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伊斯蘭國”繼續在中東及北非地區肆虐、有關各方在伊朗核問題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上達成一致、聯合國安理會就打擊中東恐怖主義和敘利亞巴沙爾政權去留問題通過第2253和第2254號決議，中東地區毫無疑問仍然會是2016年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與此同時，2016年將是隨著奧巴馬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年，這一年白宮的中東政策會有怎樣的變化，無疑也是各方關注的焦點。

　　奧巴馬任內中東政策的重點是實現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全面撤軍。在阿富汗，奧巴馬原本期望通過2009-2014年的增兵“速戰速決”徹底結束自2001年以來美軍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然而阿富汗政府軍不能獨自應對美軍撤離後留下的爛攤子，民選政府更是無力應對地方武裝、宗教勢力。基於阿富汗不斷惡化的安全局勢，奧巴馬在2015年10月15日無奈宣布延遲撤軍計劃，5500名美軍士兵將至少在阿富汗駐紮到2017年。可以說，奧巴馬任內徹底解決阿富汗問題已經是不可能實現的任務。在伊拉克，美軍的撤退同樣造成了不穩定的政治局勢，“伊斯蘭國”極端武裝乘虛而入奪取多個戰略重鎮。雖然奧巴馬事實上增加了無人機對“伊斯蘭國”極端武裝的打擊力度，但由於缺少地面火力支援和有效的情報網絡，美軍對“伊斯蘭國”的空襲行動收效甚微。美軍高級將領已經提出增兵伊拉克的計劃，這無異於全盤否定了奧巴馬政府早期的伊拉克戰略。與此同時，敘利亞局勢也在不斷惡化。自2011年敘利亞內戰以來，奧巴馬政府一直堅持巴沙爾政權下台是敘利亞邁向和平進程的先決條件。但是隨著俄羅斯軍事介入敘利亞局勢，巴沙爾政權下台這一奧巴馬政府預設的“大前提”幾乎不可能實現。

　　在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三線失利之外，以美國為主導的伊朗核問題P5+1集團在2015年7月就伊朗核問題達成一致;伊朗承諾將減少濃縮鈾庫存並縮減鈾濃縮能力，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則將對應地解除對伊朗的制裁。雖然此舉看上去是伊朗核問題最合理的解決方案，但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並不認可這一協議，並稱以色列的行動將不受制於這一協議——奧巴馬政府提供的伊朗核問題解決方案不僅沒有完全解決這一曠日持久的地區問題，反而在自己和最重要盟友以色列之間造成了間隙。

　　由於以上諸多原因，外界和輿論對奧巴馬的中東政策進行了“口誅筆伐”——一種觀點認為奧巴馬的中東政策就是沒有政策：不同於布什政府，奧巴馬的中東政策更像是“見招拆招”，沒有一以貫之的邏輯，因而也造成了許多新問題。另一種觀點認為奧巴馬的中東政策就是“撤離、撤離、撤離”，由於美國國際影響力和軍事投射能力的收縮以及在亞太地區牽制中國的必要性，中東已經不再是美國的外交重點。還有的觀點則認為奧巴馬的中東政策已經徹底破產，不切實際的撤軍計劃和對毫無根基的民主運動的支持造成了大范圍權力真空，並給了美國在中東地區主要對手俄羅斯和伊朗以乘虛而入的機會。

　　然而，奧巴馬的中東政策並非完全毫無章法。雖然奧巴馬既非鷹派也非鴿派，但事實上，奧巴馬的中東政策遵循著選舉政治的邏輯——只要中東局勢不會傷害到美國公民的生命安全，美國就不主動幹涉;而一旦中東局勢可能傷害到美國公民的生命安全，尤其是針對恐怖分子，奧巴馬則毫不手軟。

　　美國是典型的選舉政治，選舉政治意味著政客的首要目標是當選、連任，保證自己的政黨持續執政。對於總統而言，白宮的政策首先就要考慮到本國公民的政治支持。在經曆了近十年的反恐戰爭、目睹數以千計的美軍士兵死亡後，美國民眾對於打擊相隔萬裏的中東集權武裝已經沒有多大興趣，他們對於美軍在中東的軍事介入也大體持懷疑甚至反對態度。除了打擊可能進犯美國的恐怖組織——對於後9/11時代的美國而言，恐怖主義不再遙不可及，而是觸手可及的真真切切的威脅。將美國在中東的核心使命定位在反恐這一核心議題上，奧巴馬政府可以避免占領和持久軍事行動帶來的巨大開銷，有效削減開支並將有限的經費投入其他外交優先領域(例如美國重返亞太“再平衡”戰略)。

　　盡管“伊斯蘭國”在敘利亞的肆虐已經造成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和數十萬人的死亡，但“伊斯蘭國”很難在伊拉克、敘利亞之外形成足夠推翻當地合法政權的氣候，更不用談對美國構成系統性的威脅;“獨狼”式的恐怖襲擊雖然會繼續存在，但打擊“伊斯蘭國”也不會降低“獨狼”襲擊發生的概率。簡單來說，“伊斯蘭國”不構成對美國的威脅。因此我們看到，面對“伊斯蘭國”，奧巴馬百般阻撓遲遲不肯出動地面部隊，直到現在也只是“有限度地”出動無人機打擊無關痛癢的目標。而相比之下，奧巴馬對於明顯的恐怖主義威脅則毫不留情：在2011年5月擊斃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的軍事行動中，美軍特種部隊完全置巴基斯坦主權於不顧，深入巴境內消滅基地組織。奧巴馬所做決定風險之大，連副總統拜登和時任國防部長蓋茨都表示反對。這也印證了奧巴馬在第一次競選時的宣言：“如果我們有針對高級別基地組織領導人的可信情報而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拒絕采取行動，那我們就繞過他自己幹。”

