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股市動蕩和人民幣貶值影響全球股市震蕩，中國政府及時出手救市，展現了中國發展模式應對風險的能力，也再次生動說明了中國對全球的影響力以及中國與世界的水乳交融關系。就在中國異軍突起的同時，英美等西方國家深受新保守主義路線困擾，國內政治經濟體制日益衰敗，所謂的自由民主路線在世界范圍內也推銷無門。反倒是中國發展模式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另一種發展思路，讓亟欲擺脫美國戰略圍堵或政治支配的國家找到了戰略依拖。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到底遇到了什麼麻煩?中國何以能夠在美國的壓力之下迅速崛起?這種崛起對於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有何沖擊?——這些也正是台灣著名學者朱雲漢在他的新著《高思在雲：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中所要回答的問題。】

　　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的大哉問

　　英國是2008年金融海嘯中受創最嚴重的國家，為倫敦帶來30年繁榮的金融服務業，在一夕之間被打回原形。身為英國主權象征以及最高精神領袖的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對此感到十分困惑，她在2008年11月蒞臨倫敦政經學院時，拋出了一個很直率的問題：為何幾乎沒有經濟學家預見這場全球性信用市場崩解的來臨?

　　女王這一大哉問，引發英國經濟學界極大的震動。執英國學術界牛耳的英國社會科學院(British Academy)特別在2009年6月17日，召集多位院士級經濟學家、國會議員、內閣官員、金融機構與金融監管機關代表舉行了一場討論會，會後由倫敦政經學院的貝斯利(Tim Besley)院士與亨尼西(Peter Hennessy)院士領銜，向白金漢宮遞交了一份會議結論，呈請女王陛下禦覽。

　　由貝斯利院士領銜執筆的這份報告委婉指出，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已經有一些預警，例如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以及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都曾經針對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的失衡發出警告，並指出金融市場的價格並沒有適當地反映風險。不過，他們也承認沒有經濟學家曾經准確預測這次金融風暴何時會發生，將如何發生，或威力會有多大。

　　這批首席經濟學家認為問題的症結在於：盡管金融機構雇用了具備最好數學頭腦的人來負責風險評估與管理，但是他們都只是分析個別金融工具的風險，而忽視了整個市場蘊含的風險。而且他們真的相信通過一系列新穎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場的風險可以徹底地分散與化解，這是一廂情願與自尊自大所導致的結果。簡言之，一群非常聰明的人被自己的集體想象所遮蔽，讓他們無法理解系統所面臨的風險。

　　這份報告的內容披露之後，一批對主流經濟學近30年發展趨勢頗不以為然的學者非常不滿，認為這份報告避重就輕，只將矛頭指向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能力，而沒有將主流經濟學家集體失職的真正原因道破。所以他們隨後聯名上書女王，沉痛地指出過去30年主流經濟學早已走火入魔，經濟學已經成為應用數學，經濟學研究與現實世界愈來愈脫節;如果主流經濟學不檢討過去走偏鋒的學術路線，徹底改變學者的培育與評鑒方式，經濟學家的集體失職現象很難獲得改善。

　　他們指出，1991年美國經濟學會曾經在有心人士的敦促下發表一篇報告，檢討美國大學的經濟學博士訓練方式。當時就提到美國著名經濟學系在培育年青一代學者時，都是導引他們鑽研艱澀而細微的議題，忽視培育綜合性分析的能力，回避對“自由市場”進行批判性思考，並將大量精力用於學習尖端數學工具與統計模型。因此，絕大多數新生代經濟學者對於經濟史、經濟思想、經濟制度以及心理學一無所知。當時這篇報告就擔心這樣的訓練導向，將培育出一代“愚笨的卓越學者”(idiot savants)，精於分析工具與抽象理論，但對現實經濟十分隔膜。這篇檢討報告後來被束諸高閣，但卻不幸言中日後的發展。

　　美元霸權地位搖搖欲墜

　　美國經濟結構的長期失衡，導致美元霸權地位搖搖欲墜，成為加速美國單極體系式微的一個重要因子。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未能遵守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應有的財政紀律與宏觀經濟均衡;相反地，美國經常為了稀釋債務或支付國外軍事行動費用，濫用其鑄幣特權。最近十年，美國渙散的金融監管與松弛的財政紀律，讓美元幣值信用成為威脅全球經濟體系的不定時炸彈。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風暴，終於激發世界各國倡議建立新的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意圖徹底打破美元的獨占地位。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聯合國大會成立的“國際貨幣及金融體系改革委員會”提出了一系列相當激進的改革建議。這個委員會的專家小組主席，是由斯蒂格利茨出任，他一向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處理亞洲金融危機時嚴重失職，導致亞洲國家在過去十年間大量囤積外彙，並加速了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

