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电影资料馆做台湾导演李行先生回顾展映，放了他11部电影，笔者为此也写了李行故事、作品评论，翻熟了相关材料书籍。台湾过去的四大名导大多仙逝，只得李行一个85岁还在做电影界文化事务的领袖，原本他从台湾电影草创时期开始从业，也是最与台湾电影发展脉络紧密接洽的艺术创作者与事业建设者。因此，谈他对于台湾电影史、中国电影史的在场往往是对其艺术评论重要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是关于他影片中的写实主义、传统伦理的讨论，概念的琢磨在此非常重要。但这样的切入，对其“感性”的感性认识又是一条婉转的道路。

学界拿他与谢晋导演作比，讲二人的主题处理有相似处，不同在后者倾向于“非黑即白的战争意识形态”。这样的分野在整体呈现上，也是适用的。最适合拿来形容李行先生其人其影的可能是《淇澳》里这样几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特别是“瑟”“僴”二字，取矜庄、宽大之意，尤为适合作为窥向李行先生作品风格与创作精神的两个字眼。

像是《吾土吾民》最后，因母亲溺爱背负了通敌原罪的秦汉站在操场讲台上，作为幸存者诵读校长绝食前留下的遗笔。肯定一个不够尽善尽美人物的初心本性，并指示、矫正其成长的方向，是导演塑造人物、也是处理影片中根本矛盾时偏爱的方法。遗笔文采盎然，尽显老派知识分子中正气节，读来就令人落泪，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表情达意，又以感性化的笔触书写刚强中包涵谅解的价值辨认。在李行的作品中，总是有这样的抒情时刻担负“影以载道”、“代父教化”的使命，两者互相协调、缠绕，才滋生出了一种特别的魅力，对于中国人格外有效。再看导演一生最想拍的影片《秋决》，这部民间故事改编的电影，兼有对道欲、规训的讨论与生生不息、方死方生的时序伦常的感悟，更见电影学者陈墨所论述的那种建立在保守性与现代性、写实性与理想性、戏剧性与电影性之间的美妙张力。

李行作品中，寻根、原乡与教育是固有的母题，对家国的关怀注视袒露了作者敢于担当的胸怀。而类似的严肃内在命题并不成为妨碍其影片适应大众文化的模块。正如健康写实主义的积极美化并不削弱其社会关照，而透露出他温和的改良取向。导演年逾80，仍神采奕奕、妙语连珠。影如其人，其大多数作品都在严肃之外保有着利于观赏的戏剧性，在家庭伦理剧的模式套用方面也展示出高明的技巧。这要得益于他青年时期颇为丰富的舞台生涯，更归功于，李行导演虽有清晰深入的结构想法，却不急于求成，而始终以中庸、稳进的方式，与观众立于同侧，在充分满足实在诉求的前提下，渗透自己的主张与构想，发挥其中其实是个性化的风格美学。

自1983年《大轮回》在票房上被《儿子的大玩偶》超过，自侯孝贤、杨德昌一代优秀导演步上国际舞台，台湾新电影几乎已经成为普罗大众心目中台湾电影的正典。对于当代观众，老一辈台湾影人的卓越成就可能已不再显然，但其实他们才是宝岛电影正统的真正缔造者。人们应当留心避免对李行老派、复古作风的简单化认识，这一影响因子或许还是会在当下的接受过程中形成阻碍。他得家学传统影响颇深，又生在上海受上世纪30、40年代左翼电影浪潮熏陶，所以有对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电影传统的承继，如黑白国语片《街头巷尾》就首先复刻了左翼电影对小人物、人情味、社会氛围的审视与其对应的美学精神。而寻回中国的主观企图，不是死守是自此向前看的。他对中国的重申与坚持无关政治，而是对你我血脉的直觉追寻与感性抒发。他对传统的重申与坚持不是对旧时光的留恋，而是对一个我们能更自适地面对自身文化的明天，寄予热盼。在老派中，李行又是有盎然新意的，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在规训与成长之间，在克制与激情之间，实现了一种奇妙的链接。

导演以“中国电影”而不是眼下广泛通行的华语电影作为讨论与期许核心的观点，不是对概念适应性变化的忽略，而是对扭正发展轨迹的呼吁。寻回中国的命题，扎实在李行作品中，不是空谈空想，不拘地区国籍，也给我们今天提供无限灵感。这一成分的比重，决定了哪些影片经得住今天的回望与审视，而不像他大多数琼瑶电影一样，只能作为特定趣味的邪典类型。李行的矜庄与宽大，在作品里，也正是这一命题的呈现特质。

导演自白：“等我去世了，我要在墓碑上刻下’《跪在滚烫石板上》——正在筹备中’一行字。”这出终生未完成的创作计划，讲的是一个“立地成佛”的故事，却因爱将欧威的壮年离世而搁浅。李行作品中有儒家伦理、道家思想，佛家的游思也未尝不可。承继的归承继，李行有其现代性，也因有对个体思绪的扩写，不仅体现于人物，更关键在于创作者本人的综合与涵纳。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中国的电影之幸，更是“中国电影”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