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早期的政治化在确立自我时曾经帮了卡达莱大忙，那么现在，他想做的很可能是去政治化，把自己从单一、窄化的符号下解放出来。他需要调整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在生活和情感的意义上，也在作品的意义上。沿着这一路径重新考量卡达莱的作品，或有别一种发现：何人不起故园情，卡达莱其实早就开始了他对故国历史与江山的深情书写。
用文学梳理故国
卡达莱对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再调整
伊斯梅尔·卡达莱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耐人寻味。
此人生长在阿尔巴尼亚，与阿尔巴尼亚曾经的最高统治者恩维尔·霍查是老乡，在流亡到法国之前，他是该国最红的作家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连“之一”都不需要加。他的一系列礼赞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和恩维尔·霍查的作品声名显赫，算“歌德派”（歌功颂德派）的领袖。但去国之后，判若两人，讽刺和批判阿尔巴尼亚成了他写作的最重要的主题，对故国和霍查断然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新常态”。据说这一点让阿尔巴尼亚人很不高兴，让相当一部分旁观者也不满意，如此翻云覆雨的两个极端，让人怀疑前后都有“投机”之嫌。好的坏的，凡事都要到斩钉截铁的程度，这动机的确一下子难说清楚。以至于现在卡达莱成了世界级的大作家，在阿尔巴尼亚也是毁誉参半。
就大作家在本国的口碑，卡达莱不是头一个受委屈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作家伟大到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的，哥伦比亚人说起他也颇有微词，为什么他就不能给哥伦比亚多做点贡献呢，常年待在墨西哥，赚了那么多钱，有如此之高的国际声望，应该没事就回来给老乡们修修路架架桥嘛。获得诺贝尔奖的奥尔罕·帕慕克因为批评了土耳其，不少同胞也齐心协力，一会儿要把他送上法庭，一会儿又要找人把他做掉。反正树大了总会招风。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帕慕克与本国的关系似乎都赶不上卡达莱复杂，他们不过就是从哥伦比亚和土耳其取材写作，某些批评招致了不满，整体上还是民族英雄，慢慢就被供在了该国的神坛上；而卡达莱不同，他的摇身一变，他的火力猛烈的讽刺和批判简直像个敌人，让人怀疑他对阿尔巴尼亚的感情。
我相信卡达莱本人早已经意识到了故国人民的敌意，我也相信他肯定也在调整他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这个调整不仅是他有意识地在作品里改变和凸显这种调和，还表现在，在生活中、在情感上他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从相关报道看，尽管卡达莱喜欢清静，有点烦一回到老家就门庭若市的热闹劲儿，但他还是经常回到阿尔巴尼亚。这对一个流亡作家，对一个不遗余力地讽刺和批判故国的作家，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欧洲有很多大作家，流亡或被流亡之后，基本上自绝回国的念想，以示反抗之彻底。前苏联的布罗茨基，罗马尼亚的诺曼·马内阿，匈牙利的马洛伊·山多尔，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母语，布罗茨基甚至连母语也在逐渐放弃。
卡达莱不仅回去了，还坚持为一个平安、富足的阿尔巴尼亚鼓与呼。1999年科索沃被轰炸期间，卡达莱身体力行，又是巡视难情，又是给美国总统写信，努力唤起拯救阿尔巴尼亚民族命运的抗争。作品里的揭露和批判是一回事，心心念念是另一回事。
他的确也需要调整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决绝的姿态很容易被引入到对作品的理解。因为讽刺和批判，因为对故国的“背叛”，卡达莱的小说很难逃出意识形态化的解读。跟政治扯上关系很多时候的确相当的有力量，但一以贯之下去也让作者扛不住，读者一旦习惯了这个解读的方式，凡事听风就是雨，字字风声鹤唳，句句草木皆兵，你想不被狭隘地理解都难，大大妨碍了作品丰富性和复杂性的阐发与流布。这肯定有悖于一个好作家对自身作品的期许。由此，卡达莱没准像昆德拉一样，恨死了政治：能不能回到我的小说艺术上说话！
