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写《家》时的小桌椅。

在国破家亡的关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所能做的，要么是投笔从戎，要么是在文字里开辟另一个战场。巴金选择了后者。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巴金写文章、编刊物，还翻译了大量反法西斯战争作品，以如椽大笔记录了日军的罪行和民众的困难，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抗争精神，实实在在地鼓舞和激励了中国军民，让人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各种各样形式的纪念活动从各个方面展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抗争，但对文艺战线的活动关注相对较少。为了展现巴金等爱国知识分子在抗战期间艰苦奋斗、鼓舞人民坚持抗战的不屈精神，上海市作家协会、巴金故居共同举办的“火——巴金的抗战岁月”图片文献展，于7月25日在上海图书馆正式开展，展期至8月6日。

据上海作协党组副书记马文运介绍，本次展览的名字“火”对巴金有着特殊的含义，因为其著名的“抗战三部曲”就是以“火”命名。展览共分三个篇章，“印象”篇记录了巴金在抗战期间的行动轨迹和“身经百炸”的经历，“收获”篇呈现巴金在这一时期的创作、编辑、翻译等实绩，最后的“坚守”部分则是与巴金有过交集的文人作家共同坚守信念、戮力抗战的群像。

除了照片和文献外，展厅中还穿插着大量的抗战木刻版画，以及包括《春》、《秋》在内的抗战老电影，还复刻了少量巴金的创作场景。

巴金控诉日本罪行诗文一组。

重要作品大都完成于抗战时期

“现在正是应该重燃起斗争的烽火的时候了。”（《给一个敬爱的友人》）同当时亿万的中国人一样，炮火打碎了巴金安宁的梦想，不得不开始了流离失所和“身经百炸”的生活。从淞沪抗战、广州沦陷、武汉保卫战到上海“孤岛”时期，以及昆明、桂林、重庆等大后方的艰苦生活，巴金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足迹横跨了大半个大半个中国。

在颠沛流离中，巴金目睹和经历了日军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苦难。1937年9月8日日军轰炸了上海松江车站后，他在给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的信中写道：贵国空军轰炸松江车站的‘壮举’，在贵国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罢……血肉和哭号往四处飞迸……飞机不停地追赶，全飞得很低，用机关枪去扫射他们……对于这样冷静的谋杀，你有什么话说呢？你不能在这里看见更大的鬼畜性和残虐性么？”

从上海到广州、昆明再到桂林，类似的场景一遍遍冲击着作家巴金，他必须将它们记录下来，为了发出“我控诉！”（《只有抗战这一条路》）的呼声，也为了鼓舞和激励中国人。在整个抗战期间，巴金完成了很多其创作生涯中重要的作品，包括《春》、《秋》、《憩园》、《第四病室》以及《寒夜》，他从抗战前一个有影响的作家，成长为中国作家中旗帜性的人物之一。“而反应抗战生活的《寒夜》，被认为代表着他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马文运说。

在《火》第一部的后记中，巴金说，“我写小说，不仅想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并且想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我还想使人从一些简单的年轻人的活动里看出未来中国的希望。”在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看来，战争、国难，使巴金从大家庭中走出来，看到了民众真实的生活和苦难，蜕变成为一个成熟的作家，“抗战时期的创作在巴金整个创作生涯中是最重要的。”

巴金在《秋》特装本上的题词。

通过翻译倡导全民抗战

巴金在抗战时期，除了进行个人创作外，还担任了《呐喊》（后改为《烽火》）、《文丛》等刊物的编辑，并且翻译了很多反映反抗、斗争的外国文学作品，如《处女地》等。

在翻译方面，巴金尤为钟情于介绍反映西班牙内战的文艺作品，包括《西班牙的血》、《一个西班牙战士底死》、《西班牙在前进中》、《西班牙的苦难》等。“一方面，巴金希望用具有相似命运的西班牙人民的抗争，来鼓舞中国军民；另一方面，这也和巴金推崇‘全民抗战’的思想有关。”周立民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在《火》三部曲中，巴金借笔下人物之口反复强调说：“这次是全国抗战，全民抗战”，“在这个大时代中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认为“我们个人的幸福是跟大众的幸福，跟抗战的胜利连在一起的”。尽管巴金所推崇的“全民抗战”与中共所倡导的全民抗战有着不小的区别，但并不影响其发挥在唤起民众抗战意识方面的积极作用。

《烽火》中刊出的插画。

《春》、《秋》电影签订合同首次公开

本次展览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巴金于1941年与中国联合影业公司签订的《春》、《秋》两部电影拍摄合同（复制品）首次公开。

据周立民介绍，这份合同是巴金之女李小林女士偶然间在家中发现，为了更好的保存和妥善利用，她将其捐赠给了巴金故居。周立民认为，我们一直在说巴金用文字激励民众的抗战精神，那么到底是如何影响到民众的？从这份合同，我们就可以确实看到巴金的作品在当时的影响和传播。

除了观看展览，观众还可以在现场领取一份巴金给青年朋友的回信《做一个战士》的传单，切实感受下巴金的文字对于抗战时期中国民众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