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1日，解放軍摩托化部隊參加國慶閱兵。

　　自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軍區（大軍區）層面，曾有過三個階段的大變革。分別是：1950-1955年間實行的“六大軍區體制”；1955-1985年間實施的“十二大軍區體制”（期間曾先后增減至11個、13個），以及1985年至今的“七大軍區體制”。①三次大變革背后，都關聯著內政、外交的巨大轉折。

　　六大軍區體制（1950-1955）：對戰爭和山頭的遷就

　　1950年2月，“六大軍區體制”正式成型，分別是：東北軍區、華北軍區、華東軍區、中南軍區、西北軍區、西南軍區。“六大軍區”與當時的“六大行政區”高度吻合，采用了黨政軍一體化的權力架構。之所以如此設置，至少有兩大原因，其一，戰爭尚未結束，軍區與行政區重合、黨政軍一體化，有利于戰爭中的資源調配。其二，可參考學者楊奎松的解讀：

　　“對建國初的地方軍政機構設置，中共中央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遷就于各大根據地和各大野戰軍，亦即各大山頭客觀存在的現實狀況。正是在這一基礎上，開始時實行了大行政區的管理體制。全國劃分為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區，除華北人民政府并入中央外，其他五個大行政區都設有大區一級的行政機構。但基于黨高于一切的原則，各大區實行的是黨政軍一體化的領導體制。……在六大區里，中央局書記、軍區司令員和軍政委員會主席，即黨政軍一把手一肩挑的，有三位。如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南軍區司令員都由林彪一人擔任；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都由高崗擔任，西北局第一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西北軍區司令員都由彭德懷擔任。其他如華東、西南，也基本上是黨政軍一體。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華東軍區政委為饒漱石，陳毅為軍區司令員；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軍區司令員為劉伯承，西南局第一書記為鄧小平。只有華北區的情況稍微特殊一些。”②

　　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高崗，1954年自殺。

　　顯然，“對軍事行動及其建政需要的這種遷就，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故國內戰爭結束不久，一方面毛澤東巧施謀略，另一方面各將領知趣而退，彭德懷受命擔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離開了西北地區，劉伯承則主動要求去籌建陸軍大學，離開了西南地區。林彪將原四野主力交給彭德懷帶去了朝鮮，自己以治病為理由去了蘇聯，聶榮臻被任命為代總參謀長，入住中南海，協助軍委處理全軍軍事作戰事務，無暇多顧華北軍區的工作。另外兩位，高崗不懂軍事，只有陳毅有指揮能力，但毛與陳合作多年，了解甚深，再加上陳與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長期不和……”③

　　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在毛澤東的運作下，又有“五馬進京”——除華北局外，其他五大行政區首腦，包括西南局書記鄧小平、西北局書記習仲勛、東北局書記高崗、中南局書記鄧子恢、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相繼調入中央任職。稍后又有“高饒事件”。至1954年底，五大行政區先后撤銷。與之匹配的“六大軍區體制”，也于1955年成為了歷史。

　　十二大軍區體制（1955-1985）：加入冷戰，直面原子彈威脅

　　1955年2月，國務院頒布決定，將原來的 6個大軍區，改劃為 12個大軍區，即：沈陽軍區、北京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武漢軍區、昆明軍區、成都軍區、蘭州軍區、新疆軍區、西藏軍區、內蒙古軍區。

　　時任總參謀長的粟裕，受命主持此次軍區體制改革。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粟裕作了《關于全國軍區劃分的幾個初步方案》的發言，共提出六種軍區劃分的方案。其中第一種方案——在海陸邊防劃分六個軍區——東北、華北、山東、東南、華南、云貴，為準備戰區，屬于集團軍（實際提升為方面軍級）；在內地劃分8個軍區——川康、西藏、新疆、甘青、陜西、河南、湖北、內蒙古，為戰略儲備區，屬于軍級（實際提升為集團軍級）——獲得多數認可。在對內地軍區適當合并后，最終形成了上述12個軍區的劃分。④

