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颜泉花鸟画的关注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那是1987年，正入“而立”之年的他，在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朱乃正的支持下，在学院美术馆举办了他的第一次个展。我很高兴地与美院的同事们参观了他的展览。

　　其时，我兼任《美术》杂志主编，还在杂志上报道了他个展的情况。除展览会上的作品外，他还带着一卷卷的画稿，向我们展示，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他给美术界特别是花鸟界同行们一个强烈的印象是：朝气蓬勃，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整天扑在创作上。水墨花鸟画是一种很高雅的艺术，有很浓郁的文人气息，创作者大多给人温文尔雅的感觉。而颜泉，却另有一种粗放、豪爽的性格，不拘小节;作品呢，风格豪放，以强悍见长，虽略显细致不足，却由此具有一种生动。他笔下的题材内容主要不是梅兰竹菊，而多是常见的花鸟虫鱼。语言图式深受八大、吴昌硕、李苦禅影响，又带有明显的写生痕迹。也许正是写生的结果，赋予他的作品以某种不同于他人的面貌。正因为如此，中央美术学院写意花鸟画的教授高冠华、赵宁安等都对颜泉有所鼓励，认为他的艺术有发展潜力。后来，我一直关注颜泉艺术创作的变化，发现他始终保持着来自生活的锐气，同时注意对传统花鸟画较为深入的研究，他在当代花鸟画界立住了脚跟。

　　颜泉1957年生于山东临沂，自幼受其父——一位小学美术教师的熏陶，学习绘画。1977年，他考入临沂教育学院美术学院，毕业后在临沂担任中学美术教师达10年之久。由于他在绘画创作上取得了成绩，在北京成功举办画展后不久，便调入临沂画院成为一位专业画师。从那时起，颜泉的名字便不断在国内外的绘画展览上出现，还不断受到各种奖励。尤其是在1992年加拿大“首届枫叶奖”国际水墨画创作展上，他的作品《柳树月下》荣获金奖。画面上，一轮明月下，柳枝似随着微风轻轻摇曳，月光与柳枝融合成富有诗意的氛围。这幅画的创作过程颇有意思：当他将画作铺在地上晾干时，画面上月亮处不慎与窗前的一片水渍接触，未干的墨色被水浸染，弥漫开来，原来笔迹较为清晰的柳枝呈现出意外的、似有似无的朦胧感，从而使高空月色与柳枝之间更显融洽、和谐，更具有抒情意味。正是画中的这一特殊的艺术效果，使它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受到评委们的青睐。

　　这无心插柳柳成行的情况给颜泉很多启发，使他进一步认识了写意水墨画的创作原理。写意水墨写形更写神，不拘于形似，表现神韵最为重要。画家作画时，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艺术技巧的准备。画家作画可以有计划，胸有成竹，但又不能为预设的想法所束缚。因为水墨一旦接触纸面，便会出现各种不同块面的痕迹，更何况在整个作画的过程中，画面上出现的“景象”有预料中的，也有偶然性的、意外的。如何把握稍纵即逝的瞬间，适时地利用偶然因素，因势利导地将其加以伸引，去挥笔洒墨，前后衔接……直到最后完成画面。这当中，画家需要胆识、勇气和魄力。而这胆识、勇气和魄力的来源则是生活经验和画家的个人修养。颜泉反过来再温习那些熟悉的大师们的作品，心中豁然开朗，发现不少奥秘，这对他之后的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颜泉在花鸟画上的变革还受到他尊敬的前辈画家崔子范先生的影响。崔子范的大写意花鸟画创作既从传统艺术大师的作品中吸收了营养，又运用了他熟悉的民间艺术资源，画风粗犷、质朴、刚健，在当代画坛独树一帜。颜泉从崔子范的艺术中得到的最大启发是艺术要师古人、师自法，更要师心，即尊重自己的内心感受，抒发真切的感情。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全面修养。

　　回过头来观察近20年来颜泉的绘画语言，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他的画从最初的粗放追求精致，渐渐又从追求精致转向粗放和拙气，在不齐中求齐，求野怪趣味。他放笔用墨更为随意自由，泼墨泼彩兴之所至，更突出线的刚健和力度，墨色在变化中求整体，形在大块面中有细节的生动，布局在平实中求奇崛，常有出其不意之处，风格面貌呈现出一种朴拙的美。何以有如此变化?我想是他的艺术悟性与灵性所致。几十年来，颜泉勤奋作画，在自觉不自觉中体悟艺术创造规律，从渐悟到顿悟，心有所悟，自有创新胆识和勇气，手工技巧上必会有不一般的表现。

　　颜泉正在奋力拓展自己写意花鸟艺术的成果，假如要我对颜泉的艺术说一点建议的话，我想到潘天寿先生在读老子《道德经》的一个眉批：“强骨，静气。”(《见潘天寿谈艺录》，潘公凯编，1997，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我愿意把这几个字送给他。他的艺术要有新的突破，一方面要强骨，另一方面要静气。两者结合作品会产生更多的神韵，更具艺术感染力。颜泉未来的路还很长，我相信他会珍惜已经取得的成绩，不断总结经验，继续多向古人请教，虚心观察和研究客观自然，以便自己的艺术创作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