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中國的教育部部長一度站上輿論批判的潮頭，由於宣佈加強對西方原版教材的管理使用，“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的課堂”，而激發了線民、公知與官媒的激辯。一時間，認為中國要閉門鎖國、開歷史倒車的評論不絕於耳，甚至連南開大學校長龔克也借人民網呼籲，切勿重蹈“左”的覆轍。

　　可以說，能在任時期引起輿論場如此廣泛而強烈的批評的中國高官並不多見，因此，兩會結束之後有記者提問袁貴仁，如何評價自己任期內的工作。而在以過度自謙為主流的中國正式場合話語環境中，袁部長理直氣壯地作出“合格”的評價。

　　但是這一判斷至少在全國人大代表李光宇看來難以認同。日前，北大附中河南分校校長李光宇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河南代表團向記者的開放活動上，隔空喊話，請在場的記者“給教育部袁貴仁部長和他的同事們捎個話，懇請他們讓更多河南孩子獲得公平受教育的機會!因為在李光宇看來，最近幾年來，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程度正在加劇：

　　“重點大學，特別是‘985’高校、‘211’高校，尤其是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對河南投放的指標太少，2008年河南考生上北大難度是北京考生的24倍，2013年增加到31倍。”

　　對教育不公平的批評並非河南一省的聲音，而是個在全中國範圍內普遍抱怨的話題。袁貴仁任教育部長的時間是2009年至今，也就是說，在其任內中國的教育公平正在不斷下滑。

　　這種教育不公平的加劇並非僅僅體現在高等教育領域，而是從學前教育階段開始，涵蓋小學、初中、高中以及大學的整體不平等——在中國仍有近半人口是農民的情況下，龐大的底層人群與少數精英階層，他們下一代所享有的教育資源的差距正在越拉越大。在學前階段，機關幼稚園的硬體和師資遙遙領先於其他公立幼稚園，而城市普通公立幼稚園的費用和安全性又優於普通私立幼稚園。

　　這一差距極大的資源配置，使得在還未步入學齡，政府機關子女就比普通市民接受更優良的公立教育，而外來人口或農村人口子女則難以享受普通市民子女的公立教育。雖然少數所謂“貴族”私立幼稚園條件優渥，但是費用同樣驚人，並非大多數社會中下層人群所能負擔得起，僅僅是為本地和流動人口中的上層群體多提供一個選擇。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小學生在還未正式入學之前，國家教育分配的巨大差距已經使他們不在同一起跑線上。而在踏入義務教育階段之後，這個差距將越拉越大：城市的小學生在窗明几淨、現代化硬體設施齊全的環境中學習，而邊遠農村地區的小學生則要翻山越嶺，步行數小時，到一個可能連課桌椅都殘缺不全的土坯房內念書，而他們的老師嚴重短缺，極端的情況是一個老師教授全校所有科目的課程。

　　而農村子女進城享受條件良好的公立教育則十分困難，導致留守兒童已成為中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一方面，他們不得不在條件落後的家鄉接受教育;另一方面，他們還不得不長期與父母分離。到了中學階段，城市與農村的教育資源的鴻溝再次加深，城市學生享受著迅捷的資訊網路，在應試教育領域與農村學生相比往往有事半功倍的高效學習方式。

　　在學習外語方面，在城市部分中學已經由外教授課的情況下，一些落後的農村甚至連能夠正確發音的外語老師也請不到。如果將素質教育考慮在內，那麼出於高收入階層子女的琳琅滿目的各類特長、愛好，也是中低收入階層子女所望塵莫及的。

　　正是由於跨越了整個教育階段的方方面面的不公平，使得近年來，中國幾所最好的大學中已經出現了明顯的階級區分——來自城市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佔據大部分生源，而農村寒門子弟從恢復高考時的大半江山滑落至如今僅剩一成多。

　　而教育不公平的快速加劇，教育部長責無旁貸，甚至可以說，其中多少有其缺少作為的因素。眾所周知，在城鎮化步伐不斷加快的中國，大量的流動人口從農村湧入城市、從小城市湧入大城市，因此，國家治理過程中，各方面政策都要求與時俱進，隨時代需求而變化，各政府部門更要在各自領域承擔起統領全域的主要責任。

　　然而，教育部面對大量流動人口帶來的子女教育問題卻缺少作為，其政策對這些人群的需求不管不顧，甩手令流入地的地方政府對當地流動人口的教育大包大攬。造成在位處中央的教育部擔當缺失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理所當然地出於自身利益考慮，直接犧牲掉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利益。缺乏中央部委作為的教育領域，其政策效果必然是局部的、短期的，不利於整個中國社會的公平，流動人口教育政策的被動、滯後以及改革的不徹底，使得中國社會的貧窮已顯露出代際遺傳的趨勢。

　　教育部長這種不負責任將教育問題甩手給地方政府的行為背後，令人看到的是其政治投機性。促進教育公平要求教育部長須與其他中央部委溝通，比如聯繫財政部，建立合理的教育經費分攤機制，使得地方財政不再成為給流動人口子女教育買單的大戶，才能使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權益不再在地方利益的博弈中被選擇性犧牲。

　　然而，這一跨部委，尤其是涉及財政的溝通，並非輕鬆之事，所能取得的成果也無法在短短數年中保證，但卻是一個有責任擔當的“合格”教育部長應盡之義。然而，儘管教育部袁部長在多年前已經表態推動異地高考、要求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在公立學校中解決，但數年之後的今天，這些問題依舊停留在口頭承諾。

　　在今年初袁貴仁宣佈絕不讓西方價值觀教材流入中國高校的時候，輿論界已在廣泛的批評其政治投機的做派。與當下的保守言論相比，2011年兩會期間，袁貴仁展露的是積極有為的改革風姿。彼時，袁貴仁對兩會上的眾多媒體記者表示：“現在改革動力不足，應通過引進外來資源讓中國的教育感受外來壓力……更多引進外國資源都沒風險，因為在中國的土地上，有黨的組織，有中國的優勢。我們還派那麼多人出去，在資本主義窩裡都不受影響，還怕在自己這裡受影響?”正所謂官字兩張口，前後截然相反的言論在袁部長口中卻顯得那麼理直氣壯。

　　面對如上種種，試問，充滿了政治投機味道，對教育使去個人追求和作為，令中國教育公平在其任內全面下滑，為中國社會穩定埋下隱患，飽受社會輿論詬病的袁貴仁部長，您何敢稱自己“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