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型導演」斬獲兩屆金馬獎

 

　　今年第52屆臺灣電影金馬獎頒獎禮上，周浩憑藉作品《大同》蟬聯最佳紀錄片獎。上一屆，他也是這個獎項的獲得者，2014年，他的獲獎作品是《棉花》。

 

 

　　《大同》，英文名為「Chinese Mayor」(中國市長)，以原大同市長、現任太原市長耿彥波為主要拍攝對象。耿彥波，一個有爭議的官場人物，其在大同主政期間，對這座以煤礦為主導產業的城市進行的大力改革。片中，耿彥波一方面銳意改革，大膽「造城」，以發展旅游業和改善環境；另一方面，也要承受新改造帶來的巨大代價－－數以千計的房屋被推倒，50萬居民（占大同市總人口的30%）需重新安置。

 

　　《棉花》則從「摘棉大遷徙」開始，每年中秋過后，上百萬的「拾花工」，從河南、甘肅、四川、陝西等地，被一列列擁擠的綠皮火車運往新疆，投進廣袤無垠的棉花地。他們每天重復采棉動作兩三萬次，用幾十天的機械勞作換回家中一年的生計；「中國制造」產業鏈上的河南某棉紡廠，國企改制后效益不佳，女工們不堪酷暑勞累，輪流辭職，女領班焦頭爛額；廣東牛仔褲廠的工人加班到半夜，也只能伸個懶腰、恨恨地罵：「媽的老子快累閹了」；廣交會，老外一要貨就是一千件，很急，「for American」，中國廠方犯難，這意味著工廠必須緊急趕工。中國經濟的細微面相，被一團團棉花串起來，成了《棉花》。《棉花》從拍攝到制作完成歷時8年，金馬獎評論《棉花》：「銀幕上呈現今日中國棉花史，也是一頁農工生活史。」

 

 

　　周浩自己卻對《棉花》不甚滿意，「8年時間，應該有更多的可能性。」周浩之前拍的片子一樣烙著他鮮明的「記者」印記：2004年拍《厚街》，展現東莞出租屋內眾生相；2006年拍《高三》，拍的是福建武平一中的備考，瑣碎、緊張、荒謬而真實，該片獲香港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人道獎；2007年《龍哥》貼身跟拍毒販故事；2009年《書記》里，周浩又把鏡頭伸入官場，觀察政府體系如何運作；2010年到2013年，《120的故事》和《差館》，則在急診室和派出所這兩個充滿了人們不同尋場☆態的公共空間穿梭來去，人們失態、爆發、耍賴、隱忍，全在其中。

 

　　提供世界另一種解讀方式

 

　　周浩的鏡頭被評價為「如同深入社會生活的解剖刀，剖開血肉的現實畫面」，作為紀錄片獨立導演，行走這條路殊為不易，其中艱難亦不足為外人道，當然尤以體制和資金成為橫亙於前的一道坎。周浩說他常常被問到，是不是有很多管制，很多事情做不了，「但管制肯定不能成為你不去做事情的一個理由吧」，「從來沒有人說這個題材是不能夠拍的，有時候是自我審查導致你很多事情不能做」，他用了「揮刀自宮」表達這種自我過濾。有些題材看似完全不可能操作，譬如深入中國官場，貼身跟拍市長、書記的工作生活，「有時候會有某種隔膜或是不可能，是因為你連努力的勇氣都沒有」。即便有了某項選題或素材，采訪過程也充滿艱辛，「但總是有人願意表達的吧，我會說人群中有百分之十這樣的人」，周浩說。這意味著，在這些生猛素材的背后，有九成的嘗試是被拒絕了。譬如拍《差館》，生活在廣州的周浩說他最早想拍春運，「廣州春運是中國春運的風向標」，於是去廣州火車站聯繫，但對方找各種理由推託了，「我又聯繫了很多別的地方，比如廣州火車站派出所，有點出人意料，我也沒抱希望，派出所就同意我拍攝了」，《差館》最后的重點仍放在火車站，在那兒發生的故事，「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我被拒絕和我意外收獲的例子」。周浩說，拍攝方案是在拍攝過程中不斷調整的，「如果一部片子做出來，跟你當初設想的完全一樣，那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成功的拍攝」。

 

