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是第10名落馬候補中委

      仇和代表，散会后请留下

　　仇和是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日前正在北京參加全國兩會，此番將直接留京受查。

　　3月14日下午，仇和還參加了云南代表團全體會議，審議各項決議草案。仇和極有可能是今天參加完人大閉幕會議后，被中紀委人員直接帶走。

　　此前，云南已有前省委書記白恩培，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張田欣，副省長沈培平3名省級高官被查，另有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孔垂柱，因身染艾滋，自殺身亡。

　　仇和生于1957年，仕途起步于江蘇，在宿遷主政期間，以鐵腕著稱，屬于媒體關注度較高的“明星官員”。

　　2007年，仇和在江蘇省副省長任上調往云南，任省委常委并兼任昆明市委書記。2011年底，仇和升任云南省委副書記，張田欣繼任昆明市委書記。

　　2014年7月，張田欣被查，因失職瀆職造成國有資產損失；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私利，張田欣被開除黨籍，取消副省級待遇，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

　　仇和是十八大后落馬的第10名中央候補委員。2012年，中共十八大共選出171名中央候補委員，仇和得票數倒數第二。

　　此前落馬的9名候補中委分別是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大慶油田總經理王永春、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潘逸陽、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太原市委書記陳川平、濟南市委書記王敏、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廣東省政協主席朱明國、蘭州軍區副政委范長秘。

　　中央委員則有4人落馬，包括國資委主任蔣潔敏、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成都軍區副司令員楊金山、統戰部部長令計劃。 

　　云南日報今日頭版仍刊登仇和參加活動新聞

　　昨日下午，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云南代表團舉行全體會議，審議各項決議草案和關于修改立法法的決定草案建議表決稿等。

　　李紀恒、陳豪、武冬立、仇和、李江、楊應楠、王樹芬、晏友瓊、王田海、張桂柏、鄭玉歆、白保興等代表參加審議。

　　仇和疑涉嫌土地腐敗被查 今日上午參會后回駐地

　　据财新网报道，今日上午10點，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會議第三次會議結束后，仇和還坐車回到了云南代表團的駐地——職工之家。

　　財新記者獲悉，仇和被查一事，牽扯昆明土地城建系統的腐敗問題。

　　消息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此時宣布，大部分云南代表團成員感覺有些突然。今日上午10點，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會議第三次會議結束后，仇和還坐車回到了云南代表團的駐地——職工之家。

　　據財新記者了解，前兩天，仇和的秘書還曾與人討論，回云南后，省委常委會議等工作安排事宜。

　　另有知情人士說，春節前，云南本地即有零星傳言指向了仇和將被調查。”仇和雖然隨團參加此次人大會議，但明顯看出他臉色并不好看。”

　　事實+

　　昆明城建爭議不斷

　　2012年10月，有網友制作昆明“地道戰”視頻反諷“大拆大建”，遭到瘋傳。2013年9月6日，時任云南省委書記秦光榮更是在一次公開會議上，罕見提出昆明城市規劃建設的六點反思，認為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對歷史文化的“毀滅性打擊”。

　　其中提及，“建筑物千篇一律，滿目‘水泥森林’，幾乎看不到具有特色風貌的建筑和街區”，“ 城市管理明顯滯后于城市建設”，“ 在管理途徑上重人治輕法治”，“對昆明歷史文化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秦光榮入滇10多年來，首次對昆明提出系統性批評。而這次講話，經過“半年多的調查研究”。

　　值得關注的是，仇和曾因“改善”昆明面貌被譽為“明星官員”，其接任者為張田欣，張田欣此前亦指疑涉嫌土地腐敗。在施政方面，張田欣亦繼承了“前輩”的意志——赴任10多天后，張田欣即在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努力把昆明建設成為全國和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騰訊新聞綜合澎湃新聞、中新網等報道）

　　仇和曾反思主動性不夠高  

　　中共十六大代表，十屆省委委員，省十屆人大代表。

　　相关报道：仇和曾被稱為“官場異類” 引發“仇和現象”爭論

　　据《中國青年報》署名馬龍生的文章称，“仇和現象”是當今中國的一種獨特現象。“仇和現象”是個多面體，其中的一面，是其獨斷專行給社會民主化、法治化進程帶來的惡性沖擊；而另一面，則是其依靠鐵腕、強權帶來的高效率。

　　“仇和現象”是當今中國的一種獨特現象。在官場行為方式上，他無疑屬于一個“異類”，但在當今為官者內心深處的思想基點上，他又與不少官員相暗合，那就是：在中國，要干成點事，不來點急風暴雨式的“鐵腕”，不來點“吐個唾沫就是釘”式的強權，是絕對不行的。在不少官員看來，民主是什么？民主無非是沒完沒了的開會、扯皮；是貽誤時機、什么也干不成的空談。仇和看到了這一點，他采取了鐵腕與強權的方式來“干點事”。其他官員未必看不出這一點，只是他們出于各種考慮，還沒敢拿出這種魄力來真刀真槍地干。

　　不能說“仇和們”的想法沒有道理。在當下中國社會，如何把民主與效率有機地結合起來，如何讓民主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實實在在的生產力，確實還是一個相當現實而遠未解決好的問題。“用人治推動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來推動民主”，也許仇和確實是這樣想的，也許仇和真的能夠實現他的“推動”，但“仇和式”的推動，將讓社會付出怎樣的成本，卻是我們不能不考慮的嚴酷現實。

　　“仇和現象”是個多面體，其中的一面，是其獨斷專行給社會民主化、法治化進程帶來的惡性沖擊；而另一面，則是其依靠鐵腕、強權帶來的高效率。前者的負面作用不用多說，對于后者，高效率帶來的那些看的見“成功”，無論是其上級政府、下屬百姓，還是新聞媒體，都很難做出超越主觀局限性的評價。換言之，仇和的政績，還很難說能經的起歷史的考驗。因為靠獨斷專行產生的“效率”，說白了就是押寶，而押寶則只認手氣，焉有其他？

　　如何把民主與法治建設與經濟發展效率結合起來，是“仇和現象”帶給我們的重要課題之一。民主與法制，不能僅停留在程序的層面上，不能成為犧牲效率的累贅，而應該是“既不脫韁，又跑得快”的“軌道＋助推器”。在這一切都還沒有到位的情況下，“仇和現象”應運而生了，這既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也有“仇和們”的創造性。只是，這段歷史可能令人欣慰，也可能令人沉痛；這樣的創造，可能是造福，也可能是造孽。“仇和現象”的巨大隱患，是民主與效率對立困局的集中顯現，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