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少等著“洞房花燭夜”的中國男性來說，先要過的是“丈母娘剛性需求”這一關—置辦婚房。近日，有歐洲媒體就對中國這個有趣但并不浪漫的社會現象頗感興趣。瑞士《新蘇黎世報》援引一項中美學者有關“結婚市場對經濟作用”的共同研究結果稱，因為“丈母娘剛需”，中國男性及其家庭成員壓力更大、付出更多。特別是男方要攢錢買房，還對中國經濟起到推動作用，“貢獻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丈母娘剛需”漸成國際專業術語，不僅在中國，在韓國也可以找到類似的研究樣本。但在東北亞地區，日本、蒙古國、俄羅斯的丈母娘很少對女婿提出買婚房等硬性要求。有調查顯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歐美國家的婚姻自由也面臨挑戰，“門當戶對”成為趨勢，很難說這背后沒有“丈母娘剛需”的影響。
“丈母娘剛需”影響中國經濟
“結婚支撐中國經濟”正成為西方關注中國經濟的一個新視角。瑞士《新蘇黎世報》5月10日詳細報道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張曉波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者共同完成的有關“結婚市場對經濟作用”的研究。文章稱，在中國“男多女少”，有房子的男性在婚姻市場會有更多的勝出機會。同時，新婚夫婦對住房的需求也抬高中國的房地產價格。中國大城市房價上漲，與男性準備婚房有關，男女性別比例失調嚴重的地方，房價就容易居高不下。據報道，瑞士只有38%的人擁有私人住房，而中國人的比例是90%。文章稱，這一現象對中國經濟意義重大，“因為房地產業是中國經濟的基石之一，能占經濟總量的10%”。為攢錢買婚房，中國男性及其家庭比女性付出更多努力，這對中國經濟起到推動作用，學者們甚至給出具體數字：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來源于此。
在瑞士媒體看來，對中國男性而言，一些丈母娘提出買房才能結婚的“剛性需求”是巨大壓力。提到中國社會的“丈母娘剛需”現象，《新蘇黎世報》評論稱，這可不怎么浪漫，在中國結婚時不買房只適合那些還沒有認識到殘酷現實的年輕人。此外，女方在婚嫁市場上的強勢地位，其實恰恰緣于中國婦女過去所受的歧視。傳統上許多家庭都希望有兒子，而不是女兒，各種原因造成現在“中國男人比女人多，平均115名男子才對應100名女子”。該報還援引中國學者張曉波的話說：“有兒子的家庭必須努力工作，為有足夠的結婚費用省吃儉用。”
北京大學經濟學家張曉波19日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西方很多國家的媒體都注意到他們的相關研究。德國“中國聲音”網今年3月13日曾報道說，在中國，一場婚禮對新郎來說“亞歷山大”：要買房、辦婚宴，沒有幾萬歐元不行。為此，男方父母通常會省吃儉用。文章評論說，上世紀70年代，中國人還流行“裸婚”，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獨生子女政策造就了畸形的婚禮經濟。《法蘭克福匯報》去年5月4日還以“中國男人為結婚像牛馬一樣干活”為題報道說，在北京，一套位置偏遠的住房價格大約相當于一名中產人士15到20年的收入，為此，很多“經濟適用男”忙于掙錢，沒機會結識女性。俄《新消息報》近日以“中國男性沒有房子無法結婚”為題報道稱，在中國，如果姑娘在結婚時男方沒有住房會讓她及娘家人感到沒面子。中國婚姻越來越物質化是造成中國離婚率大幅上升的原因之一。
被人戲稱為“丈母娘剛需”的社會現象值得深入研究。張曉波認為，它的正面作用包括刺激中國的企業家精神（很多男性更愿意去創業），提高居民儲蓄率，增加對房地產等“身份性商品”的消費。負面作用是，有兒子的家庭往往壓力要大一些，男性更容易從事危險性的工作或延長工作時間，容易導致身心疲憊、工傷事故和死亡率上升，造成幸福感下降。鑒于中國性別比例失調等原因，張曉波預測，20年后，對中國男性來說，婚姻市場的競爭還會很激烈。
東北亞國家的丈母娘各不相同
俄羅斯、韓國、日本目前都是低生育率的國家，結婚生子對這些國家有特殊意義。據俄羅斯《商業咨詢日報》報道，俄婚慶市場規模明年將至少擴大一倍，可帶動餐飲、花卉、旅游等相關產業，有助于刺激國家經濟的發展。莫斯科一家婚慶公司老板稱，婚禮花費一般在12萬到75萬盧布（1萬盧布約合1250元人民幣）。俄新網今年1月24日報道稱，在俄羅斯，年輕人結婚不一定要買房子，原因有三個：房價太貴一般人買不起；可以申請公共租賃房；女多男少，因此，不存在男方必須買房的問題，姑娘們也沒有這方面的要求。在俄羅斯，男方結婚后居住在女方家中的現象十分普遍，由此產生的不是中國新郎“丈母娘剛需”的苦惱，而是要面對“丈母娘綜合征”的考驗。據俄相關機構調查，“倒插門”的俄羅斯男子最怕丈母娘嘮叨和挑撥夫妻關系。
