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宾作品

编者按：

契诃夫曾在《萨哈林旅行记》这样写道：“当地的吉利亚克人，弃修好的路而不走，依旧穿行于密林中。”《密林中》这个意象被80后女作家周嘉宁用作她刚刚出版的小说题目，在我看来也恰恰照映了这一代写作者的精神状态。

香港作家董启章在致《同代人》中的一段话也许可以作为“密林中”的注脚：“我们就是在这形同太空漫游的状况下写作――看不见目标，看不见来处，看不见同伴，也看不见敌人。而又因着看不见空间和时间的坐标，而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前进，后退，还是原地踏步。在辽阔无边的黯黑太空里，仿佛只有自己一人。”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一勺池文学课”或许就是“密林中”的那道裂缝。我们所有穿行于斯的人，透过它，希望能够照见阳光，从而照见整个森林。

“一勺池文学课”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与北青艺评联合创办。旨在将文学课堂上精彩的交流分享给更多文学爱好者。所谓“一勺池”，就是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来品尝文学的最后一杯羹”。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由阎连科、刘震云、梁鸿、张悦然等担任授课老师。每期文学课堂由老师和学生们围绕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或一个话题展开，形式不定，期望在自由的讨论中碰撞出新的火花。

课堂主持：张悦然

参与人：张楚、崔曼莉、郑小驴、南飞雁、双雪涛、杨薇薇、侯磊

讨论嘉宾：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爱尔兰当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哥伦比亚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人文讲座教授。小说代表作包括《黑水灯塔船》《大师》《母与子》《布鲁克林》《空荡荡的家》《玛丽亚的自白》《诺拉·韦伯斯特》等。他曾先后三次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大师》获得2006年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布鲁克林》获2009年度英国科斯塔最佳小说奖。2011年，英国《观察家报》将其选入“英国最重要的三百位知识分子”，他也是爱尔兰文学艺术院院士，美国文学艺术院外籍荣誉院士。

张悦然：关于创意写作，托宾先生有什么想先讲的吗？

科尔姆·托宾：我想先简单地讲讲我曾经教过的三个学生，我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弱，没法描述一个大群体，所以我只能说具体的。

第一个是女学生，我从读到她的第一部作品的第一句话起，就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才华，我觉得她马上就要出名了，肯定将来是一个大作家，这是七年前的事。

七年来她一直在写同一本书，我上课的时候，让她写东西，她就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但是就10页，特别短。她毕业的那年，我遇到她，问她你的书呢？她说我还在写另外一个短篇小说。有一次去爱尔兰，我跟她达成协议，我说你搬到我家来写作，这样我可以监视你写。

有的人写作就是非常慢，还好她的书已经写完了，今年会上市，七年才写了薄薄的一个短篇集。

第二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我上课给大家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15岁的时候在一个寄宿学校爱上了另外一个同学，40年之后我想写这段经历。大家都说你不能写这个故事，爱尔兰这么小，大家都会认出来你写的这个人，他的爱人很可能会读到，孩子们也会读到，他父母，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所有的学生说不能写这个故事，我就告诉他们，你不用写作了，你去做律师吧，你去好好挣钱吧，或者把犯人给关起来，因为你们都是道德教授，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不能用道德看问题，你得把“是”和“否”看成是平等的东西。

我的一个学生让我写一个推荐信，他回头感谢我，也感谢我给他们上的课。我回信问他，因为他上课总是爱往窗外看，所以估计我教过的课，恐怕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吧？他说，确实有一次听进去了，就是我讲那个40年前爱上了同学的故事。他说，“对我来说，这个改变了一切，因为我的继父杀了我的母亲，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我也没有写过这个故事，写什么都行，就是没有写这个，我是避开了这个让我做噩梦的事实，您讲了这节课之后，我发现我必须写，不能怕。”所以他后来把这个故事写了一本书出版了。

第四个学生现在已经是挺有名的一个美国作家，他的作品还没有中文版。我在得克萨斯州大学教书的时候，他非常努力，出去他也说写作一半是才华，另一半就是毅力。同一班上有另外一个同学也同样特别有才华，大家都喜欢他，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毕业之后他回家了，结婚了，生了孩子。有一天我遇到他，问你的书呢？他说什么书啊，我有孩子了。他笑了，我笑了，见到他很高兴，因为人见人爱，他根本不在乎写不写书，但是他非常非常有才华，我有点不敢相信他放弃了写作，但是他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之一，我们剩下的人都在苦苦地写作，因为我们都是心里有某种痛苦。我简单地讲一讲这四位不同的学生作家，是想说人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演变成有才华的作家或者不变成作家。

