双穿了十九个月的平底鞋……浓密厚重的头发简直是中古世纪的发型……他满脸通红，就像是宣统·廉姆斯公司的油漆颜色一样。”隔年他又嘲讽厄普代克发表在《纽约客》上的小说“充斥着列宁所说的‘中产阶级的感伤’”，暗示这位作家并非文学巨人，只不过是个逐渐成形的小侏儒。一九九八年，沃尔夫出版了小说《完美的人》，该书十分畅销，但遭到了一些评论家的批评，其中就包括厄普代克，如下评价足以让沃尔夫气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快日薄西山”、“这本书充其量只能拿来娱乐，算不上是文学作品，就算是拿最宽松的文学定义来衡量，也算不上”。当时批评这本书的还有作家约翰·欧文和诺曼·梅勒。对来自这三位年纪都不小的作家的批评，沃尔夫的回应是：“为什么这些‘名气响亮的老小说家’还要‘给特定的新小说下诅咒’呢?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老了，累了，他们担心文学地位即将被人取代。”
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格特鲁德·斯坦因
文学地位的改变往往改变作家之间的关系。《反目》第二章写的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格特鲁德·斯坦因之间的友谊和交恶。斯坦因比海明威年长二十多岁，是一位侨居巴黎的美国作家及女性主义者，在当地前卫文艺圈中处于领袖地位，她在家中组织派对，进进出出的都是著名文化人。海明威当时还未出名，“像只受困的海豹，脸上还有柔顺的表情”，经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海明威成了斯坦因的座上客，他们一度交往甚密，在这期间，斯坦因给海明威等作家起了“迷惘的一代”这个著名的绰号。
几年后，海明威的名气越来越大，在一本名叫《春潮》的小说里，他不但讽刺了安德森，还讽刺了斯坦因。斯坦因当时没有立刻和海明威翻脸，但在几年后出版的《艾丽斯自传》一书中对海明威进行了回敬，她指责海明威“受到斯坦因和安德森的塑造成名后，竟然断然否定安德森以及他所有的作品”、“是个冒牌货，假装自己是个现代派，本质上其实是个老牌的传统分子”，斯坦因甚至嘲讽了海明威“运动家”的形象：“海明威很脆弱，他每次只要做点运动，身体就有地方要受伤。”对此，海明威“强忍出拳殴打斯坦因的冲动，回骂斯坦因只不过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女同性恋，还说她的更年期让她变得‘呆头呆脑’”。虽然这些评语大部分没有公开发表，但后来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一书中正式回敬了斯坦因。这本记录巴黎生活的回忆录中有三章是专门写斯坦因的，文中暗示“斯坦因非但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他的，她本身就是一个情绪化与懒惰的人，根本无法从海明威身上真正看到他那个时代的真实本质，以及他们对战争的反应”，而在题为“一个相当奇妙的结局”的一章中，海明威回忆了他登门拜访时无意中听到的斯坦因和她女伴之间的私房话，暗示斯坦因有失尊严，于是海明威旋即离去，这段友情也从此告终。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和埃德蒙·威尔逊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埃德蒙·威尔逊之间的关系也是由最初的互相欣赏转变为最终的相互指责。二人之中，前者是俄裔美国作家，著有《洛丽塔》、《微暗的火》等小说，后者是美国著名评论家。
