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喜欢将当今社会某些弄虚造假等不良现象归咎于改革开放，常常发出所谓“人心不古”的感慨。然而历史却告诉我们：古代社会并非中国人的道德天堂。试以明清事例说明之。
　　在明代，银子是通用货币，一些人造假银币的水平极高，他们在白银内添加或包藏铅、汞、铜、铁等金属。假银的名称数不胜数，银锭有摇丝、画丝、吹丝、吸丝、茶花、鼎银、吊铜、包销银等。明代有人除了造假银，还喜欢制假药。陈铎《折桂令·生药铺》写道：“助医人门面开张，杂类铺排，上品收藏。高价空青，值钱片脑，罕见牛黄。等盘上不依斤两，纸包中哪辨炎凉。”明代富人收藏古董已成潮流。为了牟取暴利，某些文物贩子“任意穿凿，凿空凌虚，几乎说梦。昔人所谓李斯狗枷、相如犊鼻，直可笑也”。明代少数文人还喜欢给别人伪造家谱、族谱，以此谋利。比如，有个叫袁铉的文人“绩学多藏书”，在苏州专门给人编族谱，“研穷汉唐宋元以来显者，为其所自出。凡多者家有一谱，其先莫不由侯王将相而来，历代封谥诰敕、名人序文具在。初见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铉赝作者”。
　　明代如此，清代也好不到哪里去。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进历程》一书载：乾隆初年，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率领船队强行进入广州湾，修理船只，进行补给。那时的清朝正处于所谓的“康乾盛世”，但人性之奸滑却无所不在：英国人花大价钱买来的物品不是腐烂变质就是缺斤短两、残缺不全，“动物的胃都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英国人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那是屠夫宰杀时注进去的。安森在1748年出版了一本叫作《环球旅行记》的畅销书，对上述事情做了明确记载。几十年后，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来华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某次，吃饭时厨师给他们上了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了一条腿，当使团的人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厨师便笑着将少了的鸡腿送过来，一点也不脸红。
　　传统社会是一个权力社会，有权者可以操控众多的社会资源，无权者却只能老老实实听从强势者的使唤。这就使得社会的精英人物少有做民众道德榜样的意识。他们呈现于民众面前的往往是露骨的傲慢、明目张胆的谋私、彻头彻尾的虚假。明代东厂、西厂的特务们是那个时代的公职人员，他们经常无中生有地陷害富户，你舍得大把花钱，他就放过你；不给贿赂，就给你罗织罪名往死里整，有时甚至弄得人家家破人亡。嘉靖时的两广总督殷正茂“性贪，岁受属吏金万计”，但因为善于走上层路线而走红。清代的官员奸得更加大胆，他们甚至敢欺骗皇帝。1841年3月，湖南提督杨芳受命抵达广州，参与对英作战。在他主持军事的几天里，英军连续攻克磨刀、飞舒阁等而抵达广州近郊的莲花山。只是义律不知道原先主持广东谈判的琦善已被革职，在3月16日还给他发了一份照会，要求停战谈判。照会由一艘打着白旗的小船送往省城，途经凤凰岗炮台时，炮台开炮轰击，小船只好折回。杨芳将这件事写成奏折时极尽渲染，说这是“凤凰岗大捷”。这让道光皇帝梦里都被笑醒。不过，杨芳没有想到，“大捷”之后不久清政府就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又是赔款，又是开放口岸。官吏们一个个品性沦丧，想让老百姓道德高尚，无异于痴人说梦。

　　中国古代社会有法律的历史非常悠久，秦代就有完备的《秦律》，但有法律并非就有法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犯法者会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往往不取决于其罪行的严重程度，而取决于其是否拥有过硬的背景。在传统社会中，正因为历代的执法充满了选择性，所以法律的威慑力当然也就很低，官民为人处世更多地依赖于利益法则。
　　人性之奸是社会的毒瘤，必须彻底切除。但要改造人性之奸，是不能靠复古的，还必须依靠文化与体制的革新。所谓“人心不古”，当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