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郁 张柠

来源：小说月报

12月21日为著名作家、画家木心先生逝世四周年。这位被称为“异数”的传奇人物，直至晚年方在国内文化界引起关注。今晚特别摘录张柠、孙郁两位学者关于木心文学史价值的书信讨论。也许这样诚恳而深入的讨论，是纪念一位逝者的最好方式。

同时向您推介《小说月报》2015年12期选载的短篇小说《信》，分享作者雷默的创作谈《短小说的格局》和东君的印象记《异人雷默》。欢迎随时在微信页面评论，分享阅读心得。更多新刊精彩，敬请期待。

木心，1927年生于浙江桐乡乌镇东栅。本名孙璞，字仰中，号牧心，笔名木心。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82年定居纽约。2011年12月21日逝世于故乡乌镇。木心先生在台湾和纽约华人圈中被视为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物和传奇式大师。其学生陈丹青推崇：“木心先生自身的气质、禀赋，落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类拔萃。”

关于“木心”兼及当代文学评价的通信

张柠vs孙郁

张柠兄：

您好。

谢谢您来参加《文学史的另一种可能》研讨会。兄之发言，全无学院派的腔调，野性里夹着柔情，学生们颇为喜欢。陈丹青会前多次和我说，希望您来，此会如您不来，就变成一个调式了。果然，因了兄与诸位朋友的碰撞，我们的会议显得很是热闹了。

木心的文章，在读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兄以为陈丹青对他的评价过高了，这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在媒体主宰舆论的时候，的确可以产生这样的感觉。但如果从另一层面看他，我们社会和这个老人还是隔膜的时候居多。除了陈丹青力荐其作品外，批评家几乎对其集体沉默，只是一些青年读者在呼应着他的作品。木心的作品确实有兄所说的一些问题，但在我眼里，他在文章学层面的价值，我们估计不足，比如修辞上的精心设喻，义理的巧妙布局，超越己身的纯粹的静观等，当代的作家似乎均难做到此点。

要理解木心，除了他的作品外，我觉得可以看看陈丹青整理的木心讲课笔记《文学回忆录》。这是一部好玩的书，木心的价值在此表现得颇为充分。此书全无一般文学史的套路，格局与气象均有，内中有一种生命的热度。我们近些年来很少看到这样讲文学史的书，他以人类的眼光看诸多文学典籍，说出别人所没有说的话来。他看世界各地的文学，不是民族主义的视野，像一个世界人，好像希腊、日本、美国的作家都是自己的朋友，彼此悄悄地对话。比如谈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粗糙是极高层次的美，真是望‘粗’莫及，望‘粗’兴叹。如汉家陵阙的石兽，如果打磨得光滑细洁，就一点不好看了。尊重这粗糙，可以避免自己文笔的光滑的庸俗”；谈日本文学说：“我是日本文艺的知音，知音，但不知心——他们没有多大的心。日本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误解。但这一误解，误解出自己的风格，误解得好”。谈勃兰兑斯时有这样的话：“艺术是点，不是面，是塔尖，不是马路。大艺术家，大天才，只谈塔尖，不谈马路的”。他的讲演记录，很像钱钟书的《谈艺录》，几乎没有体系，也没有口号的罗列。他反对体系，注重精神的自由碎片，对文学家片面的深刻之语有会心的体味，一些观点也发人深省。木心是从艺术文本里悟道的人，而非从道走向文本的学者。所以偶有感叹，则让人注目。在言及《红楼梦》时，他言道：

宗教这点东西，不足以讲《红楼梦》的丰富层面。宗教不在乎现实世界，艺术却要面对这个世界。譬如：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宗教。

放下屠刀，不成佛，是艺术。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是宗教。

苦海无边，回头不是岸，是艺术。

这样的感叹在《文学回忆录》里有许多，都很感性，乃苦苦咀嚼的偶得。我们的大学教授讲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是不会以艺术的感悟力去描绘历史的文字场域里的景观，弄得枯燥无趣。文学史除了强调知识的精准外，感受力的传达是不能或缺的。

上次兄说还没有看见《文学回忆录》，相信您读后也会有所感慨。也许会改变对他的看法也说不定。有时间我们见面，也很想听兄的高见。

我在波士顿开会，天很冷，竟然感冒了。北京的天气，大概已经暖和了吧？

遥祝老兄快乐。

孙郁

2013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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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兄：您好！