在韓國，結婚同樣花費不菲。韓國一家知名婚慶公司去年底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韓國人用于辦婚禮、置婚房的費用平均約為135萬元人民幣，其中，男方出3/5。和中國類似，婚房的花費占比最大，而且越年輕的新婚夫婦住房開銷越大。該公司負責人認為，20到29歲年齡段的夫妻在置辦婚房時更樂意貸款或接受父母幫助。韓國MBC電視臺5月19日的一則報道稱，該臺針對1000對夫婦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七成受訪者認為包括婚房在內的結婚花費給婚后生活帶來債務負擔。韓國社會最近出現一個新詞—“五拋一代”，指的是那些因為生活艱辛放棄戀愛、結婚、生育、人際關系和購房的年輕人。
韓國人在婚宴規模、新房大小等問題上很愛攀比。韓國《朝鮮日報》去年底的一項調查顯示，62.8%的韓國人仍認為“婚房應由男方準備”，50.9%的人認為“婚禮如果只有親戚和好友參加會很寒酸”。總體上，韓國丈母娘在子女婚姻上發言權比較大，具體結婚事宜往往由雙方女性家長商談完成，因此未婚男性對未來的丈母娘都是恭敬有加。有意思的是，最新民調顯示，“丈母娘剛需”現象已引起部分韓國人的反感。韓國婚戀公司“全盛期”5月18日公布的針對1000名50歲以上成人的民調結果顯示，93.6%的人對“結婚應由男方準備住房、女方籌備婚禮”的傳統觀念持否定態度。其中超過六成受訪者認為，“應不分男女共同負擔住房”，認為“男方當然應準備婚房”的僅有6.4%。
不斷加速的“高齡少子化”問題被日本各界看成“國難”，為此，鼓勵民眾結婚生子已經成為日本政府考慮的頭等大事。當然，結婚、生子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也不可小視。日本Rikuruto研究所發布的“全國結婚情況報告”顯示，2012年日本每對新人結婚花費約合18萬元人民幣，給相關產業創造49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效益。如果每對新人都生育小孩，將為日本經濟做出重大貢獻。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的“家計調查”顯示，2013年，擁有15歲以下孩子的日本家庭每個月每個孩子的平均花費約為6800元人民幣。相對來說，在東亞國家中，日本是最不受“丈母娘剛需”影響的國家。在日本的影視和文學作品中，多是“婆婆”閃亮登場，與媳婦演繹各種恩怨情仇，基本見不到丈母娘的影子。這是因為“照顧好丈夫及自己的家庭”是日本社會對已婚女性這一角色的傳統定位。對于女兒的婚姻與家庭，她們只是“關心的旁觀者”。在東京某電信公司工作的藤田夫婦是《環球時報》駐日記者的朋友。結婚前，兩人各自租住單人公寓，婚后開始合租一套兩居室，租金比以前各自租房時還省下1萬日元（約合510元人民幣）。結婚時，藤田的父母給了他們一些禮金，女方父母覺得不能丟面子，也給了相同數目的禮金。結婚后，藤田的母親偶爾會在節假日來看看兒媳婦，可是他的丈母娘基本不會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中，也明確表示不會幫他們帶小孩。
據《環球時報》駐蒙古國記者觀察，在蒙古，盡管女人當家說了算，但子女結婚有房或無房都沒關系，關鍵是小兩口感情要好，因此年輕人購買婚房的情況不是很多。按照傳統結婚習俗，男方應提供蒙古包，女方提供家具。從蒙古國統計委員會發布的一項數據看，蒙古家庭月平均收入約3084元人民幣，但家庭月支出基本上也是這個數，說明蒙古人喜歡超前消費，很少儲蓄。在烏蘭巴托，舉辦一場稍好些的婚禮約花6.5萬元人民幣。如買房，一平方米約在7000元至1.5萬元之間，這樣的高房價碰上低收入和“月光族”，使許多年輕人不得不住在父母家里。在牧區，年輕人結婚時買個蒙古包約花1萬元人民幣，還包括家具在內。
歐美婚姻走向“門當戶對”
據德國《焦點》周刊5月18日報道，西方一直被認為是婚姻平等的模范，但針對美德兩國的一項調查顯示，歐美人婚姻越來越走向“門當戶對”，比如醫生只找醫生，男醫生不會像過去那樣娶女護士，女性也不會嫁給地位比自己低的男性。有社會學家擔心，門當戶對會讓社會差距越來越大，加深社會的不平等。
德國聯邦統計局最新的統計顯示，德國去年約有38萬對新人步入婚姻殿堂，男性平均結婚年齡37.5歲，女性34.4歲。婚禮在德國被稱為“人生中最大的一場秀”。據德國《焦點》周刊報道，德國人結婚買新車和婚房的現象也越來越突出，費用多由男方家庭支持一部分，剩余部分由新人向銀行貸款。德國柏林工業大學經濟學者斯特凡·海舍勒爾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結婚帶來的消費約占德國經濟的0.2%到0.5%，而且德國也開始出現‘丈母娘剛需’了，特別是在跨國婚姻中。”海舍勒爾認為，“丈母娘剛需”在中國尤為突出，也與中國女性地位提高、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等因素有關，盡管對中國經濟有拉動作用，但“這種經濟和社會現象并不理性，也給婚姻埋下隱患”。記者楊濤 青木 蔣豐 張濤 柳直 谷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