　　基於這一邏輯，我們就可以理解奧巴馬在中東問題上所做的選擇——只要“伊斯蘭國”對美國本土和美國公民不構成直接威脅，奧巴馬政府就不會選擇對其進行大規模直接打擊;一旦“伊斯蘭國”對美國公民構成直接威脅，那么奧巴馬會把武力介入地區局勢作為優先選擇。

　　雖然奧巴馬的中東政策有其選舉政治的內在邏輯，但以恐怖主義為標准選擇介入與否，使得美國在戰略大圖景上處於下風。恐怖主義的危害並不僅在於其對美國和美國公民可能構成的傷害，而是在於其對中東地區較為脆弱國家的主權構成威脅、為中東地區各種極端勢力創造了滋長的土壤，直接導致中東地區陷入動蕩。因為將反恐和對美國的直接威脅作為衡量是否介入的直接標准，美國已經失去了許多阻止中東國家陷入內戰或區域爭端的機會，恰恰是這些機會可能更有效、更為一勞永逸地解決美國面臨的安全威脅。與此同時，美國在中東也有著遠比反恐更多的利益關切。這些利益關切包括中東石油能夠順暢地流入國際市場，也包括以色列的國家安全，還包括防止核擴散。簡單化地把中東政策局限於反恐一個領域，是奧巴馬政府最大的失敗。

　　另一方面，雖然美國短期內在阿富汗的駐軍時限被迫延長，但從長遠角度看，撤出中東是白宮的必然選擇，哪怕是2016總統大選後白宮易主，美國中東政策也終將回歸阿富汗戰爭前的狀態。

　　一直以來，很多人錯誤地認為美國以高壓態勢武力介入中東局勢是其中東政策的常態。事實上，從長期視角看，白宮在後9·11時期對中東采取的以反恐為主的軍事戰略只是其短期政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9·11事件爆發前，美國在中東地區都保持精准而有限的軍事存在和軍事介入。在維持油價穩定和中東地區局勢穩定上，美國和其中東地區盟友的目標與利益高度統一，因此美國只需要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並輔以有限的軍事存在就可以實現其中東戰略。恰恰相反的是，侵略性的軍事介入並不能塑造穩定的地區局勢，而美國遊離在地區局勢外圍恰恰能保證中東地區的穩定。

　　然而，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影響了美國與海灣國家利益訴求的重合度。其一，發生在美國的頁岩氣革命降低了美國對海灣國家的能源依賴，因此美國與沙特及其他海灣國家的關系不再是外交側重點。其二，聖戰思潮的擴張使得美國與其中東戰略盟友的聯系變得不再緊密。在十年前，基地組織對於美國和沙特阿拉伯而言是共同的威脅;然對於今天的海灣國家而言，推翻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優先程度顯然高於打擊聖戰組織和極端武裝。與此同時，蔓延中東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促成了泛伊斯蘭宗教認同的崛起，這一思潮反對美國對中東地區的軍事介入。

　　另一方面，美國的軍事介入也不再能有效地促成地區變革。基地組織的分散化和“伊斯蘭國”的崛起造成了美軍軍力與地區最緊要威脅的不對稱性：已知的政治界限與軍事手段對於當下的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都沒有顯著效果，美軍無力應對跨國的、受宗教影響的多種族沖突。舉例而言，美軍當然可以在地面作戰中痛擊“伊斯蘭國”，但是維護戰果需要美國民眾提供堅定的政治支持，也需要大量參與重建的專家和政治家和一個對美國有足夠信任的當地社會，以及用以確保基礎設施安全的美軍長期穩定的軍事存在。這些條件在現在兩黨分裂嚴重惡化的美國都很難實現。反之，雖然無人機作戰和定期的“突擊隊式”清除作戰也能帶來預期的效果，但是對平民的連帶傷害會讓美軍失去當地政府的配合，平民的傷亡也會為反美的極端武裝辯護。

　　在地區和國際局勢變化的大背景下，從長遠角度看最符合美國利益的中東政策應該是在中東地區扮演“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ing)”，不直接介入地區複雜的國家間關系和直接軍事沖突，從而避免和中國、俄羅斯等區域主要對手直接碰面，避免中東政策對亞太再平衡等主要外交戰略造成威脅。在這一政策引導下，美國應該尋求找到中東國家與之的利益共同點、借力打力，避免再度進行直接軍事投射。離岸平衡的倡導者包括Christopher Layne和John Mearsheimer，這一理念旨在通過轉嫁安全責任和安全義務的方式，減少美國在地區的直接軍事和政治投入、避免卷入區域國家間沖突。通過結盟等方式，美國和其他區域盟國合作防止區域霸權出現，只在出現直接威脅的情況下才會軍事介入地區局勢。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再平衡戰略就采用了離岸平衡的模式，利用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以及東南亞新興盟國的少邊合作(mini-lateral)為支點，實現責任轉嫁，並對區域內可能構成威脅的國家(朝鮮、中國、俄羅斯)進行精確的軍力投射。

　　美國長期以來在中東的主導地位已經一去不複反了——美國當然不會徹底放棄中東，但是撤離中東以保證其他外交優先事項的實現是白宮的必然選擇。從中長期的視角看，美國的中東盟友將必須承擔更多的軍事責任，他們也應該意識到自己在作出一個軍事決定的時候華盛頓能提供的支持將相當有限。美國對中東長達14年的軍事介入並不會成為常態，新的常態將會恢複到9/11以前的樣子。 （作者：封楚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