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2015年10月8日19時(瑞典當地時間13時)諾貝爾文學獎公布，白俄羅斯女記者、紀實作家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摘得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桂冠。
白俄羅斯作家、記者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連續三年賠率榜領跑終獲獎
今年6月才剛剛新上任的瑞典學院常任秘書長薩拉·丹尼爾斯，于當日下午13時在瑞典文學院會議廳宣布了獲獎者姓名，現場宣讀的授獎詞這樣評價阿列克謝耶維奇——“她復調式的寫作堪稱紀念我們時代苦難與勇氣的一座豐碑。”就在本屆諾獎公布之前，她一直穩穩佔據博彩公司賠率榜單首位，成為最大熱門。而在2013年和2014年，她也都是獲獎的熱門人選。
但是當昨晚諾貝爾獎官方網站公布獲獎得主時，很多人都在問，阿列克謝耶維奇是誰？她用與當事人訪談的方式寫作的紀實文學究竟算不算得上是文學？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在接受采訪時，肯定了阿列克謝耶維奇獲諾獎的重要性，他認為，“本屆諾獎授予記者/特稿寫作作家並不意外”。
首先，這一屆諾獎授予這位女記者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實際是在重申文學寬闊的本質性和古典意義上對文學的理解。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上，丘吉爾的《二戰回憶錄》就曾獲獎(1953年)。現今談起文學，大多局限在小說、詩歌、戲劇。而在古典意義上，對于人類生活以及生活中的重大事變的敘述和觀察就是文學。不論在西方歷史上和中國歷史上，文學都具有這一層面的意義。所以，白俄羅斯女記者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有力地證明了文學的根本指向性和倫理的根本責任。
第二，這個結果佐證了表現人類生活“真實”的艱巨性。在當今全媒體告訴、大規模傳播信息的時代，對“真實”的理解變得輕浮。但事實上，“真實”依然困難重重，需要寫作者的勇氣和力量才能抵達人類生活的真實境遇。白俄羅斯女記者阿列克謝耶維奇獲獎讓我們意識到在表面化的通識之下，“真實”依然像冰山一樣難以觸及，也警示我們要克服這個時代對真實“輕浮”的理解。
最後，非虛構在中國文學中有着廣闊的天地和巨大的可能性。在這個方向上，也許會有越來越多好的新聞記者取得成就。這是對中國新聞記者的一個激勵和提醒——新聞的力量不僅僅在于“新”，特別是在全媒體時代其價值更不在于“新”，而是在于“深”。人類生活以及人類生活中的重大事變需要寫作者深刻的理解和艱苦的努力。本屆諾貝爾文學獎的結果讓我們看到了全媒體時代新聞的力量以及媒體人寫作的可能性。這使我們意識到新聞不只是可供消費的信息，它同樣可以抵達不朽。
擁有記者身份的女作家
除了作家身份，阿列克謝耶維奇更重要的身份是一名記者。她1948年生于烏克蘭，畢業于明斯克大學新聞學系，她始終認為自己的寫作從未離開過蘇聯。在當了幾年記者後，阿列克謝耶維奇寫出了她的第一本書《那時我正要離開村莊》，但卻因為書中過多地批評了蘇聯的戶籍制度，而被禁止出版。
1981年，阿列克謝耶維奇完成了她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這部她耗時五年寫成的作品，先是在一本文學期刊上發表，隨後取得巨大成功。這本書奠定了她獨特的寫作風格——以紀實文學為主，用與當事人訪談的方式進行“口述式”寫作。迄今為止她已出版的著作有《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最後一個證人》、《鋅皮娃娃兵》、《死亡的召喚》、《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等。題材大多關注並記錄二次世界大戰、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切爾諾貝利事故等人類歷史上重大的事件。
因為堅持獨立報道和批判風格，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獨立新聞活動曾受到政府限制，甚至一度被法庭審判。2000年，她受到國際避難城市聯盟的協助遷居巴黎，2011年回明斯克居住。
作為這三年來諾貝爾文學獎賠率榜前列的“陪跑常客”，這位白俄羅斯女記者的得獎，或許會引起國內讀者的關注熱潮，但實際上她的書早在十幾年前已經有了中文譯本，只是一直都反響平平。1985年，《戰爭的非女性面孔》成為她的第一部在中國出版的圖書；1999年，翻譯家高莽(筆名烏蘭汗)和田大畏翻譯了她當時的兩本最重要的紀實文學作品《鋅皮娃娃兵》和《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兩本書在中國合為一本，收入《新俄羅斯文學叢書》。國內曾在2012年引進《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我不知道該說什麼，關于死亡還是愛情》和《鋅皮娃娃兵》三本書。而她獲得德國書業和平獎的《二手時代》將于近期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而由磨鐵圖書策划引進的“二戰”親歷者口述回憶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和《我還是想你，媽媽》也即將上市。
