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濟寧市市長梅永紅近日接受采訪時提到自己工資收入一個月7000元，“下面的縣委書記、縣長一個月收入3000多，還趕不上在工廠打工的。”梅永紅認為社會應更加理性對待政府官員，“對基層政府官員進行監督，提出更高的要求是對的，但不能過分地苛責，甚至動則謾罵，應該更加理性對待他們。”

　　不可否認，當前社會“仇官、疑官”的情緒比較普遍，這與一些官員目無法紀，破壞了官員整體形象有關，也與部分民眾非理性的“遇官則疑”有莫大關聯。這類非理性的聲音借助網絡與自媒體得以迅速廣泛傳播，產生的威力不可小覷，一是對“有權任性”的官員產生了威懾;二是讓部分官員產生“動輒得咎”的心理，導致部分官員不敢真正甩開膀子做事。

　　輿論質疑對於官員的監督倒逼功效我們應該吸取發揚，而對於官員的“過分苛責，甚至動則謾罵”，也應當加以引導。濟寧市市長敢於冒著被輿論“炮轟”的風險，為基層官員“正名”，需要勇氣與擔當，也展現了政民互動的良好意願。但梅市長以期通過“哭窮”來換取社會對政府官員的理性對待，顯然是沒有切中問題的要害。

　　社會的不理性並非單純地針對官員工資的高低多寡，而是被任性濫用的權力以及難以被陽光照射到的暗箱操作，讓民眾產生了焦慮，從而讓不理性有了得以產生、發酵的土壤。

　　因而要改變社會對政府官員的“習慣性偏見”，民眾自身需要明辨是非，不要動不動就貼標簽，更重要的是，還得從約束權力與權力運行公開透明發力。一方面用好依法治國這把利器，只要每個政府官員都自覺恪守“有權不可任性”的理念，權力就能成功地被關進籠子裏。另一方面，則是要繼續推進權力運行的公開透明，既包括權力的每一次被運用都要有跡可循，也呼籲官員財產公開的進一步推行。

　　只有權力在法律的約束下規范運行，附著在權力之上的利益得以剝離，同時官員的財產被曬在了陽光之下，民眾才有可能分辨當前的官場生態究竟如何，也才有可能進一步衡量反思此前的非理性對待是否屬於“發力過猛”，從而形成理性健康輿論生態，把政府官員從輿論的風口浪尖解救下來。(夏熊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