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 Tech揩嘢，Low Tech撈嘢”是在香港市民口中傳頌頗廣的一句話，意思是“搞高科技就會失敗，搞科技含量低的就能賺到錢”。這句話似乎也代表了香港這些年來的低迷的科技創業生態。
相比于其金融、貿易、地產方面的成功，一直以來香港在科技以及互聯網領域幾乎有沒有拿得出手的東西。現在，香港希望改變這樣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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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冬天溫暖一如既往。但從這個冬天開始，香港特區政府在科創方面的動作卻有些反常。
就在12月初，香港特區政府舉辦了一場浩大的“香港國際創客節”，包括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莊榮文等嘉賓相繼出席。中國互聯網發展基金會與香港齊心基金會簽署了《戰略合作諒解備忘錄》，成立了包括京港、深港、滬港同創基地等九大創客基地。
與此同時，科技創業的人才和資金政策也在這段時期相繼到位。
11月底，香港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下稱創科局）開始成立，目標在于壯大香港創科人才庫，推廣本地科創產品和服務；12月，作為技術交流平臺的香港科學院（下稱港科院）成立；香港特區政府也于2015年設立了總額高達3億的“青年發展基金”，以助青年創業。
香港特區政府的急迫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內地提出的“萬眾創新、大眾創業”大潮。也就是在這一年，內地科創獲得了快速發展，這也讓其成為了香港急切希望學習以及尋求合作的對象。
比如在香港科技圈，深圳南山科技園和北京中關村創業大街已經成為了創業基地的代表；而大疆、滴滴等公司則成為了香港創業者中羨慕的對象。
香港是個資本活躍的城市，內地的上市公司前來圈錢，歐美的投行林立，這里還是世界上富豪最密度最高的城市。香港匯豐銀行、和記黃埔、長江實業、新世界集團等公司都在全世界赫赫有名。
逐利也是這個城市的特征。銀行利率低廉，所以幾乎每個市民都能夠熟練玩轉各種各樣的理財工具、投資產品。許多人都身兼數職，珍惜一切時間撈上一筆。資本和金融似乎已經代表著這個城市的一切。
根據香港經貿局的數據，香港經濟目前的四大支柱為貿易與物流業、旅游業、金融業以及專業的其他生產性服務。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此前在接受訪問時曾提到，香港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了90%。
但龐大的香港資本卻很少流向代表未來的科技行業。
根據香港統計署提供的數字，2013年，香港的科技研發開支僅為150億港元，占GDP0.73%。而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在2013年的研發投入為720億港元，占GDP比重達到4%，深港在研發支出上的投入差已經接近5倍。
在傳統意義上的“亞洲四小龍”行列中，香港的研發投入依舊是落后的。新加坡、韓國和臺灣的科研開支都占到了GDP的2%-4%；甚至連非洲國家烏干達，其0.98%的研發投入比重也比香港高。
“如果你說你要創業，可能他們會告訴你還不如炒股，多撈點錢然后去買歐美的科技產品。”一位理工科背景的香港職員告訴界面新聞記者，“很多這邊做IT的朋友都在銀行或者證券公司工作，而且收入并不比創業低。香港經濟太依附于金融，所以大量的科技工作者都服務于金融或者地產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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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成本高昂，是香港創業的主要掣肘。
界面新聞記者查閱了香港一家房地產公司的網站，結果顯示，在已經比較靠近深圳的香港上水地區，辦公室的租金每平米達到了250港元（約合208.178元人民幣）；而在深圳南山科技園附近，辦公室租金每平米大約為100元，算上匯率差距，香港的辦公場地租金也幾乎是深圳的兩倍。
“香港科學園雖然租金比較低，但是申請進駐的人非常多，很難有機會進入。”一位創業者說，不僅如此，創業需要人才成本也非常高，招聘一個懂硬件的人甚至會高過金融業的高級員工，因為懂這一塊的人不像深圳一樣這么多。
科技園董事局主席羅范椒芬就曾經表示，香港每百萬人口中僅有不足3000人從事科研，這一數字遠遠落后于新加坡、以色列等地區。一名香港科創的人士告訴界面新聞記者：“現在來看，香港所謂高新科技的從業人數可能僅僅超過3萬人。”根據香港接近730萬的人口數量來看，這名人士的估計已經屬于樂觀了。
香港科技園公司的創業培育計劃主管莫偉軒說，現在很多人員都不愿意投身科技界，修讀相關科技學科的學生比例也在逐年下降。有些時候，香港高校培養出來的科研人才都為其他地區的發展作了嫁衣。
大疆無人機的創始人汪滔就是香港高校“為人作嫁衣”的一個例子。汪滔畢業于香港科技大學，然而他卻在深圳創立了大疆創新科技，目前大疆的估值已經達到了80億美元。
