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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吗?

2015-10-16
来源:腾讯评论

在帝制时代,龙与皇权多有勾连,但民间并无以龙为祖的普遍崇拜

在中国早期典籍中,龙通常是作为给神仙、帝王代步的交通工具出现,如韩非子说,“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在《山海经》里,有“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又有“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等记述。孔子告诉弟子,黄帝“乘龙扆云”、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这个时候,龙的地位和马差别不大,只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①在传说中,龙是可以被豢养,所谓“古者畜龙, 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龙甚至能被食用。②

秦汉时期,龙的地位得到提升,与帝王身世发生联系。秦始皇有“祖龙”之称。汉高帝刘邦的出生,则被渲染为“其先刘媪……(被)蛟龙踞其上,已而有孕,遂生高祖”。

但这种龙与皇权之间的联系,并不稳定。譬如,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非官祭的对象,而仅充当某种工具在,如汉武帝时制定的“郊祀之礼”中,龙乃是车夫和护卫的角色;直到宋朝,宋太宗令“祭九龙”;宋真宗又令“凡修河致祭,增龙神及尾宿……等诸星在天河内者,凡五十位”,龙才成为地位普通的受官祭者。

再以龙袍为例。元朝以前,龙袍并非只有皇帝能穿。依照礼法,帝王、贵族、高官在衣冠上使用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等12种纹饰,被称为“十二章纹”。其中日、月、星辰地位最高,归帝王独享,至于山、龙等,诸侯、大臣也能使用。梁武帝时有人建议让王侯用凤凰代替龙,唐高宗时有人建议用麒麟代替龙,都因阻力过大,最后不了了之。北宋时被迫采用一种折中的办法,允许正、从一品官员用龙,但只能是“降龙”,把“升龙”留给皇帝。③

龙成为皇家专属是从元世祖开始的,他下令民间禁止销售纹龙的布料。元仁宗又下令,官员服饰一律不许饰龙。但元朝规定龙是“五爪二角者”,无论民间,还是大臣都借机钻空子,制作或穿着只有四爪的龙纹服饰。迟至明、清,龙纹才被帝王大范围应用在衣服用品、宫殿装饰上。一项统计显示,仅故宫中的太和殿,各种龙纹、龙雕中出现的龙就有13844条。甚至于故宫中的痰盂、烛台上都绘有龙的图案。④

龙虽然与皇权的勾连较多,但帝制时代民间百姓对龙的祭祀,却并没有以之为“共同祖先”的意思。在民俗中,龙往往代表着一种负有具体职务的神祗,甚至以兴风作浪的“恶神”的形象出现,而被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所斩杀。

颐和园中的龙雕颐和园中的龙雕

闻一多是”龙图腾“的发明者,但他自己也不太肯定自己这一发明

经元、明、清三代帝王强化后,龙成为皇室的象征。晚清时,出于外交需要设计了黄龙旗,龙进一步成为清朝的标志。至于龙变为所有中国人的图腾,中国人成为“龙的传人”,则是民国之后的“发明”。

1903年,严复第一次把“图腾”这个概念介绍到中国。简言之,“一大群人,彼此都认为有亲属的关系,但是这个亲属的关系,不是由血族而生,乃是同认在一个特别的记号范围内,这个记号,便是图腾。”⑤到抗战前后,图腾学说盛极一时。知识分子出于救亡目的,急于普及、论证中国的民族概念,以便让民众能团结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之下。⑥

起初,在大多数学者看来,龙仅仅是中国史前众多图腾之一。如吕振宇认为,“马,牛,羊,猪……林,河,山……龙,冯,蛇,风……等”都是中国的“原始图腾”;在图腾问题上下了很大功夫的李伯玄,最重视的是凤图腾和玄鸟图腾,龙图腾仅偶尔提及。姜亮夫较早致力于论证龙是中国的图腾,其理由是:“夏”字本义“一定是个爬虫类的东西”,而夏的宗神禹,也是龙蛇一类。但这种观点,既缺乏说服力,也未造成多少影响力。

闻一多是“龙图腾”这一概念最重要的发明者。在《伏羲考》中,闻一多说:龙“是一种图腾,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具体来说,“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

闻一多对龙的定义,虽已成常识,但经不起推敲。如学者施爱东指出的那样,首先,历史上的龙纹不断变化,闻一多描述的龙形象,宋朝才出现。其次,闻一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随意拼接、裁剪史料。第三,因材料不足,闻一多甚至常常将假设作为前提,以至《伏羲考》中充满了“假如”“假定”“也许”“恐怕”……。⑦更为重要的是,闻一多所谓“化合式的图腾”的发明,没有人类学理论为支撑。⑧