纳博科夫于一九四〇年从欧洲来到美国后，结识了不少文化人，其中最好的朋友就是威尔逊。威尔逊乐于扶持知名度还不算高的作家，曾经帮助过海明威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起初纳博科夫和威尔逊的关系相当密切，写信时用昵称互相称呼，“两人都觉察到彼此卓越的天分，也乐于接受对方的赞扬”。威尔逊希望和纳博科夫一起分享他对一些作家的喜爱，但纳博科夫一向自视甚高，而且“像海明威一样，把别的作家都当成竞争对手”。文学见解上的分歧也许是造成二人之间矛盾的原因之一，而《洛丽塔》一书则成了一个引爆点。该书叙述了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未成年少女之间的畸恋故事。对于这本纳博科夫流传最广的作品，威尔逊的评价却是“龌龊”。此外，二人对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也有分歧……于是，纳博科夫和威尔逊渐行渐远。此后，纳博科夫翻译了俄国作家普希金的著作《欧根·奥涅金》，并在译本中加入了大量的注释，威尔逊却不喜欢这部译作，撰文称纳博科夫的翻译是“令人失望之作”，而且语气颇为尖锐：“大家都知道纳博科夫怪僻倔强的怪脾气，他喜欢戏弄读者，故意惊吓读者或者让读者觉得苦恼。”纳博科夫非常生气，他展开反击，称威尔逊不具备评论俄文的资格。后来他又在其他场合说，其实让他感到失望的真正原因，是“一位亲爱的朋友”竟然“变成了一个爱妒忌的家伙”。威尔逊对纳博科夫的态度转变是否真正出于妒忌还有待研究，但这位评论家说过的一段话倒是颇有意味：
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让书评作家由衷产生一种创作感，那就是鼓励新作家，并且让书评家们认识这些仍然默默无名的新作家。要是书评家面对的是已为人所知的作家，他们必会油然产生一种权力感，想要打压作家，建立权威……我们目睹了许多作家在他们还无人闻问的时候受到评论家的大力推崇，但后来就被贬抑轻蔑了。
杜鲁门·卡波特和戈尔·维达尔
作家之间的反目也可以带有喜剧色彩。杜鲁门·卡波特和戈尔·维达尔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外表好看、才华横溢、充满抱负、善于社交和自我宣传，他们同样厌恶法国理论家，不喜欢约翰·巴斯，不喜欢“垮掉的一代”，他们两人年纪相仿，都是众所周知的同性恋作家。卡波特因《蒂凡尼的早餐》、《冷血》等作品闻名，维达尔则写过《华盛顿特区》等小说和剧本，并积极参与政治。
虽然二人有颇多相似之处，但这两位作家从头到尾都是冤家对头，初次在派对上见面就开始互相揶揄。他们都和肯尼迪家族有些交往，这个共同点反倒加剧了他们的矛盾。卡波特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爆料，说维达尔有一次去白宫做客，因为醉酒后胡说八道，被人从白宫扔出门外。维达尔一怒之下将卡波特告上法庭。在法庭上，维达尔还不忘发挥幽默，讽刺卡波特身材矮小。当被问及与卡波特上一次在一场舞会上见面的情景时，维达尔和法官的对答颇为滑稽：
问：当时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答：我坐在了卡波特的身上。
问：什么意思?
答：我那天没戴眼镜，结果我就坐在他身上了，我以为他是张小矮凳，结果没想到是卡波特。
问：你坐在卡波特身上的时候，他坐在哪里?
答：他坐在一张更小的矮凳上。
莉莲·海尔曼和玛丽·麦卡锡
因为“名誉受损”而法庭相见的作家并不仅限于卡波特和维达尔。女剧作家莉莲·海尔曼也曾将女作家、评论家玛丽·麦卡锡告上法庭。这场官司因为原告去世最终不了了之，但她在电视节目中对海尔曼的讽刺却让人印象深刻：
问：海尔曼有什么不诚实的地方吗?
答：她写的每件事都不诚实。我就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讲过，她写的每个字都在说谎，包括“and”和“the”，都在说谎。
作家之间的反目故事当然不止这些。《反目》一书还详述了马克·吐温与布莱特·哈特、C.P.斯诺与F.R.利维斯之间的矛盾。此外，在未被本书提及的作家中，除了上文提到的马尔克斯和略萨，像萨曼·拉什迪与约翰·勒卡雷、马丁·阿米斯与朱利安·巴恩斯之间的交恶也是广为人知。
在《反目》的前言中，作者亚瑟问道：“好作家会不会是坏人?”有一些评论家坚决地认为很多作家根本不是什么好人。但人们为什么乐于窥探作家的缺陷呢?对此亚瑟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栩栩如生地描绘人性缺憾(以及生命的喜悦)，但是他们本身并不完美。从负面角度来说，我们的兴趣只不过是一种‘幸灾乐祸’，一种以别人的不幸为乐的卑鄙感受。从正面角度来看，这是对于作家在艺术中克服自身限制的一种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