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為何劉志軍和穀開來死不了?
或許，正是因為死緩沒有明確的量刑標准，導致了公眾陰謀論的出現。
這些天的司法界頗不太平。
掏鳥少年爭議未平，今天，大家發現薄穀開來和劉志軍獲得了減刑。
今日(12月14日)，北京高院對薄穀開來和劉志軍減刑案進行了公示。根據該公示，北京高院建議將刑期內“沒有故意犯罪行為”的劉志軍和薄穀開來的死緩減為無期。
“無故意犯罪”的表述，在這樣的時間節點正好引來了公眾的質疑，“不容貪官”的公眾情緒被引燃。原本在司法上無法混為一談的幾個案件被混為一談，成了公眾情緒和司法判決之間秘密角力。
議論簡單，但更重要的是，要在情緒、理性和信息之間尋找平衡。
為何劉志軍和穀開來不會死，能在“輕描淡寫”中獲得減刑?死緩適用於誰?關於貪官的死緩，有太多問題需要厘清。
曆史：最早只適用於“外國人”
死緩，全稱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含義為：應該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的同時宣告緩期2年執行。
這是我國獨創的一種法律制度。
死緩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1930年，在中共中央發布的《關於蘇區懲辦帝國主義的辦法的決議》中規定，“對外國人可以使用死刑緩刑”，即判處死刑後，可以在若幹時期內暫時監禁。
到了1944年，《晉冀魯豫邊區太行區暫行司法制度》進一步闡述為“死刑保留”：對於應判處死刑而認為有可能爭取改造者，可判處死刑保留，保留期在1到5年。
現行的比較成熟的死緩制度，起源於1951年的第一次“鎮壓反革命”中。
毛澤東在《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的修改意見中提出，“對於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雖然嚴重損害國家利益但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而又罪該處死者，應當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
到了1979年，死緩制度最終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43條第1款所確立。
初衷：“怕殺錯了人”
從這兩條看來，最早的死緩制度，源於鬥爭哲學中的工具理性。毛澤東後來曾對此有過解釋，“這是一個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錯誤”。
作為在鎮壓反革命期間的政策考慮，死緩最開始的目的是“為防止殺錯人”和“爭取改造反革命分子”。盡管仍是功用主義，但這種工具主義的思考，卻在特殊曆史時期對於“濫殺”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劉志軍受審畫面。
到後來，在相關法學研究中，死緩逐漸脫離了革命政治的曆史語境，轉入了刑罰的實證主義研究。
有學者認為，“死緩是中國對世界刑罰制度的創造性貢獻”。
說是創造性貢獻，恐怕是因為“死緩”代表著對“死刑”的謙抑。在呼籲廢止死刑的辯解理由中，“死亡”的無可修正性，一方面使得“冤殺”的錯誤無法再修補，另一方面，也剝奪了犯錯的個人不再有重新改過的機會。
而看起來，死緩是對這兩條原則的修正。在緩刑期內，服刑人員可以繼續上訴調查，修正可能存在的冤案。
趙作海冤案即為一例。當年法官認為證據存在漏洞，最後，判其“死緩”，留下餘地。最終，當被“殺死”的人10多年後再次出現，趙作海的冤案終於得到平反。
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內法學界對“死緩”制度大唱贊歌。
變遷：劉志軍“鐵定”死不了?
當年，劉志軍被宣判為“死緩”時，公眾齊聲感歎，“劉死不了了”。至少在民間看來，“死緩”幾乎被等同於“死不了”，而不再是“死刑”。
原因在於，經過數次修訂後，死緩後繼續執行死刑的門檻被數次拉高。在今年《刑法第九次修正案》中，死緩到死刑的條件被改為：
1.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滿以後，減為無期徒刑。
2.如果確有重大立功表現，二年期滿以後，減為25年有期徒刑。
3.如果屬於故意犯罪，情節惡劣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執行死刑;對於故意犯罪未執行死刑的，考驗期重計。
4，如果是累犯以及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可限制減刑;重大貪官還可以在兩年後終身監禁(不予減刑、假釋)
劉志軍和薄穀開來因“沒有故意犯罪”而獲得減刑，依據正在這裏。“不故意犯罪”就能減刑的門檻可謂極低，這些年，僅有極少數罪犯因為在死緩考驗期內“脫逃”等行為而被宣布“應當執行死刑”。
現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雲騰，在其1995年的著作《死刑通論》中，就曾表示“在實踐中99.9%的(死緩)犯人沒有被實際執行死刑”。
從這個意義上說，公眾將“死緩”理解為“死不了”是有道理的。被關押起來的罪犯，其犯下嚴重罪行的幾率恐怕接近於零。
爭議：貪官才能得到死緩?
從死刑存廢上看，死緩是對死刑判決的謙抑，還曾在冤案平反中發揮緩沖作用。
但“死緩”在公眾輿論中卻極少得到普遍贊許。公眾質疑的不是“死緩”刑罰本身，而是，究竟誰可以獲得“死緩”?
在刑法條文中，死緩判決的前提要件是“必須處死”，卻又“不是必須立即執行”。
這個定義比較模糊。在學界研究中，曾提出過死緩的實質性適用條件，包括“有自首或立功表現”、“平時表現較好，偶然犯罪的”、“有一定過錯，並非全部責任”、“被害人有明顯過錯的”、“沒有激起較大民憤”、“不會引發社會震蕩”等。
為什麼貪官沒死?這是典型的公眾詰問。民間質疑有其邏輯：死，或者不死，有天壤之別。因此，輿論中有刻板印象：難道死緩是貪官的專利?
或許，正是因為死緩沒有明確的量刑標准，導致了公眾陰謀論的出現。
中國死刑相關數據並不公開，因此沒有權威數據可以解答公眾的詰問。
但根據華東政法大學盧葦針對1999—2009年間的死緩案例不完全統計結果，貪汙賄賂罪中，死緩適用率為44.1%，其次是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權利罪，為36.1%。
這一數據並不顯得異常，因為在貪汙賄賂罪中，犯人有更多的立功、檢舉機會，符合從輕處罰的條件，此外，貪汙腐敗並不會造成“立刻的社會動蕩和社會危害”等等。
比如薄穀開來，在其死緩判決中有一條，“在檢舉他人犯罪中有重大立功表現”，因此，穀開來才獲得了死緩的機會。
然後再到今天，穀開來因符合減刑條件，而獲得了繼續減刑的機會，避免一死。
未來：應該以死緩代替死刑?
或許，問題更應該推到死刑上去。死刑和死緩盡管同屬死刑，但實際效力卻天差地別。
這些年來，廢除死刑的呼聲越來越高，從國際社會的實踐來看，死刑在刑罰中消失也是現代趨勢。
因為死刑的不可逆性，以及在諸多實證研究中，死刑的“懲戒效果”被證實並不有效。何況死刑和死緩已在民間輿論領域造成了情緒和司法的對立。
因此，國內也有學者提出，應當以死緩逐步替代死刑。從現實意義看，全面死緩有其現實道理。死緩可以修正死刑所帶來的不公正，無論是案件本身，還是弭平民意裂痕。
樂觀地說，今年的第九次刑法修正，進一步提高了死緩到死刑的標准，或許是邁出第一步的前兆。
而我們對死緩的質疑，深層來說，也部分潛藏著對“死刑”之不人道的反對。無論是林森浩還是劉志軍，從生命視角看，他們都擁有相同的權利。
作者：胡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