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調整深圳居民自由行是應港府要求并經過壓力測算做出的，具有政策調整的理性基礎。不過，這一新策并非最終安排，而只是一種因應兩地往來張力與沖突的測試性政策，未來港府與內地公安部門仍應積極跟進評估新策的具體成效與配套機制，確保兩地關系朝著良性互動的積極方向進展。
4月13日，中國公安部對深圳居民赴港“一簽多行”政策作出調整，改為“一周一行”，調控預期是減少約30%的同類旅客。這一政策調整使得深圳居民的“自由行”地緣特權被取消，與香港居民之“回鄉證”的權利產生較大差距，形成深港之間不對等的簽注政策。盡管港府明確此舉是針對水貨客，但深港之間水貨客問題是雙向的，是兩邊市場差異帶來的利差自然造成的，此次調整僅僅針對深圳居民單邊做出，被認為是中央、廣東和深圳的某種“諒解和配合”。
這一單向限制深圳居民的自由行政策調整，表面上是香港后“占中”時期反水貨客示威升級的刺激效果，實際上也給了中央調控兩地關系以重要的切口和壓力測試目標。中央及時因應港府要求收緊自由行，短期內可能對深港兩地經貿往來與民生秩序造成一定沖擊，但長遠來看有助于香港社會理性反思兩地關系及更緊密經濟人員往來的重要性，也有利于內地加大關稅改革、自貿區建設及開放力度，逐步實現內地居民對港消費需求的理性回落和常態化。因此，此次收緊既是對自由行放開以來兩地不對稱之供需關系矛盾的一種回應，也是設定了一個新的壓力測試周期，用蘇錦梁局長的話來說“一年后可見成效”。
“一周一行”是測試性政策
公安部此次收緊深圳居民自由行是應港府要求并經過壓力測算做出的，具有政策調整的理性基礎。不過，這一新策并非最終安排，而只是一種因應兩地往來張力與沖突的測試性政策，未來港府與內地公安部門仍應積極跟進評估新策的具體成效與配套機制，確保兩地關系朝著良性互動的積極方向進展。新策已經生效，所帶來的沖擊將主要落實于深港兩地居民身上，而對香港社會內部的經濟與政治生態亦將產生重要影響。
對深圳居民而言，既往的旅游、購物便利甚至于非組織化的隱性“水貨客”利益都會受到負面影響，而組織化的水貨集團更會遭受嚴重打擊，后者正是此次政策調整的初衷。
不過，新策對香港社會的沖擊亦十分明顯，甚至更為突出：第一，內地對港貨的需求短期內依然保持穩定，而深圳水貨客受到政策性打擊后將嚴重減少，導致水貨市場對香港水貨客需求激增，可能將既往的反水貨客矛盾引向香港社會族群內部。第二，作為市場對政策調整的理性反應，深圳水貨客集團將大量雇用香港水貨客以及香港本地水貨客將擴大組織規模，這一市場性“對策”短期未必有明顯效果，但從中長期來看勢必逐步抵銷單向限制自由行的政策效果。第三，無論具體市場反應如何，內地旅客因香港反水貨客示威的情感傷害以及自由行政策的收緊，在一定時期內必然減少對赴港旅游和購物需求，使其尋求替代性消費方案，比如赴日韓消費。第四，世界市場對大陸的開放以及大陸消費群體的購買力構成了世界經濟的重要支柱。香港反水貨客的升級行為在總趨勢上與香港自身的國際城市定位以及世界經濟的開放性相悖，香港很可能在一年之后重新產生對內地消費能力的經濟性依賴，倒逼自由行政策再調整。第五，香港工商界及普通民眾將在收緊期間實際體驗并反思“反水貨客”行為的非理性本質，從而對類似激進行為從抽象同情與支持轉向具體的抑制和排斥，客觀上有助于香港社會重新認知和適應已經發生結構性改變和優勢易位的兩地經濟關系，還可遠程拉動政治關系回暖。
當然，面對香港社會一定時期后再次表現出的“放寬”自由行的實際需求，中央與深圳等地仍應積極回應，表現出耐性和智慧，開放胸襟，因勢利導，敏感而有力地抓住香港社會“人心回歸”的每一個契機，漸次積累鞏固兩地關系中的積極因素。而此次收緊，也是給出充分的時間與空間，由香港社會自身進行壓力體驗和理性反思，以便借助香港公民社會自身的多元輿論和公共理性催生出一種面向內地和中央的“新常態共識”。
香港應避免“被替代”風險
我們看到，在港府和中央因應后“占中”、反水貨客示威之政策調整同時，中央的“一帶一路”戰略和亞投行框架也在緊鑼密鼓展開。這是經歷改革開放之高度經濟發展與政法體制之初步理性建構之后，第一次由中國作為主體來主導和推進的區域性甚至世界性多邊政治經濟框架。這在某種意義上直接印證了中國崛起的事實以及中國至少在亞洲經濟整合與區域安全上的領導角色的強化。目前，即便是尚未完成統一回歸的臺灣地區，亦在理性評估之后積極爭取加入亞投行。作為已經回歸的特別行政區，香港本有著更多的優勢和機遇充分參與和利用這一輪發展機遇，提振香港經濟活力與競爭力，使香港全體居民公平分享國家改革開放實際成果。