香港的科技創業項目的目標市場也顯得非常狹小。
岑棓琛是視野機器人有限公司的創辦人之一，公司主打森林火險監控系統，并已經在廣東清遠、廣西南寧等城市投入使用。雖然公司創立于香港，但他告訴界面新聞記者，“我一開始就沒有把香港作為一個潛在的市場。”他的這個判斷，一方面反映了香港市場不足的事實，另一方面也顯出了他對香港市民對于科創行業態度的深刻認識。
“香港人較少叫外賣，而是喜歡自己到飯店吃飯，就算叫外賣，人們第一選擇往往還是打電話。‘餓了么’這類外賣軟件基本很少有人會用，那又怎么發展得起來？”岑棓琛說，香港的零售體系相對完善，因此包括O2O和電商都很難在這個市場有所作為。
對于移動化的社交項目而言，香港則已經有像Facebook、Twitter等國外引進的成熟社交產品，而想要在這個時候重新顛覆香港市民的產品，可以說幾乎沒有太大的可能。
香港特區政府的法例也經常制約科技產業。
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舉例，一家電動滑板車公司希望向運輸署申請牌照，但運輸署以法例中不存在電動滑板車為由，拒絕其申請。
香港創科局的成立也頻頻遭遇香港法例為難。早在2012年，現任特首梁振英上臺后，就曾經建議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改組為工商及產業局和科技及通訊局，以求推動創新科技的發展，但由于在立法會遇阻，計劃流產。到了2014年，香港特區政府再次籌建創新及科技局，但在2015年2月的立法會財委會上再次遭到否決，撥款議案未能通過。
實際上，香港在2000年前后就想要改變，時任特首董建華就已經提出，香港經濟重心應從由服務業推動轉向由創新科技推動。
在這一理念的帶動下，香港在近年開始出臺一系列措施以推動創新科技的發展，包括為本地6所高校提供科技創業資助，成立創新及科技咨詢委員會以及創科局等。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根據《亞洲風險投資雜志》的統計，2014年，香港的創業公司獲得了來自海內外投資者共3370萬美元的投資，這一數字大約是2012年投資總額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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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內地去吧！”香港創業者的這種需求越來越強烈。
內地龐大而開放的市場，相對完善的創業配套措施，以及一個個被資本追逐的科技創業項目讓香港感受到了壓力。但同時，許多人也開始意識到這確實是一個機會。
內地廣闊的市場和稅收上的優惠，是許多香港創業者選擇內地市場的原因。
“以往只有被評為高新技術企業才能夠有稅收優惠，但是在前海自貿區，只要是科技服務類企業就能有15%稅率的優惠，這使得前海成為了很多港商進入內地的踏腳板。”岑棓琛說。
日前，《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框架下的新協議在香港簽署。這一份新協議中規定，內地對香港開放了超過150個服務貿易部門，并有62個部門對香港實行國民待遇。這意味著，內地市場更進一步地向香港開放了。
在香港特區政府的背后，連接內地和香港的孵化器等創業配套這兩年開始興起。香港本土孵化器香港科技園公就是其中之一，這兩個月以來，這家孵化器的負責人在香港參加了多個創業活動，包括阿里“創客+”大賽香港專場以及潮商青年創新比賽等。除此之外，他還出席了香港科技園舉辦的與內地四大城市京、津、滬、深內四家科創企業孵化器簽訂合作協議的儀式。
“與內地的四家孵化器及眾創空間達成合作，就是看中了它們的豐富經驗以及培育成果。”科技園董事局主席羅范椒芬說，兩地的共同協作可以很好地整合資源，香港科技園公司將會為北上的香港初創企業，或是南下香港的國內初創企業提供一個平臺。
在本土創業者紛紛選擇內地市場作為發展方向的情況下，香港特區政府也希望將香港打造成為連接內地、香港和全球科技創業者的一個橋梁。特首梁振英在12月6日港科院舉辦的科技創新峰會開幕式中就講到：“希望香港能發展成一個‘超級連接點’，推動內地與世界各地科技界的交流合作。”
截至2015年9月底，香港科技園已經通過培育計劃扶持了超過370家科技創業公司，還有約220家正在培育之中。“我們的目標是在未來幾年將這個數字提升到500家。”莫偉軒說。
與香港毗鄰的珠三角地區，創業者和內地機構已經開始合作。2013年12月，“深港青年夢工廠”在前海成立，在這個由粵港兩地政府及香港青年組織合力支持的創業園中，創業者可以獲得一體化的專業服務，目前已有逾40個香港創業隊伍進駐。
而內地的眾創空間與香港科技園進行合作，也是看中了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得天獨厚的優勢。清控科創董事長秦君對界面新聞記者說，香港作為創業基地能夠提供全球視野、教育優勢、豐富的資本以及完善的法律，這幾個優勢是內地所不具備的。
深圳市科技孵化器協會會長呂勇也認為，兩地之間的合作能夠實現空間互換以及跨境投資的融合。然而他也對深港合作在現有的政策上表示了一定的擔憂：“目前深港之間的簽注模式變成了‘一周一行’，對于深圳的一些創業者來說，這一改變就成為了與香港合作的一個障礙，是否能打通這個渠道會是以后深港合作能否更上一層樓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