　　「這個世界充滿戰爭、糾紛、沖突，歸根到底是人群跟人群之間的不了解，或我根本不願意去聽你說什麼，這是當今這個世界最糟糕的問題。」周浩覺得，紀錄片就是「增加人們思維的維度，知道這個世界原來還可能有另外一種解讀方式。」周浩特別提到紀錄片《西藏一年》，這是一個受到多方肯定的片子，「我覺得這個世界就是需要不斷去融冰，融解各個族群，各個階級之間的矛盾，而這個事情是有做的可能性的。」

 

　　所以對著臺下的年輕人，周浩說，自由表達沒有什麼需要特別忌諱的，「天塌下來有個子高的人幫你們頂著」，而這個時代，也沒什麼值得抱怨的，「我就從來沒看見一個懷才不遇的人，從來沒看見一個努力了最后一無所獲的人。所以只要你喜歡，願意真誠的去做這個事的話，我相信老天爺會給你們回報的。」

 

　　揣摩人性「會越來越敬畏」

 

　　有朋友評價周浩的片子很穩，不煽情，「像是陳述句，觀察，不下結論」。坐於講臺前，周浩也有一種觀察者的不動聲色，透露著一股「控制的溫和，內斂的智慧」，臺下的港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熊景明老師則說臺上的周浩，「一副中庸的樣子，透露著某種宗教情懷」，似乎都很貼切。

 

　　周浩的作品風格其實是有所變化的。友人評價，先前的《厚街》和《高三》，攝影機如手術刀，深入社會腹部，於切割翻檢中，讓不為人知的世界在傷口下敞開；《龍哥》里，攝影機更像匕首，社會肌體被大塊切割，生猛腥氣；《差館》里，攝影機成廚房里的餐刀，日常生活依其紋理、按照肥瘦，一片片削下，似刺身，但亦辛辣；熬了八年的《棉花》，卻不是川味紅湯，而成廣式溫火煲，所有料最終融化在一腔暖和的液體中。「以往孤單英雄般的俠客，被一個溫情的老男人取代，那個周浩蹲守在鏡頭后面，像蹲守在屋前曬太陽的镕漢，陪著他的拍攝對象嘮嗑」。《大同》里，「實際上就是兩種力量，民眾有一個聲音出來的時候，我一定要有一個對立的聲音跟他去抗沖」，在周浩的片子里，會看到這種有意思的平衡，「這種權衡倒不是我的生存技巧，我覺得這個東西會激發起人們更多的思考，而不是簡單的告訴別人，這是對，那是錯。」

 

　　所以周浩的片子，會給人一種「混沌的真實」感，導演本身的立場和觀點相對抽離。對此，周浩的表述是「用真誠的態度來面對。做紀錄片，真誠比真實更重要。」他說，做紀錄片的人，包括做口述史的人，都要去還原一件真實，「但你覺得真實存在嗎？真實是如果真誠的話可以無限趨近，但永遠沒法完全重現的東西」，「人生哪有一個絕對的唯一的觀點在里面。雖然在我的影片里面，我的觀點會比較混沌，但我仍然認為我的觀點是存在的。只是我把它放在稍微次后的位置上面，沒有用言簡意賅的兩三句話把它表白出來而已。」

 

　　周浩認為紀錄片是有原罪的，「紀錄片其實是違背人性的，我們總是想把那些被人遺忘的，或努力掩飾的，揭示出來，這跟人的本性是背離的，也必然有所犯忌」。

 

　　周浩說，一直行走在這種兩難的邊緣上，揣摩人性，「會越來越敬畏，永遠是懷著敬畏的心在做這些事情」，而且你永遠只能去尋找那種東西，就是你內心的平衡，「如果你尋找不到內心的平衡，過不了自己那一關的話，你是沒法去做紀錄片的」。所以，紀錄片「更需要分寸，不傷害別人，這很困難，也是底線」。

 

　　得獎之后，找周浩的人多起來，「而且是上門就問你需要錢嗎？」得了一些獎后，各種各樣的商業機會也找上門來，「各種誘惑多了，錢也來找你了，名也來找你了，你自己還能不能堅持你自己的初衷，這些問題我覺得是大問題。」一般情況下，周浩是「能推的都會推掉，覺得錢夠用就行了，不用太多」。周浩說自己就是勞碌命，會一直拍下去，而且經常會幾個題目交叉在拍，「就覺得我應該去做我要做的事情。獎很重要，但也別太把獎當一回事，太當一回事之后，有一天只有你自己記得這個獎別人都忘記了，那是很悲慘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