　　如此劃分軍區，與中國決定加入冷戰蘇聯陣營，直面原子彈威脅，有很大關系。1954年9月，彭德懷率高級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親身參觀、體驗了原子彈爆炸的威力。1954年底，蘇聯籌組“華沙條約集團”，張聞天代表中國參加會議，發表聲明支持會議的一切決定。1955年1月，毛澤東親自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決定向核國家進軍。同月，芬蘭大使履新，向毛澤東描述美國氫彈的巨大威力，毛澤東強硬回應：“如果再來一次戰爭，就算中國一國傷亡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部死傷人數，那我們還有五億多人。美國想用恐怖嚇倒我們，但是嚇不倒我們。”2月，粟裕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如此解釋此次軍區劃分：“鑒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在今后戰爭中可能廣泛使用原子武器，當帝國主義者決定發動戰爭時，可能利用其所謂‘原子優勢’采取不宣而戰，對我進行閃擊。為了應付敵人的突然襲擊和今后更復雜的戰爭情況，……須以敵人兵力及其可能進攻的方向、地形條件、交通狀況以及我軍的戰略意圖、作戰方向和今后戰爭可能發展的趨勢，作為軍區劃分的主要依據。”⑤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此次改革之后，各大軍區的司令員和政治委員的年齡，幾乎全部集中在40-50歲之間；“少壯派”將領被推上了第一線。

　　“十二大軍區體制”一直持續到1985年，期間略有變化。1956年，為加強對臺斗爭，增設福州軍區。1967年，鑒于中蘇關系嚴重惡化，為防備蘇聯，內蒙古軍區被降為省軍區，劃入北京軍區。1969年，為便于對西南邊防的資源支持，西藏軍區被降為省軍區，劃入成都軍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因林彪之死，毛澤東親自主持了一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文革”期間，軍隊以“三支兩軍”的名義介入地方，幾乎所有省、市、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和黨委書記，都由各大區司令員、省軍區司令員兼任，可謂“軍政合一”。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后，“不再兼省委書記”、也不再兼任“革委會”主任，使地方得以再次軍、政分離。⑥

　　對調之八大軍區司令(上下對應)。左起，上：李德生、楊得志、許世友、韓先楚；下：陳錫聯、曾思玉、丁盛、皮定鈞

　　七大軍區體制（1985年-？）：拋棄反蘇統一戰線，退出冷戰

　　1985年5月，中國政府決定裁軍100萬。1985年7月，中央軍委決定將11大軍區調整為7大軍區，即：北京軍區、沈陽軍區、蘭州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成都軍區。

　　此次改革，既有軍區本身的原因，如“現行軍區體制存在的戰役縱深淺、獨立作戰能力弱、機構重疊、后方部署重復等問題”⑦，更與中國外交政策的大轉變密不可分。1984年11月1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已宣布裁軍一百萬的決定，并為此闡述了不可能爆發大戰爭的觀點。1985年5-6月間，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又做出了三個至關重要的決定：1、國防建設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來考慮其輕重緩急；2、實行百萬大裁軍；3、在對外政策方面，徹底放棄反蘇國際統一戰線的方針，并確定不再以“中美蘇戰略大三角”為基礎設計中國的外交政策。6月份，鄧小平發表談話，明確最高決策層已完成“兩個重要轉變”：1、“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2、放棄反蘇統一戰線，不再在“美中蘇大三角”框架中制定中國的對外政策。有學者認為，“鄧小平這次談話意義重大，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國退出冷戰的一個歷史性的事件。”⑧

　　1985年6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期間，鄧小平同李先念、徐向前、張愛萍合影。

　　注釋

　　①張愛萍/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P360-365。②③楊奎松，《建國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兼談1950年代反“地方主義”的由來》，收錄于《中國當代史研究 第1輯》，九州出版社，2009。④⑤《粟裕年譜》，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P355-356。⑥《“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之謎》，短史記第66期。⑦徐平，《新中國成立后大軍區的沿革》，《百年潮》2010年第12期。⑧牛軍，《冷戰與中國外交決策》，九州出版社，2012，P8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