　　斯蒂格利茨主張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要積極回應歐美所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資的要求，它們應該考慮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架構外，成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在此之前，它們可以先擴大區域性的貨幣基金，例如《清邁協議》所倡導建立的亞洲區域外彙儲備基金，或是由委內瑞拉等七個南美洲國家組成的“拉丁美洲外彙儲備基金”(FLAR)，或是金磚五國推出的金磚儲備基金，讓這些區域性機制發揮短期融資與穩定區域金融的功能。這些大膽的提議現在紛紛出籠，因為許多國家都意識到，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負責任的全球經濟管理者，必須建立一套新的機制來平衡美國濫用其鑄幣特權。

　　長期看來，美國更需要擔心的，是另外兩股來勢洶洶的挑戰。第一，委內瑞拉、巴西、俄羅斯、伊朗等主要石油出口國，不斷在推動放棄以美元為石油計價單位，它們仍在設法說服波斯灣國家，商談改用“一籃子貨幣”的替代方案。由於石油交易約占世界貿易總額的十分之一，一旦用其他貨幣取代美元，那麼石油進口國就會大幅降低美元儲備，其對美元地位沖擊之大難以想象。所以美國緊緊拉著沙特阿拉伯不放，因為一旦這顆戰略棋子易幟，後果不堪設想。

　　第二，北京已經決心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從2010年到2013年，中國人民銀行先後跟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阿根廷、白俄羅斯、巴西、英國、瑞士等23個國家簽署貨幣互換協議，總金額達3萬億人民幣。現在，香港、新加坡、倫敦、蘇黎世等國際金融中心，都爭相成為境外人民幣結算中心，以及人民幣國債交易市場。在中國資本賬戶自由流動逐漸放寬的前提下，隨著境外人民幣國債市場的流動性與規模逐漸擴大，以及中國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地位不斷上升，人民幣遲早將成為各國中央銀行必備的儲備貨幣。

　　這幾年來人民幣結算的雙邊貿易總量快速增加，從2008年新政策推出，到2012年，在短短4年內，規模已經達到297萬億人民幣;到了2013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總量更快速累計為516萬億。到2013年底，人民幣在全球外彙市場交易量已達第3位，僅次於美元與歐元。目前，已經陸續有菲律賓、俄羅斯、韓國等國家央行正式增列人民幣為儲備貨幣，這個趨勢在亞洲將加速形成。

　　總之，2008年金融危機對美元地位的影響，是短多而長空。在金融海嘯的高峰期，由於美國金融機構從世界各地抽回資金，以及國際遊資選擇美國國債市場作為避風港，表面上看來美元在國際收支體系裏的主導地位未受影響，美國還是可以用很低的利息向世界各國融資。但長期而言，美元作為主導性儲備貨幣的信任危機已經出現。包括聯合國在內的許多國際組織與智庫所發表的分析報告，都將世界經濟結構性失衡，以及金融體系不穩定的症結，指向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根本性缺陷。金融危機之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向市場無限量供給美元，再加上美國的貿易逆差並無收縮的跡象，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仍在持續擴大，這遲早會危及美國幣值的信用，加速國際貨幣秩序向多種儲備貨幣體系轉型。

　　資本主義對人類的威脅

　　美國盛世下的“不太平”，最大隱憂在於美國在“經濟自由化”旗幟下推動的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對社會、民主、文化與環境構成了生存威脅。就資本主義對環境的威脅而言，近年來襲擊美國新奧爾良的卡特裏娜颶風，以及造成美國東岸巨大損失的桑迪(Sandy)颶風，都是不可忽視的警訊。全球暖化問題已經開始讓人類面臨愈來愈頻繁的巨大天災。人類釋放二氧化碳的速率，已經是海洋和陸地吸收速率的三倍。許多科學家都提出警告，全球暖化的效應已開始反噬。按照這樣的速率，到21世紀中葉，全世界的森林與漁業資源將會以更快的速度耗竭。

　　面對如此嚴重的環境威脅，在小布什總統執政期間，政府與能源產業利益依然緊密掛鉤，共和黨政府肆意妄為，壓制聯邦科研機構科學家發布全球暖化問題的科學證據，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還放寬耗油、能源開發等環保標准。奧巴馬總統上任後，雖然積極推動替代能源以及制定減少碳排放的政策，但始終遭遇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強烈阻撓。就資本主義對社會的破壞力而言，它讓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風險。世界上所有主要經濟體系，都必須將經濟活動維持在過度消費與信用擴張的亢奮狀態，才能避免世界經濟衰退與金融體系的崩解。經濟活動一旦緊縮，全球金融市場就會出現巨大的振蕩。資本主義全球化讓國際金融體系變成了無法駕馭的超級賭場，國家、社區、家庭的經濟命脈變成極少數跨國銀行、投資機構、對沖基金賭桌上的籌碼。

　　全球化讓人類社會失去了駕馭資本主義的破壞力量的能力，因此資本主義在驅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對社會與環境進行前所未有的侵蝕。資本主義的吊詭在於，其“效率”有如雙刃利劍：一方面，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股東、追求最大物質欲望滿足的消費者，以及追求激勵技術創新與生產力增長的社會而言，資本主義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制度;但另一方面，對加速破壞地球環境、掠奪第三世界資源，以及剝削經濟弱勢團體而言，資本主義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

