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在卧室里翻看以前的诗歌（1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程敏/图）

社会在搞笑诗歌的时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众的欣赏水平高了，觉得梨花体、乌青体呀，把诗歌写成这样怎么能叫诗歌呢？

当他们自认为知道如何判断诗歌，正好来了一个余秀华，他们认可余秀华，他们发动起来推广余秀华，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些人推广余秀华。

李少君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诗歌的朋友，他在主编《天涯》杂志时，跟朋友一路开车在江苏浙江地闲逛，很多草根诗人，从杨键、江非到后来的雷平阳，都是这期间遇上的。他给这些工农底层的诗人开研讨会，隆重地大篇幅推出作品，篇幅都不小于现在的余秀华。

李少君也把余秀华归入“草根”诗人之列，不想遭到不理解的人的批评。李少君仍坚持他的判断，中国现代诗歌经过向西方学习一百年来发生了一个转折，即从自上而下的启蒙，到自下而上的生命喷薄。正如中国电影在1990年代的低谷时期大规模建设院线一样，文化高速公路的诗歌基础建设也准备好了——网络时代的传播方式，而余秀华，就是一个临界点。

以下为李少君自述：

诗人是精神贵族，何来草根？

余秀华是第一次在《诗刊》上发表诗歌，她以前在别的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但在《诗刊》上的发表，是她被热议的主要起因。

《诗刊》2014年9月的下半月刊，一共九首诗。配上她自己的创作谈，加上刘年的一个推荐，“双子星座”栏目主要是推年轻诗人的，前面有她的照片简介，有六页。发了以后当然是在一个圈里面还是引起了注意，因为当时刘年写的这个评论比较激动，让人比较注意这组诗，应该说看过的都还是有些印象，有些反应还比较激动。

余秀华的诗歌，还是情感的冲击力特别强，因为我觉得她的感情比一般人要强烈，与她本身外在条件受制有关，很多积压的情绪化为一种感情喷发出来了。再一个可能就是这种反差引起大家关注，很多人开始读时不以为然，但读了之后很激动。我碰到过好几个人跟我这么说，他们就是读了激动。

我写过一篇文章给《新京报》，实际上是非常客观公正的一个视角，重点从余秀华看当代诗歌的“草根性”。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很不高兴就批评我，说诗人本来就是精神贵族，何来草根？他说谁规定诗歌谁来写谁不能写，整个就把我批了一顿。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诗歌圈外的，对诗歌界的情况本身不熟悉。

最早有一年是2003年，我当时做《天涯》杂志的主编，当时和一帮诗人，就是杭州的潘维他们搞了一部车，我们就开着车从杭州到苏州，一路上随便转一转，就不断地碰到一些诗人，有的诗人甚至在村里面的，有的诗人可能就是一个县城里面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什么的，当时很奇怪的就是这些人我完全没听说过，见面就送上诗稿，那个时候诗稿都是打印的。

我看到这些诗吓我一跳，我说这个诗写得蛮好的。最后见到了杨键、江非，他们当时已有一定诗名，生活很清贫，但诗歌别开生面。杨键当时是一个下岗工人。江非当时的身份就是一个农民，是农村户口，在务农。

我们以前认为诗歌、诗人都是高高在上，像早期的诗人北岛、芒克这样的；但突然发现这样一批诗人，写得这么好，身份却不符合我们对诗人的想象。当时我就感觉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们到常熟后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当时就比较冲动，想到一个词，就叫“草根性”。江浙这一代当时乡镇企业比较发达，乡镇企业认同草根，我就用“草根性”命名这样一种诗歌，从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带着本土的、地方性的经验，而且很有个人的那种特性的诗歌。

以前的诗歌传统是从上而下的，诗人要启蒙大众，朦胧诗实际上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你看一批高干子弟，比较早的接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现在过程反过来了，是自下而上的。

