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诗意在冯唐这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蜕变？这仅仅只是冯唐个人的错吗？还是，有什么社会的和文化的原因，使我们已经将那个泰戈尔式的诗意的存在远远地抛弃？
　　《飞鸟集》的“神翻译”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说“最佳”的，也有坚决要求“下架”的。这都似乎有些极端。
　　事实上，这与其说是一个需要在翻译学意义上加以辨析的问题，不如说它折射了某种时代症候。
　　对比郑振铎与冯唐的译文，对比他们对待诗人泰戈尔的态度，不仅可以看出译者与作者之间关系的极大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可以看出汉语语言生态内在蜕变与颓败的端倪——虽然只是端倪。
无论是“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还是“有了绿草/大地变得很骚”……要说这些文字是对泰戈尔诗歌的翻译，恐怕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没有任何一个有基本英语水平的人，会认为“mask”与“裤裆”有什么对应关系，而“hospitable”居然会是“骚”的同义词。聪明如冯唐，大概更不至于有这种“笔误”。
　　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泰戈尔清新、隽永而“纯情”的诗句，在郑振铎那里，还是“世界上的一队小小的漂泊者呀/请留下了你们的足印在我的文字里”，而在冯译中就变成了“现世里孤孤单单的小混混啊/混到我的文字里留下你们的痕迹吧”。为什么冯译中充满调侃意味的“白日将尽/夜晚呢喃/”“我是死啊/我是你妈/我会给你新生哒”，在郑振铎那里却是“也与逝去的日子接吻/轻轻地在他耳旁说道：我是死，是你的母亲。/我就要给你新的生命”？而细心的读者甚至会看到更微妙的不同，“Dream is a wife who must talk/Sleep is a husband who silently suffers”， 郑译为：“梦是一个一定要谈话的妻子/睡眠是一个默默忍受的丈夫”；冯译则为：“梦幻是一个不得不唠叨的老婆/睡眠是一个默默忍受着的老公”。
　　如果说，老婆、老公是更日常、更接近网络表达的市井语言的话，那么，比较而言，妻子和丈夫则是更书面、更文人化、因而更力求雅驯的表达。谈话与唠叨，前者是中性的乃至是包含着某种对话愿望的，后者则毫无疑问传达的是某种厌倦，或者说得哲学一点，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烦(Sorge)”。至于梦变成了梦幻，这个“幻”字的失落与虚无感，也是显而易见的。
　　至少，我们不能期望甚或强求，一个在内心已然消解了梦想的人，不去把梦仅仅理解为梦幻。至少，小混混这个词，是对我们身边多数人乃至我们自己生存状况的更准确描述，而不是那多少富于诗意的另一个词：漂泊者。漂泊者，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却也是清醒的批判者，而孤孤单单的小混混和志得意满的大混混，则只能是与世推移的随大溜者或食利者。
　　至于裤裆和骚，这两个词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我们不是甚至已经毫无忌讳地直接点出男性生殖器，来称呼某个弱势群体为“×丝”吗？看过《十日谈》或《金瓶梅》，甚至“更高级别”性爱文学与电影的人，又有什么必要为这两个词所可能引起的少儿不宜而惊异呢。我们需要真正引起注意的依然还是，为什么郑振铎会忠实地翻译泰戈尔？为什么在西谛先生那里，泰戈尔依然还可以保留他的优雅、深邃乃至高贵，而在冯唐这里，这一切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蜕变？这仅仅只是冯唐个人的错吗？还是，有什么社会的和文化的原因，使我们已经将那个泰戈尔式的诗意的存在远远地抛弃？我们已经看不到母爱与童心，不再祈求拥有对于未来的梦想与期冀？在我们的眼中只剩下了可怜的“裤裆”、“骚”、“小混混”、“唠叨”与“烦”甚至“梦幻”吗？
　　冯唐的翻译，难道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暴露了他自己精神世界的幽微秘密，而且暴露了我们精神文化中不容回避的严峻现实？
　　如果真是如此，我们或许倒要感谢冯唐的“坦诚”与商业化的“聪明”，因为他说出了——也许是下意识地说出了——我们本不知道该怎么说出的真实。
　　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一书中曾经用数百页的文字证明一个重要的结论：语言的滥用与颓败，事实上乃是某种文明与文化颓败的表征。但愿我们不要认为他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