杨薇薇：您的小说里很多主题是关于爱和失去的，也有关于失落的故乡，好像作者永远是在一个中间地带.我想，是不是我们写作的时候也要去面对自己心里面的那个不确定或者是那个痛苦的感觉，才开始这样一个写作的里程？

科尔姆·托宾：首先，写作也没有什么规定，其实你写什么都行，可以写历史，男作家可以写女性题材，年轻人也可以写老人。问题是你自己内心的这些痛苦、思想，其实它会在你写作过程中无意识地出现，当你在写别的东西的时候，你在写别的地方的故事，别的人的故事时，你自己内心的这些特征会无意识地出现。如果你从一开始有意识去写你自己内心的痛苦或者自己在思考的问题，你写不到那里，就会卡住。

在写作过程中，内心的自我会自己出来，有的时候你还想把它挡住，但挡不住它。就像在19世纪作家写作当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就是双重身份或者说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有一种秘密的关联，写作也有这种感觉，真实的自我是在书里面的，坐在这里的作家可能也就是个人的躯壳。

张楚：您的小说《长冬》向我们展示了母亲的缺失，一种无母的可能性。这造就了一种人性的冲撞或者是和解的空间，我想知道为什么母亲会成为您小说的母题？

科尔姆·托宾：我稍微讲述一下写那篇小说的背景，比利牛斯，西班牙和法国之间，我很多年前跟一个朋友一起在那儿买了一栋房子。当时买的时候基本上是废墟状态，我慢慢把它修整了，旁边有一块地，我们想把那块地买下来，拥有那块地的一个老头儿死活不卖，有一天，他突然间改了想法，要把这块地卖给我。

村里人告诉我们这个老头子的故事，他母亲是以一种比较奇特的方法死掉的。他的母亲嫁到山那头的一户人家，但不快乐，就开始偷偷地喝酒，喝得挺多。有一天跟她丈夫吵架，她就决心要走回家，从山的那头回到这头，那天也是一个冬天的日子，天气很好，她也没多想，上山以后，突然间开始下暴雪，她就在路程中冻死了。

我一直想，这个故事也挺有意思，应该写成小说，但不知道从哪个人物的角度来写，是从丈夫的角度还是从死去的母亲来写？想想还是从儿子的角度来写这个故事，但是直到写完了，我才意识到写这个故事的同时，我也在讲述自己的事情。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事情就无意识地涌出来，到了这个小说里了。

接下来一个冬天我又回到那个村子，因为我需要搜集更多的细节。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感觉是下雪，但是这其实是地面的雪被风给吹起来了。打猎的人也是趁着冬天去打野猪，这些细节我就收集后放到小说里，每天我自己也会去漫步，这导致我在小说里有很多重复的场景，比如每天出去散步。

所以，我还需要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那个仆人，这种无聊的重复可以让这个人物来打破，整个故事结构就慢慢地这样构建出来。后来又出版了几个版本，因为第一个版本里，我让主人公有很多哲学性的思考，有关宇宙的描述，现在觉得很丢人。这个故事本身就不行，我还同时思考上帝、天堂这些大的哲学问题，幸亏我一年之后就知道那些写得很垃圾。

首先，我对秃鹫一无所知，但是故事里面就写了俯视秃鹫，我根本不知道秃鹫是候鸟还是常年在那儿呆着。一天，我在一个文学活动上碰到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她的丈夫特别了解秃鹫，他果然知道。秃鹫吃肉的时候，是一只脚把腐烂的尸体拉下，嘴就可以把那个肉给揪上来，这些细节都出现在了我的故事里。当然，故事所写的其实也是我和我的母亲，虽然写的是西班牙，不是爱尔兰，看起来跟我的人生没有任何关系。

张楚：在《空荡荡的家》里，能看出这个小说集里有很多的性描写，包括在《长冬》里面，您写到米盖尔见到警察的时候，他看待警察的眼神有一种下意识的性暧昧，特别是的同性情感在你的小说里描写非常细致入微。