我本身也一直在编诗歌，就有意识的推一些类似这种情况的写的特别好的诗歌。当时在底层或者基层的这些诗人中，有一个叫雷平阳，雷平阳一次性给了我二十多首诗歌，当时我就在《天涯》给他发了，我接着开了一个关于雷平阳、潘维的研讨会，研讨会争论很激烈，《羊城晚报》用了八个版来讨论雷平阳的诗歌，雷平阳就开始广受关注。余光中当时都写了短文章，臧棣、我，也包括徐敬亚都参加了讨论。后来陆续有了郑小琼、谢湘南这样的“打工诗歌”。

雷平阳最早是县里面的一个写材料的，后来跑到昆明一个建筑报当记者，慢慢写了一些东西之后，调到《滇池》杂志，我印象中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准备往《滇池》调。研讨会对他影响特别大，当时《诗刊》下半刊用了十个版转发有关讨论，不比余秀华的规模小。

余秀华在电脑上查看自己博客上的网友评论（1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程敏/图）

当代诗歌需要余秀华吗？

我认为，自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诗歌借助网络及BBS、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力量，进入了一个全民写诗的时代，也就是一个诗歌的“草根性”时代，人人都可自由地表达，任性地写诗，用一句话来说，是“天赋诗权，草根发声”。

实际上像“去睡你”这首诗，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女性写的，很可能这个女性会身败名裂，但是余秀华那么写就变成一个精神的象征了。总之，余秀华这个现象是不可复制的，有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

这个现象起码有一个好处，当代诗歌第一次相当广泛地被肯定，前面有几次诗人和诗歌在网络上都是被恶搞，被调侃，这次基本上还是褒多于贬。也可以说是当代诗歌终于被当代接受了。

1980年代，整个社会有一种精神的需求吧，有点像物质一样，从一个极度匮乏到一个强烈需求，所以很多东西被拔高。当时的诗人是从上而下的一个启蒙，像北岛、芒克，他们身份本身也是工人，但他们实际上跟现在的工人、农民还真不一样，他们都是高干高知子弟出身。而且他们底子也不一样，他们小时候都是在北京受到教育的，实际上那是一个跟五四时期差不多的草创阶段，实际上带一种身份的光环。北岛他们作为一个诗人出现在大众面前，显得很高，大家都是对他仰望的。包括到了1980年代的第三代诗人，还是主要在学校里面。

1990年代突然进了一个物质化汹涌的一个时代，诗歌一下被边缘化，大家就把诗歌这个事情忘记了，从精神需求突然转到了物质需求。

1980年代，启蒙时代只有精神的自我，没有物质的自我；1990年代只有物质的自我，没有精神的自我。可能现在到了一个新的时期，物质的自我和精神的自我，两者都需要的时候。

社会在搞笑诗歌的时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众的欣赏水平高了，觉得梨花体、乌青体呀，把诗歌写成这样怎么能叫诗歌呢？尤其经过在教育普及之后，人们文化素质和各方面的水平都提高了，他们自认为知道如何判断诗歌，正好来了一个余秀华，他们认可余秀华，他们发动起来推广余秀华，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些人推广余秀华。

今天的精神需求和1980年代的精神需求不一样了，就相当于诗歌这个市场开始有了。我拿电影来做比较，有一段时间大家不去看电影，是因为受制当时各种原因，就是大家的追求转向了物质追求，看不看电影无所谓。就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在低潮的时候，把电影院线建立了，相当于高速公路建立了，可以跑车了，开始填充电影产品了，诗歌也是这个情况。

毕竟教育在普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对好的教育人越来越多。他们阅读水平和各方面平均水平还是提高了一些，这些人慢慢成长起来之后，他们自认为对诗歌也有自己的判断力和发言权，他们有自己的标准。这一次，他们找到了余秀华，他们认为这个诗是不错的。所以在诗歌边缘化的时候，表面上大家远离了诗歌，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上，随着教育普及，社会普遍文化素养提高，诗歌这个基础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