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健康？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健康包括身体健康（physical health）和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强健体魄固然重要，健全心理更是核心。人如此，艺术亦如此。在那些著名的艺术与疯狂的故事里，无论中国的狂放贵族画家朱耷，还是西方的癫狂画家凡高，游弋和挣扎在非凡创造力的伊甸园与漫无边际的狂想海洋中，终其一生在艺术与健康的命题下呈现了人类精神的极致探索。而如今，当代艺术从笔端去描绘人的情绪、欲望、和梦想，就如同中医用把脉、西医用透视影像探讨人的健康一样，透过艺术的官能体验探索人的心理健康，艺术与健康的结合是大变迁时代的必然趋向。当代艺术家尤其注重反思社会现象，注重从社会的“背面”去观察和理解生活，以普遍化、符号化和情绪化的当代艺术反映当下的精神和心理。与传统审美观相对立，这种“冲突性”的表现语境一方面让人神经刺激、血脉膨胀，一方面感官却沉溺在懦弱的“病态”体验中。
什么是“健康的艺术”？不同的时代给出的答案截然不同。自古以来中国的艺术传承推崇“画如其人”，画出怎样的画就反映出画家怎样的思想、涵养及绘画的基本功力。因此，不同年代的艺术反映不同朝代的心理特征：如汉代的雕像雄伟整饬、简洁大方，如“霸王别姬”般悲怆感人；南北朝时期的壁画色彩凝重，满满的苍凉之美，折射出鲜卑族统治下中原人的心态；唐代人物往往体态肥美、色彩华丽，体现当时人们富足与开朗的心态。这种艺术创作的宗旨流传千年，并与中国人的“具象”思维息息相关。
到了新中国时期，更加重视艺术的“健康”，把艺术叫做“美术”，称画家为“美术家”，还专门设立美术家协会，使艺术家的思想高度统一，形成审美单一化的格局。那个年代，英雄主义的高大上为美，“红光亮”为标准。家家拥有艺术品，人人都是收藏家，主席像家家悬挂高墙，红像章人人佩带在胸前，“同一化”的行为表达人们对偶像的绝对崇拜，也是心理“绝对认同”的结果。崇拜不是病态，但绝对的崇拜令人疯狂。文革期间“心理洗礼”最大程度的去人性化，其对心理健康的损毁达到登峰造极。
七十年代末期，神坛倒塌、偶像破碎，整个社会陷入反思与哀伤、困惑与迷茫的纵横交错。艺术家抓住这样的机会大力渲泄，于是出现了特定的“伤痕美术”现象。艺术从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悲情现实主义、平民主义；从表现英雄，塑造典型，转为对大时代里普通人命运的描绘。以程丛林的“1966年X月X日雪”代表性地渲染了这种悲痛，和高小华的“为什么”，或者说“哀伤”的力量。
程丛林《1968 年×月×日雪》
高小华《为什么》
八十年代初，由于文革中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经历，使这些精神贵族得到贴近生活的机会，返城后他们仍旧依恋那片令人心酸的村庄，于是批量生产出反映农村瘠苦和朴实的作品，形成了“乡土”艺术现象。当时有一位美院的学生用细腻的写实手法画了一位老人头像，苍苍的脸庞下面端着一碗水在美术馆展出。一天早晨，广播里突然传来了令他难以置信的消息：罗中立的《父亲》获得当时标志中国美术界的最高荣誉--金奖。从此“父亲”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堪比天安门城楼上领袖像。同样《西藏组画》的题材和艺术手法都是“土”的、“旧”的成功。“乡土艺术”现象发生，使艺术家的农民意识、农民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大量作品表现了乡野、质朴的美，古朴、粗犷的人物和他们近乎原始的生活。如果说“高大上”的光辉形象被厌恶，“红光亮”绘画被抛弃是一种艺术革新，从这个角度而言描绘农村破旧、农民贫穷值得称赞，但提倡“土旧脏”为美同时值得深思。
陈丹青“西藏组画”
中国当代艺术产生的环境离不开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开放。国门轰然打开，天变宽了，艺术的太阳终于从西边升起。那时的艺术家们如饥似渴地翻开西方画册，就象吸血鬼一般吮吸着西方的营养。然而在西方玲琅满目的艺术产品面前堆积着大量困惑与徬徨，于是临摹、复制和仿造西方绘画变成当时唯一的出路。这一群体心理的标志性事件是“八五新潮”文化运动，从中可以看出对人性的呼唤是全社会的。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就被赋予了某种苏醒的承诺。神性在消失，“全盘否定与全盘西化”在兴起，有人说“中国传统艺术腐朽落后”，有人说“中国画穷途末路”，种种新鲜的艺术宣言一夜开花，开辟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爬山之路。今天看来，当代艺术的仿制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偶像认同”。