科尔姆·托宾：在《长冬》里面最重要的是保持这种张力，就是他们一直有这个性暧昧的关系，但是不许让他们真正发生。因为真正发生关系那就太容易了，太没意思了，重要的是让他们一直悬在那儿，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受够了，于是我就写了。这篇故事完全就是写我自己的亲身经验，这么多年一直在写别人，写那种暧昧、含蓄，我就想痛快地写一次我自己，有的时候你写虚构的东西写累了，疲惫了，也想写点吓唬自己的小说。

崔曼莉：我非常喜欢您小说中的氛围，一个音乐家朋友跟我说，西方的文学当中有一个特别好的氛围，他说这个氛围是说一个人坐在花园里，看花都开了，蝴蝶飞来飞去。他说东方文学是有一种韵，这种韵就是人坐在蝴蝶上在花园里飞，看花开。我想问，您在小说《一减一》当中运用了大量的语言，有比喻，有一些很别致的细节，我觉得您小说中的氛围非常丰富，几乎可以变成内容的一部分来吸引我。

科尔姆·托宾：我那个时候是在奥斯汀，感觉得克萨斯州的月亮比爱尔兰的月亮大很多。我有一天晚上八点左右走路回家，单独一个人，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好的时候，小说的第一句就浮在脑海中，我就要赶紧回家写，就感觉这个东西像一个婴儿一样要生出来，而且必须现在生。这篇故事里的每一句话，有棱角，有锋刃，没有什么史诗的唯美，或者柔软的诗意，都是事实，感觉是喝咖啡喝过量的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问题是你不能每一篇故事都这么写，必须拿它跟别的风格做对称，如果每一篇都是这么写，就会有一种单调的感觉，读者也会慢慢意识到其实你这么写是一种技巧，是刻意。

郑小驴：昨天晚上我刚刚看完您的小说《布鲁克林》，现在您有一半时间生活在美国，作为一个爱尔兰作家，您怎样看待当前的爱尔兰文化，如何在美国和爱尔兰两种文化之间摆渡？

科尔姆·托宾：我其实就是在大脑里面生活，我来自哪里？我来自我自己的大脑。当然，我也经常回爱尔兰去，所以并没有感觉我已经离开了，我还是会关注那边的事，每天晚上也会看当地的报纸。所以写这个小说的启发也跟《长冬》差不多，就是几句话的一个故事，有一次有人给我讲一个姑娘去了美国的故事，我一直没有忘。同样是我把自己的一些体验和体会给予她，放在她的身上。

写那个小说的时候正好是我两个姑姑去世了，我也一直想起我对于她们的一些印象，她们的声音。有时候，我觉得我出生前十年时间，对于我来说特别真实，比我自己最近的这十年还真实。比如我想象爸爸妈妈是怎么生活的，看到一张照片就够，我好像眼前就能看到似的，比看到我自己还要清晰，有点奇怪。

侯磊：您的作品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欲望，我觉得不管这个欲望是对事业的，对名利的，还是对性爱的，不管它是在膨胀，在毁灭，还是暧昧，您都是采取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是什么原因让您在作品中选择了这样一个对欲望的处理方式？

科尔姆·托宾：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自我，有的显现出来了，有的隐藏了，甚至于对自己也隐藏了，当然可能从来就没有一个所谓真正的自我，这也是为什么小说那么有意思的原因。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自我的不同版本，一直在发现新的自我。所以想象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一个版本，你同时必须变成读者的自我，所以不是你把一个人变成小说，而是把一个不存在的人变得真实。

双雪涛：托宾先生不但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写作教学者。教写作这件事很多作家都曾经反思过，可能写作的教学对一个作家来说隐含了一点危险的东西，脑子的一半是要写东西，一半还要去评价作品，一半是作家，一半是批评家，怎么去平衡？

科尔姆·托宾：我觉得可能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上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必须每一天留一些时间用于写作，很多人可能说我在教课，根本没有时间写作。其实这两个角色不一定是有冲突，反而可能有帮助。美国现在文学界有一个特点，短篇小说非常普遍，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写作方法，因为有很多作家都在教书，写短篇小说可能就比较容易处理。

南飞雁：小说对话是非常难写的，您的小说经常会出现一整段的对话，我想知道这种对话灵感是怎么获得的？是更多的生活经验，还是阅读感受上的一些体验，让您有这个灵感？

科尔姆·托宾：如果人怎么说你怎么写，其实这种对话很没有意思。小说里面的对话其实更像诗歌，而不是完全纪实。最好是有一些奇怪的，让人不舒服的古怪的东西在里面。

(感谢Eric全程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