因此，一方面是因應政改與自由行困局，另一方面是港府密切關注和實際加強與內地的經濟合作以及尋求在“一帶一路”及亞投行框架內的經濟機遇。對香港反對派而言，除了部分職業政客之外，其內心未必沒有糾結：一方面對內地經濟發展及兩地經濟一體化的互利共贏前景有著內在的理解與認可，另一方面在政治利益、核心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上又極力避免“內地化”。對香港反對派而言，無論是基于純粹的政治反對，還是基于資訊不對稱下的無知，將“內地化”建構為一個完全負面的趨勢，但其又感受到來自內地強勢經濟整合壓力。
測試周期就是一次機遇
甚至包括臺灣部分人士在內，面對大陸的實際崛起及自身內卷于大陸主導的區域秩序之內，支撐其逢中必反及排斥“大陸化”的根本精神動力就只剩兩個：第一，望“美”興嘆，仰望美國重返亞太及實際干預。但無論是兩岸關系實際發展還是“占中”運動失敗結果，都證實了當中國通過精致模仿西方及始終堅持自我而實現穩定發展并成就為世界主要“列強”之一時，美國的傳統干預已日漸乏力，而中美關系的戰略利益交疊空間不斷擴大，港臺在中美關系平衡上的分量日見減弱。第二，孤芳自賞，以昔日“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跡自詡，以人權與民主的普適價值觀自衛，以連番社會運動和強勢輿論動員自保，卻不愿看到昔日經濟奇跡是以中國市場的長期封閉為前提的，今日經濟格局遠非昔日可比。
在香港政治上激進和經濟上孤立的轉型時期，包括港人在內的多方人士已逐步意識到香港“二線城市化”的風險。“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50年”是一個更長的制度互動演變周期，如果到時香港果真成了“二線城市”，其高度自治無論是在政治經濟特殊性上還是在彼時的中國民意政治條件下，未必能夠如今日這般穩固。因為建構“一國”具體憲制秩序的必然是政治實力結構與民意的動態共識。放寬歷史的視角，香港已經到了需要嚴肅反思并追問在新三十年里的“戰略機遇”問題的時刻了。如果香港反對派不能走出當下的政改博弈造成的“過度政治化陷阱”，如果依然沿？望“美”興嘆和孤芳自賞的精神路向下滑，就必然會表現出“港獨”取向，必然逐步經由抽象的“泛民主”意識而過渡到與民為敵的“社運懸崖”。反對派可以整體移民，但全體香港居民無法整體移民。
因此，面對收緊自由行的實際沖擊，面對“港獨”式的“社運懸崖”，面對香港可能在新一輪經濟整合中“被替代”的高度風險，真正的香港精英和民意應具備切割自救和從善如流的能力。但政治社會心理的轉型需要時間和機遇。筆者認為此次自由行收緊帶來的壓力測試周期就是一次機遇。
事實上，無論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初，還是九七回歸之時，內地與香港都沒有意識到國家主體經濟發展如此之快以及香港相對優勢喪失之速。內地改革經濟奇跡的要害在于政治上的威權主義與經濟上的實用主義的精巧結合。甚至在近些年意識形態領域有所收緊之際，政府主導下的自由化與市場化改革進程仍在不斷提速，保障經濟規范發展的法治體系亦得到較大進步。如今，經濟體量、政治意志與文明抱負共同要求甚至迫使中國實現民族國家與新帝國的并軌崛起。
調整成效絕非一時之功
對世界包括港臺而言，對大陸異質性的認知在內里仍未擺脫定勢思維和東方冷戰邏輯，缺乏對后冷戰之中國發展及其現代性內涵的時代性把握與客觀評價，因而甚至無法科學解釋和預測其演進方向與速度。基于種種誤判、恐懼和理念沖突，香港社會尤其是反對派才日益訴諸“占中”抗命與反水貨客等激進行為，甚至“港獨”之理念與組織化亦有強勢抬頭之勢。
當然，這里折射出外部沒有很好地跟進理解中國發展，對中國努力建設現代化及成為負責任大國的實際成就缺乏“同情的理解”與內部視角的分析，慣以有色眼鏡與思維定勢看人。
從“占中”運動到反水貨客，我們的評估應具有雙向思維。一方面要看到香港反對派非理性與功利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內地體制發展不確定性的一面。歸根結底，兩地關系之結構性調整與改善，除了訴諸經濟優惠安排和適應性政策調整，除了強化基本法再教育及便利港人更好認知和理解國家發展之外，尚需要中國整體上按照現代性基本要素更加對世界開放，更加自信地容納并建設現代性基礎制度設施。
由于香港基本上完整地追隨英國殖民過程完成了整體的現代化，因此兩地關系調整的具體成效就絕非一時之功，而是嚴格構成了中西文明沖突與對話及中國文明現代化與回歸綜合的檢驗性指標。治理香港，也就是在治理中國自身及其擴展秩序。
作者：田飛龍 系北航高研院講師，著有《香港政改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