大札收悉，迟复为歉！承蒙不弃，邀我参加《文学史的另一种可能》研讨会，让我耳聆诸多与文学史写作问题相关的真知灼见，更感谢您为我与陈丹青先生面晤、沟通、谅解提供机会。实话说，我原本是打算推辞的。当代文学生态不尽人意之处甚多，文学批评生态更是如此，大家似乎都习惯了相互吹捧，对观点不合己意者，或反目成仇，或心存怨恨，导致批评界“闻恶无言，知善不荐”，标准混乱的糟糕局面。您主持的这次研讨会则不然，与会者皆能各抒己见，和而不同。陈丹青先生更是不计前嫌，相邀之恳切，相遇之恨迟。被批评者的这种胸襟和风度，在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中，实属罕见。

事情起因于对木心先生文学创作评价上的差异。我依然坚持自己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的基本观点：木心的文学语言有其美学意义，但不能任由大众媒体借助传播强势，给公众造成错觉，认为木心的创作就是新文学的标准。

现代汉语文学，顶着古典文学传统巨大压力，走过百年历程，成绩有目共睹，比如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周作人的文章，胡适的文学思想，废名、沈从文、老舍、施蛰存、巴金、张爱玲的小说，新月派、七月派、九叶派的诗歌，钱钟书的诗学，杨绛的语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等等，都很优秀。同时，现代汉语文学也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语言问题。中国人（作家）突然抛弃古典文学的语言、格律和节奏，用一种新的语言重新开始学习说话，用一种新的文字作材料来进行创作，开始难免有点犹豫不决，不能得心应手。归纳地说，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洗刷了的文言，或者一种语法句法欧化了的新士大夫语言。20世纪下半叶的语言，基本上是一种粗鄙化的口语（1949—1979年）加“东方现代主义”（1980年以来）的语言怪胎。文学史写作，应该直面这些“形式史”问题，而不能只关注一些主题、思潮等大而无当的问题，更不能变成一种为人生哲学感叹提供词汇库的大杂烩。

与千年文学传统相比，现代汉语新的美学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古典汉语的优雅之美却丢失了。这是新文学运动的百年老伤，也是导致许多年轻的读者喜欢木心（包括受过较好古典文学熏陶的当代台湾作家）语言的重要原因。这一事件迫使我们反思，那种具有“民国范儿”的语言，为什么有广泛的接受者？其魅力何在？当代中国文学语言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其传播过程因何受阻？语言缺憾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但也要警惕矫枉过正。文学评价标准遵循“历史”和“审美”的辩证法，语言不过是其中的一项指标，作品形式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叙事结构，思想容量，精神穿透力，都需要全盘考虑。

您提到木心的文学史讲稿《文学回忆录》，我的确没有来得及认真细读。记得那天在研讨会上，我随手翻阅了一下这部著作，感觉木心先生作品阅读量之大，令人惊讶。此外，从中也能够看到木心先生的感受力和判断力之强。与目前流行的文学史写作那种僵化无趣的面孔相比，它有生命温度，显得气韵生动、活泼可爱。但可爱与可信总难以兼得。文学史或者文学史话，作为专门史的范畴，总是先要求可信，然后才可以去追求可爱。记得当时我特别浏览了自己曾经的专业俄罗斯文学部分。如您信中所引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粗看上去好像颇有新意，但经不起推敲，好像不是在讨论陀氏，而是在讨论雕塑似的。陀氏因为要还债所以“文笔粗糙”的说法，也有人云亦云之嫌。那一阵陀氏并不“写”，而是像朗诵一般在讲故事，由速记员安娜记录、整理，再由陀氏自己修改。所说的文笔粗糙，是不是指汉语翻译的文笔粗糙呢？陀氏小说叙事，的确有其粗粝磅礴之处，更有心细如发之处。陀氏对人性复杂性的探究，精细而繁复，大有“追寇入巢”之势，不是一个“粗”字可以概括的。因此，木心那些感悟性很强但边界模糊不定的评价文字，也依然只能当散文读。

这本《文学回忆录》，一般文学爱好者读一读也无妨，但我不打算向我的学生推荐。同类书籍中有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和《文艺百话》，堪称经典，其语言之流畅活泼，“可信”与“可爱”兼得，关键在于评价准确性上的无懈可击，实在是文学史课后补充阅读的好材料。如果有学生向我咨询与《文学回忆录》相关的问题，我倒是要他们好好学习木心先生把握文学史的基本方法，那就是：遍读名著，不拾“文学史”之牙慧。文学史可以少读，甚至不读，文学作品却不可不读。相信这也是木心先生的文学心得吧。

收到您的信时，得知波士顿有“爆炸案”发生，望兄多加保重！期待您早日回国，我们再找机会面谈。

顺颂春安！

张柠

2013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