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不能將內鬥看做反腐利器。與小偷、情婦揭腐類似，它們只是客觀上引起了腐敗線索的暴露，提前揭開了腐敗官員的畫皮。相反，內鬥留下的深刻教訓，對當地政治生態的嚴重破壞，更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好好反思。”
謝克敏(左二)、楊曉波(女)就工業園區和項目建設調研，卻道是“面和心不和”
2014年4月30日，山西高平市女市長楊曉波黯然落馬。此時，距其“老搭檔”——曾任高平市委書記的謝克敏被查僅1個月。據報道，謝、楊兩人不和已非秘密，他們從工作中“屢有抵牾”發展到“勢同水火”。楊此次被查，有當地人懷疑系被謝克敏揭發。
如謝、楊這般，官員之間通過非正常手段，互相排擠及病態爭鬥的情況，自古以來就不鮮見。十八大以來，一系列因內鬥而舉報，最後雙雙落馬的案例，更將這一話題引入公眾視野。梳理官場內鬥的表現形式及深層原因，可為總結教訓提供有益借鑒。
貪官為何多內鬥
從古至今，貪官內鬥為何頻頻發生?對黨政一把手關系有深入研究的山東學者高維謙告訴廉政瞭望記者，爭權奪利是引發貪官內鬥的核心所在。
多名專家表示，發生內鬥具體有四個方面的原因。首先，從心理因素看，強烈的競爭意識是人類的本能，也是人類發展至今的動力之一;內鬥則是競爭的畸形、病態的表現。
從社會背景看，從古至今盛行的官本位思想，助長了貪官“唯我獨尊”的權欲。“當其認為一方越權，侵犯其權力或權力范圍內的利益，就容易將對方視為異己，引起惡鬥。”高維謙說。
從權力配置看，一些重要崗位，如黨政一把手權力界限模糊，行權規則實際上並不清晰透明，造成雙方摩擦和爭鬥易發多發。
從約束機制看，除了法治規則不健全，多地都有“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難”的情況。亦不排除個別上級放縱貪官內鬥，自己樂得掌控局面，坐收漁利。
相比學者而言，浸淫縣級機關多年、曾在縣委辦任職的侯天海，對內鬥造成的傷害有著更為直觀的感受。用他的話講，貪官之間要鬥起來，還需要一定的條件。
“其中一方因為個人私利受損而攻擊另一方，還不能簡單判定為內鬥。內鬥具有雙向性，往往是彼此交集頗深，都參與其中。”侯天海說。
內鬥的第二個要素是對等性——通常而言，地位相近、職務關鍵的兩個領導，發生內鬥的可能性更大。侯天海解釋，比如，一個縣裏的縣委書記和縣長，尤其是空降縣委書記和本土成長起來的縣長;還有皆有“後台”撐腰的兩個領導，彼此能量旗鼓相當，易從工作上的不和引發私人恩怨，進而內鬥不止。
多年前，從省級機關調任蘭州市委書記的王軍就與蘭州本地成長的市長張玉舜矛盾重重，經常發生沖突。在一次出租車司機罷工事件後，王軍公開表示不再支持張玉舜的工作。
耐人尋味的是，雙方爭鬥中，地位高的一方不一定能穩占上風。侯天海就曾碰到過一任外來縣長聯合本土成長的縣政協主席，“二對一”，給年輕的空降縣委書記頻繁制造障礙，使其不久調回市裏。
“會發生內鬥，還往往與雙方性格不合，易引發沖突有關，至少要有一方性格強勢、作風霸道。照我看，很多貪官，尤其“貪腐一把手”都是如此。”侯天海舉例稱，一般而言，當強勢書記碰到強勢縣長，弱勢書記配一個強勢縣長，更容易引發內鬥。
類似的例子除了楊衛澤和季建業，上文提到的楊曉波也是一證。據報道，其擔任市長後“遇強則強”，強勢霸道的風格在高平人盡皆知。“當時沒看出來，她當宣傳部長時還覺得很柔弱。”一名當地媒體人稱。
總結多起個例看，內鬥還須具有持續性。“這裏有兩層意思，一是從雙方矛盾萌發，到相持、激化，往往會持續一段比較長時間。嚴格說來，雙方因一事引發一次沖突還算不上內鬥。二是當他們的職務變動後，舊怨未解亦可能引發新仇，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侯天海說。事實上，從朱澤君和曹鑒燎兩貪官的內鬥過程，就不難看出這一點。
從“鬥心機”到“鬥拳腳”，從“向上告”到“向外傳”
2014年4月14日，河北邢台柏鄉縣環保局環境監察大隊長、中隊長拳腳相向
當貪官掀起內鬥，會有哪些具體表現?最常見的就是互不買賬、相互拆台。
據報道，某央企原董事長、總經理不和，董事長就趁總經理出差時任免幹部。而據當時的蘭州市委官員透露，深陷內鬥的市委書記王軍就和市長張玉舜互相威脅，要將對方送進監獄。
為了對付另一方，還有人大力扶植代理人。曾任廣東省陽春市市長的曾威斌常堅持己見，頂撞時任市委書記嚴文耀，兩人形同水火。為了在內鬥中占優，嚴文耀暗中支持競爭市長失敗耿耿於懷的時任副市長楊啟周，公開與曾威斌唱對台戲，搞得領導班子勾心鬥角。
如同上文所說，內鬥一般主要是“鬥心機”，而不是“鬥拳腳”。但當矛盾發展到不可調和，也就顧不上那么多了，不光有直接動手、還有“動口”的。2013年5月，湖南衡陽質監局正副兩科長在辦公室大打出手，一人手指受傷縫了三針，一人鼻子被咬了一個洞。一名副局長介紹，兩人共事近10年，打架是因為長久的矛盾，與工作沒有關系。
不過，這樣的例子僅限於較低級別官員之間。身份決定了絕大多數官員之間都是“動口不動手”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級之間的爭鬥，還常會殃及下屬。天強咨詢總經理祝波善說：“我在走訪央企的時候，有中層跟我抱怨，‘一旦董事長和總經理發生意見沖突，就會逼著我們站隊，苦不堪言’。”