　　從永續發展的角度來說，資本主義可能是最浪費的制度，因為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鼓勵貪婪，獎勵自私，崇尚占有性個人主義，刺激無止境的物質欲望，刺激沒有必要的消費需求，誘導追求人為建構的虛榮價值。在資本主義的資源分配邏輯下，全世界的生產活動主要是滿足地球上富裕階層的物質需求。為了滿足少數人無止境的物質欲望，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不斷地將地球上有限的資源，轉換成無法再利用的廢物。在此同時，全球資本主義卻將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多數人擠壓在這個交換體系的邊緣位置，他們生活范圍內的大多數生產資源都被劃歸私有，導致這個廣大群體無法盡其力、用其物，形成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

　　全球化的裂解與再熔接

　　去銀行辦理過跨國電彙的讀者大概都聽過SWIFT，但很少人知道這是“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的縮寫，更少人了解這個總部設於布魯塞爾的協會之關鍵角色。

　　這個成立於1973年的協會乃是推進金融全球化的幕後功臣，它是貫穿全球金融體系的神經系統。會員為遍布200多個國家的上萬家金融機構，這些機構間每日數以萬億計的資金移轉，都是通過協會提供的保密電信網絡進行電文交換與確認交易完成。

　　當這個系統正常運作時，沒有人會關注它的法律地位。但從2014年10月開始SWIFT的定位成為全球金融機構以及非西方國家政府關注的焦點，因為美國與歐盟正在找尋對俄羅斯更嚴厲的經濟制裁手段，它們將腦筋動到協會的頭上，准備將俄羅斯的銀行排除在SWIFT系統之外。

　　但反對聲浪也不斷湧現。首先，絕大多數銀行業者都反對將SWIFT降格為美俄戰略對抗的工具。它們希望維持SWIFT的政治中立，不贊成將銀行業花了40年打造的金融全球化基礎工程如此輕率地加以拆解。不過，SWIFT也承認它們最終必須遵守歐盟的法令，因為畢竟它們是在比利時注冊的“民間合作社”，沒有國際條約的保障。

　　以金磚五國為首的非西方國家也強烈反對這項舉措。它們原本就不支持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而且一旦俄羅斯被SWIFT排除在外，它們彼此間的金融往來就會面臨沖擊。過去，西方國家曾強制SWIFT中止對伊朗銀行的服務，非西方國家只好另辟蹊徑、暗度陳倉。但是，俄羅斯究竟是一個經濟規模超過兩萬億美元的大國，更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圍繞SWIFT定位問題引發的政治拔河，並非一個特例，而是預示我們全球化即將進入“後美國時代”。新時代的特征是：地緣政治與市場整合兩套邏輯相互糾葛的情況將越來越明顯，然而全球化的動能仍然強勁，不過主要動力將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美國一元領導自毀長城，新自由主義思潮失色，國際經濟交往規則的指導思想將不再定於一尊;全球經濟將出現多元領導格局並形成數個超級經濟板塊，親疏內外有別;過去完整而統一的架構將出現裂痕或被削弱，在全球、大板塊與小板塊三層次之間將充斥著疊床架屋的合作機制與交往規則;非西方國家將尋求新的熔接機制來深化彼此的經濟合作，並降低對西方國家的依賴。

　　這樣的變化趨勢必然會發生，因為隨著金磚五國的興起，隨著中國及俄羅斯與美國戰略利益沖突日益激烈，西方國家必然將金融、貨幣、貿易、運輸、通信、網絡等全球化基礎工程的管理權當作戰略籌碼來使用，但也勢必削弱其正當性與完整性。非西方國家也必然會在金磚五國的領導下另起爐灶。

　　2015年4月1日起，俄羅斯的銀行開始全面換發銀聯系統的信用卡，以突破VISA與萬事達卡對其的封鎖;2014年以來，金磚五國決定成立金磚開發銀行以及設立外彙儲備基金，並開始鋪設金磚光纖電纜以確保網絡通信安全;另外，巴西積極領導非西方國家要求美國釋放對互聯網的管理權。這些都是顯著的例證。我們可以預見，未來十年在各個政策領域，美國都將快速失去其號令全球的霸權地位，並選擇退而求其次，重新構築戰略版圖與經貿板塊，以確保自己至少能在21世紀前半場據守半壁江山。例如，近年來美國逐漸失去對世貿組織的主導權，乃對“多哈回合”多邊談判完全失去了興趣，開始將主要精力投入建構TPP與TTIP，拉緊長期戰略盟友，另立江山。

　　在此背景下，中國積極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布局，乃是必然的選擇。歐亞大陸板塊從公元7世紀到17世紀一直都是世界最大的貿易板塊，在21世紀又有機會通過政策協調與治理機制整合，並全面利用最新的運輸與通信技術，將此超級板塊熔接為全球經濟的新重心。 (作者：朱雲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