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美国时代广场的反越战游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人权到经济不平等的全球史》

作者：托马斯·鲍斯泰尔曼

商务印书馆 2015年5月

美国如今已经奇怪地成为很多人的梦想，尽管这些人往往对大洋彼岸的遥远国度一知半解。当这些人们偏执地以美国作为参照来谈论自己的国家与生活时，他们所说的美国是好莱坞大片和美剧里的美国，是“别人家孩子”正在彼处镀金与捞金的美国。至于在那块广阔国土的每天每夜，究竟真实地发生着什么，他们并不知道，或许也不关心；对于美国是如何建造完成，它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其中又经历了怎样的脱轨与回归，他们的了解与对自己国家历史的了解一样少。我因此建议这些“热爱”美国的人们读一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人权到经济不平等的全球史》。

辩证

70年代两股暗流 重构当代美国的力量

托马斯·鲍斯泰尔曼是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大学的世界当代史教授，他以严谨而独到的学术眼光挑选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个对美国人而言名声并不很好的时代，来讲述当代美国的故事。

人们显然更热衷于谈论20世纪60年代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那是何等波澜壮阔的图景，而往往在容易被人忽略的年代里，存留着上一个光荣时代的后果，并酝酿着下一个光荣时代的动因，站在“两座自高自大山脉之间的谦卑峡谷”，恰恰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把握历史地层的内在肌理。

到底什么是民主主义的责任？1972年6月的“水门事件”以及随之展开的对政府部门的调查，揭露出令人惊讶的内幕，也提供了答案。自总统以降，联邦政府对国内异见人士的监控，与对不合作的外国领导人的暗杀，以及政府官员的腐败，令美国人很难继续相信长期以来国家所宣扬的正义形象。而1973年3月，最后一批美国士兵垂头丧气地从越南的泥淖中撤出，真正让美国人第一次动摇了自己是“上帝的特殊选民”这一信念。

当然，更加让普通民众感到切肤之痛的是经济的停滞与衰退，美国从1947年开始的长期繁荣结束于1973年，通货膨胀，失业率的上升与实际工资的下降，侵蚀着美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人们对联邦政府高度调控经济的做法产生了怀疑，转而关注非制约性市场机制。

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这种种变化，使这十年成为改变与调整的关键时期，推动美国历史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框架在此后得以重构。鲍斯泰尔曼将重构的力量概括为两大暗流：其一，自20世纪70年代起，平等主义和包容精神越来越成为人类普遍关注的议题，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对同性恋者和残疾人的宽容，如今至少在话语层面成为常识。人们越来越关心，因不同权力视域而被纳入不同框架中的个体的人是否遭受不公平的对待。

第二股暗流发生在经济领域，但未必不对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作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即便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人们也普遍信任政府干预与集体行为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对政府的失望促使大家转而信任更加纯粹的市场价值，将市场自由竞争作为实效经济和公平社会的关键。

这两股看似不相干的暗流，以一种奇特的相生关系，构成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主潮，我们如今熟悉的种种世态与观念，都从中生发。而鲍斯泰尔曼所讲述的历史就紧紧围绕着这两条线索展开。

一般而言，严肃的历史学著作总是让人望而生畏，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多数更加在意学术界内部的合法地位，而并不认为提高大众的历史素养是自己的责任。这迫使普通读者只能选择并越来越迷恋于那些轻松戏谑的历史读物。而鲍斯泰尔曼显然提供了另外一种讲述历史的样本。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中，鲍斯泰尔曼汇集了大量的资料，但是并不纠缠于考证那些无助于说明历史的细节。除了零星译注之外，在这本书里我甚至找不到一处注释，该书的学术价值与严谨作风体现在另外的方面。鲍斯泰尔曼乐于以极为生动鲜活的方式将他所掌握的大量材料组织起来，他不依赖于枯燥的数据，而大量引述文学、电影乃至流行文化，说明政治经济层面的实在变动如何影响着文化这一难于用实证表述的领域，从而使他对1970年代以来两股暗流的相关分析更加富有洞察力和说服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鲍斯泰尔曼热衷于将一己之见强加于读者：一方面，他从历史宏观视野对一些看似已成常识与真理的观念加以梳理，使那些极少遭到反思的陈词滥调暴露出它的脉络，从而动摇了迷信而非巩固了迷信；另一方面，他所提供的事实也有助于具备分析能力的读者，从他的结论出发，进行更切近个人关怀的思考。

在讲述人权这一概念如何伴随着平等主义思潮兴起和蔓延的时候，尽管由于种种原因，鲍斯泰尔曼的考证并不彻底，但他提供的那则关于《赫尔辛基最终议定书》的故事已足以启发我们作出多种考量：鹰派的美国观察家最初坚决反对该协议在人权意义上承认苏联等政府的合法性，但是当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精神如何借助这一协议成功地颠覆了苏维埃政权之后，质疑变成了欢呼，而所谓“人权”在他们的欢呼声中不过是一种“武器”。这一“武器”在1976年到1983年发生在南美的“肮脏战争”中被美利坚抛诸脑后，联邦政府转以最原始和血腥的手段在肉体上消灭国外政敌，迫使那些南美国家接受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另外一套价值：所谓的自由市场。

延伸

展开一部“全球史” 美国的事情不止关于美国

在当下中国，鲍斯泰尔曼关于他所谓两股暗流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足以彰显出他的价值。对于无止境与无限度的平等的诉求，打动了多少中国人，尽管在部分人那里或许只是利己主义的代名词。而中国对于自由市场的向往，在鲍斯泰尔曼的论述中本来就是世界范围内这一宏大潮流的重要表征。政治文化与经济领域的这两种价值取向不但吸引着中国人，也鼓舞着世界上大多数人，当然有一定合理性；但鲍斯泰尔曼提醒我们历史地看待它们所包含的希望与限度。

他如此详尽地讲述七十年代，或许只是希望能够尽可能丰富二者的内涵与关系，使读者对于这些常识的认知不再是机械和绝对的。鲍斯泰尔曼似乎更喜欢用“平等”与“不平等”这组二元对立来描述它们。在书中他不厌其烦地一再申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确实更加平等了，但与过去相比却更加不平等了。”他指出，表面的平等主义和包容精神让人们忘记了本质的不平等正在加剧而非缓解，公共资源分配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越来越少的人正在变本加厉地占有着越来越多的财富，而社会阶层的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依我之见，同样的事情当然不仅发生在美国，而与我们每个人切身相关。

作为当代美国与美国外交关系史的专家，鲍斯泰尔曼致力于讲述美国的故事，但在书名当中他已明确表示，他借以展开的是一部“全球史”。鲍斯泰尔曼习惯于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转折放置在世界背景中讨论，或者说明美国国内事务如何深刻地呼应和影响了世界变迁。我们当然容易从中察觉到那种令人不很舒服的美国中心主义姿态，但更具启发的是，鲍斯泰尔曼提醒我们，发生在世界每个角落的事情都非孤立和偶然。美国的事情不止关于美国，而那些我们曾经体验与正在经历的困难，也并非只有我们在承担。

鲍斯泰尔曼告诉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把‘考虑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或‘培养人生观’当做自己上大学的一个主要理由，而到了90年代，这个理由则变成了‘赚取许多的钱’。来自美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美大学的新生都经历了同样的价值观念的转变。”作为鲍斯泰尔曼的中国读者，跟随他去理解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当然只是我们的起点，更为重要的在于反思我们自己，反思我们的思维惰性和文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