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獎”頒獎儀式在美國加州圣何塞舉行。圖為王貽芳

　　北京時間今天上午，2016年“突破獎”頒獎儀式在美國加州圣何塞舉行。中國科學家王貽芳作為大亞灣中微子項目的首席科學家獲得“基礎物理學突破獎”，這也是中國科學家首次獲得該獎項。

　　2016年“科學突破獎”揭曉 為科學界第一巨獎

　　由俄羅斯富翁Yuri Milner領銜資助的“科學突破獎”（BREAKTHROUGH PRIZES）11月9日揭曉2016年獲獎名單，此次頒發的獎項有生命科學突破獎、基礎物理學突破獎、數學突破獎、物理學新視野獎、數學新視野獎以及青年挑戰突破獎。“科學突破獎”單項獎金高達300萬美元，遠超 諾貝爾獎，堪稱科學界“第一巨獎”。

　　“科學突破獎”是由俄羅斯億萬富翁Yuri Milner等企業家共同設立。他聯合的企業家有美國遺傳技術公司前CEO Art Levinson、谷歌創立者之一Sergey Brin、23andMe公司創立者Anne Wojcicki，Facebook創立者Mark Zuckerberg及其夫人Priscilla Chan，以及中國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云夫婦。（來源：科學網）

　　王貽芳：低調的科學狂人

　　記者 邱晨輝 《 中國青年報》（ 2014年02月11日03 版）

　　對于自己的經歷，王貽芳在言辭上十分吝嗇。面對10多家媒體，這位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只講了5分鐘。

　　王貽芳（資料圖）

　　不久前，王貽芳入選中組部“萬人計劃”，成為首批入選的6位“杰出人才”之一，他本人因此一度成為熱門的采訪對象。

　　而當媒體鏡頭真正聚焦到他時，他卻把發言時間都用來講述近些年團隊所做的實驗情況。最后，他以“對個人的報道也挺好，可以讓社會上知道搞基礎研究的人究竟在做什么”這話作了結尾。

　　這是記者第三次見他。第一次是2012年4月，那時，由他領銜的大亞灣核反應堆中微子實驗團隊剛剛發現中微子的第三種振蕩模式；第二次是2013年年初，依舊和這項實驗有關，該實驗被《科學》雜志評為世界年度十大科學突破，國內科研院所也隨即掀起了一陣探討實驗團隊如何“摳門”使用科研經費的浪潮。

　　低調、內斂，這是王貽芳身邊同事對他的評價，“想從他嘴里挖出點有關他個人的故事或細節來，簡直比做出中微子的實驗數據還難！”

　　第一次和王貽芳見面，就給王煥玉留下了這樣的印象。那時，王煥玉還不是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黨委書記，王貽芳也只是物理學家丁肇中在意大利國家核物理研究所諸多學生中的一個。

　　王煥玉清晰地記得，那是在一次國外的學術會議上，本來中國科學家見了面都會熱情地打個招呼，或是開幾句玩笑，王貽芳卻“跟別人不一樣”，“他不茍言笑，回答問題也干脆利落”。

　　再次相見，已是王貽芳回國之際。2000年，自稱“打好基礎”的王貽芳放棄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教學研究工作，回到國內。他給出的理由十分坦誠，“在美國，像我這樣的研究人員，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如果做我想做的實驗，那是不可能的。”

　　回來不到3年，王貽芳開始讓同事見識到生活上低調之外的另一個自己——“工作狂”，“簡直是一個科學狂人”。

　　“如果只是我們科研人員佩服他，那不算什么，關鍵是實驗項目施工現場的工人弟兄們都說，‘科學家里面我們最服的就是王貽芳！’這說明，他拼命的勁頭大伙兒都看在眼里了。”高能物理研究所粒子天體物理中心副主任、大亞灣中微子實驗工程副經理楊長根說。

　　一個數據可以佐證當時的王貽芳有多“拼”。

　　大亞灣中微子這項大科學工程估算下來，需要至少1.5億元。而王貽芳拿出自己的“百人計劃”人才基金，加上高能所特批的幾十萬元也只有百萬元，相比億元只是杯水車薪。沒辦法，他只好一個一個“找支持”，最終，包括科技部在內的6家單位共同出資1.57億元。這一過程被一些媒體戲稱為“請來6個‘婆婆’”，一個“請”字道出了其中諸多的不易。

　　但是，對于中微子這場競爭激烈的賽跑，包括韓國、法國在內的對手可不理會中方經費是如何捉襟見肘，大家只關心“誰先‘捕捉’到中微子”。

　　不巧的是，大亞灣中微子項目的主要合作方中國、美國卻在實驗方案上出現了分歧：若按照美國的方案走，可以爭取到國際合作，但中方的貢獻和地位就有限；反之，可能就沒有國際合作，項目可能根本無法在國內立項。

　　這一次，王貽芳讓國際同行見識到了他對“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國界”這句話的“瘋狂”實踐——“單刀赴會”，“舌戰”十余位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美國高能物理學家。

　　“我堅信我的方案最正確。而且國家要花這么多錢，如果把方案讓給你們，這種事情絕對不能做！”他丟下了這樣一句話。

　　最后，整個談判“連手都沒有握”不歡而散，但從結果上來說，王貽芳還是幫中方贏得了主導權。

　　國界之內，王貽芳的這種“瘋狂”正好“翻了個個兒”，“有時為了某項科學目標，或年輕科學家的成長，連所謂的部門利益都不顧。”高能物理研究所實驗物理中心副主任、北京譜儀Ⅲ國際合作組發言人沈肖雁說，這在最初還引起過一些同事的微詞。

　　“起初做北京譜儀這個實驗時，僅靠我們高能所自己的研究人員也沒啥問題，但他（指王貽芳）卻希望北京乃至全國有實力的高校都參與進來，這不是把自己的科研項目讓他人分了嗎？”沈肖雁說。

　　迄今，已有24所高校參與到北京譜儀實驗項目來，沈和自己的同事也理解了王貽芳的“良苦用心”，“這個實驗給科研院所和高校培養了多少人才，這些給我們，給整個中國高能物理界都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學術潛力。”

　　這樣的“瘋狂”也讓“榮譽”紛至沓來： 2012年，王貽芳被評為該年度“十佳全國科技工作者”、CCTV十大科技創新人物，并榮獲第六屆周光召基金基礎科學獎，2013年，他又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進步獎和2014年潘諾夫斯基實驗粒子物理學獎。

　　然而，榮譽似乎并不是王貽芳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他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用了一個很少拿來描述物理學的詞語來形容自己的科研心路——“幸福”。

　　“對物理學的研究，人為的干擾因素較少，因此它的結論是幸福而可靠的。”他說。

　　一個有意思的規律是，科學家尤其是和大科學實驗打交道的科學家，其職業生涯往往用5年、10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周期來劃分。就像王貽芳，留學在歐洲核子中心10年，他跟著丁肇中學會了“如何組織和協調大型科學實驗”；回國后，他很快投身于北京譜儀實驗中，迄今早過了10個年頭；從2003年起，他和自己的實驗團隊開啟了大亞灣中微子實驗項目，到今年正好10年。

　　如今，這位“科學狂人”和他的團隊正全力以赴開展中微子實驗二期——江門中微子，用他的話說，“還需要一個10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