這樣的內鬥和內耗，給下級帶來煩惱和恐懼，並很可能演變為派系之爭，進而延伸到雙方染指的政界、商界、學界，異化一地的政治生態。
當內鬥發展到無可調和，應該如何快刀斬亂麻?當事雙方通常選擇“向上告”，而不是“向外傳”。如前些年，江西省國土廳“幾名廳長間相互有鬥爭”，時任廳長劉積福發現自己辦公室被裝竊聽器後，就向紀委舉報。此後不久，3名副廳長皆落馬。
如今，隨著網絡興起，在網上發帖舉報已成為一方扳倒另一方的新選擇。2012年11月，雷政富事件引爆網絡。該事件爆料人朱瑞峰透露，提供視頻的線人就來自重慶公安方面，其之所以選擇爆料，是內鬥的結果。朱還總結說：“90%的爆料人都來自官場內部。”
不過，貪官之間內鬥，更常見的結局是雙雙被查。一個典型案例是，天津地鐵總公司原董事長王春清和總經理高懷志從工作分歧發展到背地裏相互拆台。2008年，王春清向紀檢機關舉報了“老搭檔”，高懷志被查後又檢舉了王春清，二人同赴監牢。
還有更驚悚的。上文提到的陽春市副市長楊啟周未競爭上市長，又被市長曾威斌調整分工，更是氣不打一處來。一不做二不休，他開始籌謀對市長“雇凶滅口”，最終雇凶殺人未遂，被判處死緩，還牽出了與市長不和的市委書記嚴文耀的腐敗問題。
上述情形引發了公眾的熱烈討論，有人感慨，內鬥未必是壞事。但在成都市委黨校教授劉益飛看來，這種說法站不住腳。
“絕不能將內鬥看做反腐利器。” 劉益飛說，“與小偷、情婦揭腐類似，它們只是客觀上引起了腐敗線索的暴露，提前揭開了腐敗官員的畫皮而已。相反，內鬥留下的深刻教訓，對當地政治生態的嚴重破壞，更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好好反思。”
“權力行使得越透明，內鬥就越沒有市場”
梳理內鬥的原因、表現和結果之後，對於內鬥的作用，仍有一些錯誤觀念需要厘清。
有網友認為，單位領導班子成員內鬥，可以相互監督，在一定程度上起牽制作用。專家指出，這些論調，混淆了內鬥與正常監督的本質區別。
“以犧牲班子的整體領導力，靠內耗來實現所謂的監督，代價太大了。”上述專家告訴廉政瞭望記者，正常監督與內鬥的區別至少有三點：從目的看，正常監督是出自公心，為了促進工作;而內鬥則主要是為了滿足個人私欲和私利。如申維辰、金道銘在太原“互掐”的原因之一，竟是為了照顧相熟的房地產商。
從對象看，正常監督主要針對某個具體決策、某件具體事宜，而內鬥很大程度上是 “對人不對事”。
河南上蔡縣原縣委書記楊松泉，在任5年鬥走了兩任縣長。一次楊主持召開縣委常委會，縣長講了一些不同意見，楊在會上厲聲呵斥說：“你這縣長才當幾天，就想當家?”可見，他首先考慮的是打壓縣長，維護自己的“權威”。至於縣長意見是否正確，已經不重要了。
第三個區別是，從影響看，開展正常監督屬於黨紀國法鼓勵的范疇，而內鬥則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容易走向拉幫結派的邪路。
據報道，中石油原副總經理王永春落馬前，曾舉報同事廖永遠。王天普任中石化副總經理時，亦曾舉報同樣貪腐的一把手陳同海。圍繞他們的內鬥與舉報，往往有團團夥夥和派系的因素。中央紀委對廖永遠“雙開”的通報中就指出，其嚴重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政治規矩。
十八大以來，“純潔黨內上下級關系與人際關系”被擺到重要位置，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團結和諧、純潔健康、弘揚正氣”的標准。而貪官內鬥涉及的“團團夥夥、幫幫派派、利益交換”，則被列入“決不允許搞”的范疇。
對新形勢下如何防止內鬥，專家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工作中產生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但處理、協調矛盾時，很多人還不善於使用正常的制度機制，或者制度機制還不完善。”劉益飛舉例說，比如領導之間在工作上有了分歧，可以坦誠相待，通過民主生活會、正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交心談心等解決，而不是走非正常渠道，或以權壓人，引發後患。
幾名專家進一步表示，習總書記提出的“嚴格政治生活”，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黨員幹部尤其是一把手，應從思想根源上反思，加強修養，牢記宗旨。
如何將官員之間不正常的明爭暗鬥，轉化為積極、健康的實績競爭，促進工作開展?專家指出，根本措施是破除官僚主義、搞一言堂等潛規則的影響，明晰權力界限，推進依法行權和權力公開，使官員各司其職，接受群眾監督。“權力行使得越透明越規范，‘內鬥’就越沒有市場。”
而要實現這些目標，還需要思想覺悟、民主法治、社會進步等多方面同步推進，進而實現政治生態的“山清水秀”。
“貪官之所以內鬥，與政治生態惡劣關系很大。潛規則盛行，內鬥就會大行其道;只有政治清明，官員之間才會有正常、積極的相互競爭。”有專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