这些理论漏洞,闻一多本人未必不知道。但他更注重的是现实功效,如其自述,他希望“通过解读古代神话,让民众知道他们有共同的来源,以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以救亡图存。至于这种“历史知识”是否靠谱,则属次要。所以,闻一多需要的只是这样一个结论:“龙族的诸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位文化……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画着龙文。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

不过,即便是“龙图腾”的发明者闻一多,也对自己的这一发明的现实功效,是否一定良好,缺乏自信。所以,他又非常纠结地写道:“龙凤”在帝制时代,已成为“帝德”与“天威”的标记,“一姓的尊荣,便天然的决定了百姓的苦难”,“龙凤”二字不禁令人“怵目惊心”,所以 ,“要不然,万一非要给这民族选定一个象征性的生物不可,那就还是狮子罢,我说还是那能够怒吼的狮子罢,如果他不再太贪睡的话。”连”龙图腾“的发明者都如此游移不定,抗战时的中国民间,是否形成了”龙的传人“的共识,也就可想而知了。

商朝的龙纹商朝的龙纹

80年代,歌曲《龙的传人》走红,“龙”终于完全成为民族图腾

闻一多对“龙图腾”概念的发明,确实对中国抗战起到了某种精神上的作用。《伏羲考》发表于1942年;同年,赛珍珠的小说《Dragon Seed》(龙种)在美国出版,小说描述了中国普通百姓在日军南京大屠杀后不屈的生存状态。米高梅公司以高价买下小说改编权,又斥巨资打造场景、服装、道具,并组建以凯瑟琳·赫本为首的明星阵容,拍摄出了同名电影《Dragon Seed》。这部电影的内容基调,受控于当时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官方宣传机构“战时信息办公室”,旨在突出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向世界传播中国抗战的努力。《Dragon Seed》(龙种)一词,大致可见“龙的传人”的说法已渐成型。

《Dragon Seed》这部电影的出现,实际上是对晚清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龙”的丑化(譬如,义和团事件后,纽约《世界》杂志曾发表一幅漫画,以一只张牙舞爪的龙,暗示着中国对世界的威胁)的一种拨乱反正。不过,这种“拨乱反正”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随着四九鼎革与冷战格局的出现,“龙”再度以不友善的形象成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代称(如1963年9月13日美国《时代周刊》以一艘载满中国民众及领袖的破旧龙舟为封面)。只不过,这种形象,在冷战时期,已不能像抗战时的《Dragon Seed》那般,被再度反馈给中国。

1978年,侯德健创作歌曲《龙的传人》,“龙图腾”终于如决堤之水,被所有中国人所接受。这首歌被收入各种歌曲集,如1981年中国广播电台编的《台湾歌曲选——校园歌曲台湾民歌》,1982年四川广播电台编的《广播歌曲集》,1982年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编的《田园新歌》等等。1988年,侯德健获邀在春晚上演唱了《龙的传人》,更是红遍大江南北。有学者认为:这首歌迎合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心情”,“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⑨

由于侯德健的身份是出走大陆的台湾歌手,因此“龙的传人”这个词在最初具有一定统战含义,常被用来指称两岸中国人,或海外华人、华侨。如1985年《望长城内外——爱国主义随笔》一书中,说从台湾驾机回大陆的黄植诚、李大维等是“龙的传人纷纷回到了龙的故乡”。后来这个词在各个场合,都成为中国人的代称。

综上,作为皇权象征的龙,虽然古已有之;但作为民族图腾的龙,却是近代救亡图存目的下的重新发明。

习仲勋(右二)、杨尚昆(右一)接见侯德健习仲勋(右二)、杨尚昆(右一)接见侯德健

注释:
 

①③施爱东:《龙的政治:从通天坐骑到皇家奴役》,《民族艺术》2011年第2期。本期专题材料、观点绝大多数来自施爱东先生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②袁第锐:《“龙的传人”说质疑》,《社科纵横》1995年第2期;④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90页;⑤⑦⑧施爱东:《龙与图腾的耦合:学术救亡的知识生产》,《民族艺术》2011年第4期。在西方图腾理论中,图腾必须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龙显然不是。图腾社会中的多数特点也并不适用于所谓的中华民族,尤其是外婚制——同一图腾的部族间不允许通婚。而在人口众多的上古中国,显然是无法实行外婚制的。⑥仲林:《图腾的发明:民族主义视域下的<伏羲考>》,《民俗研究》2006年第4期;⑨张伶俐、吉成名:《“龙的传人”一说的由来》,《文史杂志》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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