而仿制的时代往往也埋藏着变革的契机。九十年代初期沿海地区遍地生出加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烙上“中国制造”的标鉴，这种赚外汇的方式以消耗大量自然环境资源为沉重代价。艺术家面对时代变革都是敏感的，他们纷纷弃职北上，问鼎首都，在那片“封建王朝精神废墟的圆明园村落”中扎堆旅居，与民工一起变成都市“盲流”。自食其力、自生自灭是那个年代艺术家的生存状态，理想与现实残忍地胶着，周围观群怪异的眼神和内心的孤独折磨着独行者的意志，在炼狱中他们渲泄愤青的感受，描绘着接近病态的画面，一幅幅惊世的作品问世，痞子光头、疯子大笑至今成为时尚的宠儿。
中国当代艺术流行“病态式”的映像，这与社会快速变迁息息相关。改革的浪潮一浪接一浪席卷着中华大地，平民在物质享受中尝到了快感，追求权力与金钱渐渐变成生活的唯一目标，如果说现实社会中没有钱无法生存，那么有了钱以后对奢糜状态的极度渴求就是乱象的滋生地，也为艺术家们提供丰富的创作灵感。2000年后，随着“大光头”反射出新世纪阳光照亮古老的东方，“油画中国化”洒下甘甜雨露，中国当代艺术迎来了春天，当代艺术家从玩世不恭、波普嘲弄渐渐转为不同观念的追求，行为艺术的普遍表演与新媒体的出现，让艺术的万花筒瞬息万变。时代的审美观随着经济发展迅速转向艳俗，人们不再以土里土气为美，也不以丑态变态为美，我们迎来了平庸化的时代。
1980－2015，过去的30余年，是当代艺术启蒙发展波澜壮阔的年代，也是当代艺术“弱肉强食”的年代。我们遴选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十种形象，以此概括最具有广泛性的十种社会心理现象。
一、“痞子”玩世：现实主义的躁狂（mania）
方力钧的人物用当时最流行的话说就是“玩人生、玩前途”。方力均也曾说过：“我们宁愿被称作失落的、无聊的、危机的、泼皮的、迷茫的，却再不能是被欺骗的”。对于当时做人要正经的社会价值观来说，这种玩世、泼皮的心态被都市人称“小流氓”，“你丫，有病呵”。
二、“傻子”哈哈：现实解离的癫狂（psychosis）
当初看到这张画时，给人的直觉是画了一帮“傻子”，后来才明白是作者的“自我形象”。岳敏君说到：“我”好像不是成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而是恰巧出现在这里。在“自我形象”里，眼睛总是紧闭的，外界发生的事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某种自恋、自信、熟识一切而无睹的“我”占据着世界的中心。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她不是个人价值的发现和尊重，而是带有某种专制主义特点的个人崇拜，这种拼命追求专制的面孔，就象得了“羊疯颠”一样狂噪。
三、冷漠家庭：现实的隔离，我们都抑郁（melancholy）
张晓刚《血缘：大家庭》的系列作品，画中彷若老照片的色调，神情呆滞、面目雷同，全是单眼皮、薄嘴唇、瓜子脸、中山装的拘谨姿态，在一股压抑的情绪中。从这些人像的精神状态中我们就想像到文革人的面部表，机械化、单一化，是一种呆板行为，木若呆鸡是一种极端压制的病态心理特征。
四、受伤青年：向控制者认同，受虐（masochism）
杨少斌描绘暴力之后受伤的面孔，这些面孔给人带来恶心感和恐惧感，伤残本身就是一种病状，打架斗殴、黑社会势力是社会毛病，暴力行为更是社会一种严重的病态。
五、疯狂人群：普遍化的缺乏安全感，妄想（delusion）
文革中的批判大会，不仅让人受到肉体上的伤害，精神的催残，甚至灵魂都会变形扭曲。王广义的大批判就是描绘这些神态，画一群疯狂的群体，在高傲、自大、疯狂的人物形象中，我们读出他们内心的不正常，这是可怕疯狂，一群疯子的病态。
六、颤栗小孩：对控制的无力感，原生的恐惧（phobia）
艺术家刘野的这幅作品描绘一头大猪面前站立着一个神情凝重的小孩，猪庞大的得意忘形的形态与小孩手中小小的刀具形成鲜明对比，看出她在做自卫的准备，同时也折射出内心极度的恐惧。
七、愤青胖子：对失控的愤怒转向自身，口欲期满足不能，暴食（bulimia）
肥胖形象在古代唐代绘画中已经出现，那是表现时代的富裕，欧洲画家雷诺阿也画肉墩墩的女人体，然而很美，很肉感。中国当代艺术家不乏有人表现巨胖的人，这里选的牟柏岩参展作品《修》在卡塞尔街头尤其显得更加突出。
八、骨感美人：对失控的愤怒转向自身，口欲期满足不能，厌食（anorexia）
唐代以胖为美，宋代以瘦为俏,今天却以“骨杆”为时尚，帅哥都喜欢追求纤细苗条病态的姑娘。现实生活如此，我们也可以在艺术家陈文令的许多作品中找到宿影。
九、空中垂吊：内心不确定感，向牺牲者认同，受虐（uncertainty,abuse）
罗斯最近的雕塑是一个个用细绳吊起来的人体，他说是生命网线，但从密密麻麻的细线中，从一颗颗扎进肉体小钉子中，令人疼痛到慌恐的程度，万线穿身状态使人想到自虐与虐待行为。
十、虚伪微笑：隔离情感，远离真实痛苦体验，嘴角上翘45度，一切刚刚好，痴呆（isolation,dementia）
韦申描绘了诸多的微笑面孔，这些面孔乍看很美好，久看很虚伪，多看觉得像傻子一样很痴呆，现实中的国人何尝不是这样子的。认真观察中国的社交情景，会发现很多代表性的笑面虎。
尽管当代艺术家已然西化，就做人做事的状态而言，西方人做人比较诚实、做画比较乖巧，国人做画诚实、做人比较乖巧，所以今天不再是“画如其人”的时代了。然而，中国当代艺术最有价值的存在恰恰在于，以艺术玩味现实的病态，以艺术理解人性的健康。松散、自私的人性与高度集权的社会架构的平衡与解离，是中国社会的永久话题，当代艺术家依然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