如果说，早期的政治化在确立自我时曾经帮了卡达莱大忙，那么现在，他想做的很可能是去政治化，把自己从单一、窄化的符号下解放出来。他需要调整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在生活和情感的意义上，也在作品的意义上。沿着这一路径重新考量卡达莱的作品，或有别一种发现：何人不起故园情，卡达莱其实早就开始了他对故国历史与江山的深情书写。
《耻辱龛》 作者：（阿尔巴尼亚） 伊斯梅尔·卡达莱 版本：花城出版社 2015年10月 在十九世纪初叶,古老的奥斯曼帝国,内忧外患，大小叛乱此起彼伏。京城中，奥斯曼皇宫的外墙上凿开了一方壁龛,那是叛臣和败将首级的容身之所——耻辱龛。小说叙述空间在边疆与帝都之间轮番转换，没有绝对的主人公，只有不停变换的人物的视角。作者以空间为骨架，以人物为血肉，构筑起了小说的基本脉络：所有人物及情节都围绕耻辱龛展开，将地位不同、身份各异的人物交织在一起。耻辱龛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生态下不同人相异又相似的悲剧命运。 人物退后，历史成为主角 决意复原真实的阿尔巴尼亚 如果说，前期的创作主要还是局限在对阿尔巴尼亚历史与现实题材的偶然借用上，那么到了后期，他已经是在有意识地对阿尔巴尼亚进行文学上的梳理了。且以后期的一部长篇小说《耻辱龛》为例。 该作应该是卡达莱小说艺术的集大成者，差不多也是卡达莱小说中复杂性程度最高的一部。如译者吴天楚先生所言，面对阿尔巴尼亚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卡达莱从正面的战争场景绕了过去，“广袤的阿尔巴尼亚省风平浪静”，“这才是卡达莱绘制的战争图景”。避开战争写战争，比迎着战争写战争需要更大的能力和技巧。卡达莱四两拨千斤，把力量用在人物的内心上，“阿普杜拉的无奈、敦吉·哈达的嫉妒、忽尔希德的恐惧、瓦西丽姬的无助”，此外还有阿里帕夏、咖啡馆老板等等。卡达莱的小说人物很少有这么多，头绪也很少有这么繁琐，多声部的合唱，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一段复杂的历史书写。 卡达莱让人物在帝国的中心与边疆之间来回奔波。而在奥斯曼帝国的京城与偏远领地阿尔巴尼亚来回扯动的两地书中，与其说给人物充裕的时间和空间去追问与自我省思，莫若是让作者自己从容地去梳理阿尔巴尼亚的历史。在此前的很多小说里，卡达莱在动用阿尔巴尼亚的历史和现实时，只是不动声色地融之于故事，如盐入水；或者说，他只把历史和现实作为故事的背景。不管这个历史和现实如何重大，处理得都很节制，不喧宾夺主，不把人物和故事挤到身后，自己站到前台来；这是小说的基本伦理，卡达莱当然懂。事实上卡达莱一向擅长讲故事，其高超的讲故事才华总能让他把简单的故事讲得曲折诡异、博大幽深。但在《耻辱龛》里，卡达莱让阿尔巴尼亚的历史从故事中跳了出来，他不惜损害小说家的职业道德，强行把它推到了小说的前台。 从第二章《在帝国的边疆》开始，卡达莱就忍不住让故国的历史成为小说的又一个主角，像历史教科书那样娓娓道来：“阿尔巴尼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已有四百年之久。在帝国囊括的领土中，有些要古老得多，八百多年前就已归属帝国所有……”然后开始梳理阿尔巴尼亚在四百年里的三百多次叛乱。小说写的是当时阿里帕夏的叛乱，说来话长地来一遍过往的叛乱史，似乎也不算太跑题，虽然篇幅稍有些失控。接下来，你就看到卡达莱是存心失控，为了在这部小说里把阿尔巴尼亚说清楚，不惜破坏小说的平衡和美，一不小心就宕开一笔，加一段游离于故事之外的阿尔巴尼亚历史掌故；到了第六章《依旧在边疆》，卡达莱彻底大撒把了，借前线帐篷里的一场争论，把事关阿尔巴尼亚的未来和命运的法令、民族化决策、宗教问题、“咔-咔制”、风俗习惯、语言等痛痛快快地探讨了一番，洋洋洒洒二三十页。约占本书篇幅的十分之一。卡达莱深解小说三昧，如此处理等于是艺术上的失态，但他一意孤行：他决意要把阿尔巴尼亚的问题说清楚。——这是他的祖国。到了写作《耻辱龛》的年龄，卡达莱可能更在乎的是这个。 我对卡达莱很有兴趣，我也常常不惮以小人之心去揣测这个作家。假设他担当“歌德派”的闯将和去国之后的大变脸，果如众人所臆测的那样不乏投机，那人至晚境，我愿意相信他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正渐趋朴素和单纯，他与故国的调和是谦卑与真诚的，他希望能以文学的方式为后人梳理出一个系统的、真实的、苦难的阿尔巴尼亚。他想象定有一个美好的再生之地，叫阿尔巴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