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印斌

　　每逢全國兩會，都會有不少媒體設置了“我有問題問總理”的互動性專欄，這也每每引發公眾熱追捧，海量的民意訴求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平臺而集結起來，成為全國兩會前的一場意見盛宴。

　　隨著新媒體的勃興，“點對點”的越來越便捷，“問總理”更是具有了些許網絡問政的意味。

　　從今年各家媒體、門戶網站等“問總理”收集的問題看，社會公眾仍高度關注民生問題，諸如“教育公平”、“房價漲跌”、“二孩政策”、“農村養老”、“醫療保障”、“交通擁堵”等等，依然是長盛不衰的熱門話題。這也難怪，無論社會如何變遷，“獲得感”、民生福祉始終都會是民眾的牽掛。

　　一個個具體的個體訴求，往往會因為聚集，而漸次拼接出一幅完整的社會圖景，進而逼近現實的真相。在這種逼近中，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形成某種“壓力機制”，推動社會的進步和民眾權利的落地。比如“農村養老”問題，一次次的民意表達看似“老生常談”，但若是從歷時的角度看，變化顯而易見，中央政府越來越正視并重視這一問題，相關善政也漸次出臺。

　　可見，“問總理”這一議題設置，可能未必能讓總理看完巨量的網絡熱帖，但在意見生成及影響施政方面，無疑有其獨特的民意價值。至少，社會可以“立此存照”，政府可以“引為鏡鑒”，某種程度上講，其價值就在于提出問題本身。

　　但是，如果僅僅滿足于“向總理提問”，并藉此討論討論基層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不公、不法、不合情理，甚至以此作為某種知情權的滿足，則遠遠不夠。畢竟，渠道不能代表路徑；姿態也不可能真正沉淀為民眾的福祉；提出問題之后，必然面臨著誰來解決的現實命題。

　　客觀說，我們不可能寄希望于總理去解決動輒數十萬之巨的問題。不是說總理不應該關心民瘼，也不是說這些問題不值得總理關注，而是說，至少從操作層面看，“問總理”不可能解決當下所有的問題。

　　條分縷析之后不難發現，許許多多所謂的“問總理”，其實并無必要讓總理來作答。以目前龐大、細密的行政體系而言，絕大多數的問題都應該，也完全可以在各個治理層級中得以妥善解決。

　　比如：城市堵車問題需要“問總理”？那么，地方管理者干什么去了？二孩政策配套需要“問總理”，那么，職能部門、地方政府又在哪里？……至于更多特別具體瑣碎的問題，往往可以解決在縣鄉，何苦一定非要等到兩會時“問總理”？

　　凡事都來“問總理”，則為政之道又如何能夠順暢、有序？一個社會的良性治理，需要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各個行政層級、各個權力節點普遍發力，共同施政，這既是權力運行的內在規律使然，也是各級機構、諸多官員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古語云，“設官分職，授政任功，欲為政之有倫，在位官之無曠”，意即官員各有職守，政治才會有秩序，官員才會免于懈怠。這些年來，各地各部門也順應政務公開的時代大勢，搞了很多問政平臺，不少地方長官也多有親炙民意之舉，只是很多時候，這種做法往往事倍功半，流于形式，甚至往往也就是做個樣子，擺擺姿勢而已。非但并沒有真正從源頭解決民意訴求，反而會在一次次、一層層瞞和騙的過程中，讓民眾失望，讓民意碰壁。

　　一說要搞政務網站與民眾及時互動，則一窩蜂投資上馬，可很多政務網站上線之日就是僵死之時；一說拉近與民眾的距離，就公布大批官員的電話，可很多電話根本打不通，也接非所人。一旦公眾的訴求從基層開始，就層層得不到回應，甚至層層失望，剩下來的，恐怕只能是一年一度的“問總理”了。

　　深究原因，一來，和一些職能部委負責人，地方的省長、市長、縣長們的不作為、慢作為，懶政惰政有莫大關系，乃至人為設限、堰塞民意，導致“問總理”的問題呈現井噴之勢，二來，也和地方媒體的“自我保護”意識有關，對本地問題無法正常進行揭露和批評，從而也很難有空間去“問省長”、“問市長”、“問縣長”，所以只好借兩會之機“問總理”了。

　　基于此，我們不僅要問總理，也要問問政府部長、各省省長，更要先問問地方長官。期待更多的“我有問題問部長”、“我有問題問省長”、“我有問題問市長”、“我有問題問縣長”，成為中國民眾政治生活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