雖然華文世界的讀者對她可能還不那麼熟悉，但她的作品已在全世界被翻譯成35種文字，而且在世界文壇屢獲大獎，包括了瑞典筆會獎(1996)、德國萊比錫圖書獎(1998)、法國“世界見證人”獎(1999)、美國國家書評人獎(2005)、德國書業和平獎(2013)等。
非虛構寫作是記錄大時代的最好方式
非虛構寫作盡管不與文學性相沖突，但達到二者的平衡並不容易，偏重于當事人口述的阿列克謝耶維奇在這一點上也沒有超人一等的高明，旁觀式的記錄在更多時候顯得過于冷靜。二戰、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和切爾諾貝利事故……對于那個驚心動魄的大時代而言，非虛構寫作也許是一種最好的記錄方式。
“在這里，沒人會說自己是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我們都自稱為切爾諾貝利人。‘我們是從切爾諾貝利來的。’‘我是切爾諾貝利人。’就像另一個種族，就像一個新的國家。”
這是《切爾諾貝利的回憶》里的一段話，仿佛沉重的政治隱喻。
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不僅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名獨立記者。昨晚，當諾貝爾文學獎公布結果後，有人在朋友圈里說了一句“這是非虛構寫作的勝利”。
如果面對的是紛雜政治，那麼非虛構寫作並非一種討好的寫作方式。記錄二戰、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和切爾諾貝利事故的她，自然不見容于白俄羅斯政府。另一方面，非虛構寫作盡管不與文學性相沖突，但達到二者的平衡並不容易，偏重于當事人口述的阿列克謝耶維奇在這一點上也沒有超人一等的高明，旁觀式的記錄在更多時候顯得過于冷靜。
但對于那個驚心動魄的大時代而言，非虛構寫作也許是一種最好的記錄方式。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的著作中，我所讀過的兩本都直指大時代的暗面，一是《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一是記錄阿富汗戰爭的《鋅皮娃娃兵》。
相對出名的前者記錄了歷史上最慘痛的核悲劇。1986年4月26日，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反應堆發生爆炸，區域內的白俄羅斯人遭遇了災難。許多人當場死亡，大片土地被污染，幸存者被迫放棄家產撤離，在之後的日子里，他們中的許多人因為泄漏核燃料的高輻射而患上各種疾病。尤其是那些可憐的孩子，書中采訪了一位兒科醫生，他這樣說道：“我是一個兒科醫师。孩子們有不同的觀點。舉例來說，他們不認為癌症等于死亡——他們還不知道這兩者之間的關聯。他們對身上發生的事了如指掌--例如診斷結果，服用的藥品，手術的名稱。他們懂的比他們的母親還多。他們過世的時候，臉上有着驚訝的表情。他們就這樣带着詫異的表情離開人世。”
阿列克謝耶維奇還采訪了歷史學家、科學家、當時的官員、救援人員的家人、攝影师、被迫撤離的民眾……除了恐懼，還有愛與堅忍。
但如果僅僅是救災與大愛，《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還不足以被稱為這個時代的偉大作品。將切爾諾貝利視為政治隱喻，將災難歸結為人禍，才是阿列克謝耶維奇這三年心血的真正價值所在。
比如民眾的知情權，便是作者探尋的一個角度。在書中，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量研究所的前總工程师說：“為什麼我們在明知所有事情的情況下要繼續保持沉默？為什麼我們不跑到廣場上，大聲地說出事情的真相？我們把報告訂成冊，我們將所有解釋性的注釋匯編在一起。但是，我們始終保持沉默，毫無疑義且不加任何評論地執行上級下達的指令，因為我們要遵守紀律。”
切爾諾貝利事件的影響極為深遠，一直蔓延到數年後的巨變。當這一切都成為過去時，我們需要阿列克謝耶維奇的記錄，因為時代的陰暗永遠不該被忘記。
爭議
獲獎或因其背後的政治背景
“多樣性”已經成為如今瑞典學院的評委在選擇獲獎者時不成文的公認標准了，而這屆的獲獎者最大的亮點，不僅在于她是一名女性以及她來自前蘇東國家，更在于諾獎把桂冠頒給了一位進行非虛構作品創作的作家。上一本非虛構類作品獲得諾獎已經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情了——1953年丘吉爾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獲此殊榮。
但是這位白俄羅斯女記者的非虛構作品是否達到了上述這樣的高度？文學評論家陸建德認為這有待時間檢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一個寫非虛構作品的記者，我覺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難道說以後寫新聞的記者都有機會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了嗎？這種爭議性太大。”他認為，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得獎，和她是白俄羅斯作家的身份有密切關系，“通常諾獎評委目光如果轉向俄語系作家，就會特別關注這個人和當時政府的關系。只要說到東歐、俄羅斯或者白俄羅斯，背後有隱隱不能言的政治背景在起作用。”
伴隨着或許又將到來的新一輪諾獎文學閱讀潮，陸建德希望中國讀者在好好讀過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後，再去評判她是否是一個能匹配諾獎的作家，而非只是被作品主題的宏大性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