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明報》2016年4月8日「觀點」版刊登香港專上學院傳意及社會科學學部講師劉小麗的文章，題為《新世代的自主經濟觀》，稱：「香港年輕人追求自主，在政治上亦開始談自決，引來不少上一代的政商權貴開口反駁指這是太天真不可能，尤其是經濟條件上。我的觀察是，一種新的經濟自主觀其實已經慢慢在新一代中孕育出來。」這是至今筆者所讀到的本地首個學者的首篇文章專論香港青年一代獨特的經濟觀。

　　新經濟觀與本土主義相呼應

　　據劉小麗觀察，「新世代自主經濟觀」包含3個觀點。一、他們「期待着自由行及樓價下跌甚至基建爛尾。反映傳統的『做大個餅』及『基建帶動經濟』說法已漸破產。」二、他們「清楚中國經濟千瘡百孔，預料泡沫爆破，但千萬不要拖累香港。這反映建立自主經濟體的期望。」三、「近年討論二手換物、環保、社區及小店的群組和行動激增」，「這類共享經濟的活動在新世代很受落，反映社會需要一種強調自主與互助的經濟文化。」

　　劉小麗承認「新世代的自主經濟觀現時仍是在孕育階段，未來可能有3種可能性，包括可能只是短暫的現象;但她期望這種新的經濟觀能在將來確立成新的自主經濟體系」。

　　應當指出，所謂「新世代自主經濟觀」包含若干健康的元素如重視共享經濟活動，但是，整體上同政治上的「本土主義」、「去中國化」相呼應，容易跌入「港獨」死路。

　　面對收入與高樓價嚴重脫節，青年一代的確普遍懷有樓價大跌的期盼，但是，希望香港整體經濟下滑者屬少數。多年來，主導特區政府經濟政策的傳統理念確實過時，以至於向知識經濟轉型蹉跎，不僅青年一代不滿，在香港中老年中間批評者也越來越多。但是，不能全盤否定發展基礎設施。

　　最具爭議的是如何看待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一體化。需要把握兩個區別：一是區別歷史趨勢與暫時、局部問題;二是區別客觀矛盾與主觀政策。

　　劉小麗在文章中稱：「曾蔭權及中央政府在2003年后開始以『資源流動觀』作主導，取代短暫的『本土優勢觀』(1997至2003年)。『資源流動觀』要求加強中港經濟融合，誤以為可解決經濟結構問題。這個思路下就出現自由行、CEPA、『大白象』基建、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減稅、引進紅色資本炒起資產價格等等。」

　　港府錯在未推結構轉型

　　首先，CEPA簽署和最初實施，同曾蔭權無關。作者犯了一個關於事實的錯誤。更重要的是，上引論述混淆歷史趨勢與暫時、局部問題，混淆客觀矛盾與主觀政策。

　　2003年6月29日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有關部門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標誌着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一體化正式動，它是以上世紀80年代中以來香港與內地、尤其廣東省珠三角洲所建立的經貿密切聯繫為前提，以新世紀經濟全球化深入拓展為背景，以香港作為小而高度開放經濟體生存發展為依歸的。這是歷史大趨勢，不以任何人主觀意志為轉移，不可阻擋，不可逆轉。

　　「自由行」對香港擺脫亞洲金融危機沉重打擊功不可沒。近些年內地游客增加過快過多而超越香港接待能力，是暫時、局部問題;其主要原因是特區第二位行政長官疏於本地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依賴「自由行」補充香港內需來維持經濟增速。

　　曾蔭權管治香港7年，經濟上，依靠大型基建，依靠內地居民「自由行」，依靠內地企業來香港上市和拓展人民幣離岸業務，這些都沒有錯，錯的是沒有推動完善本地產業結構，沒有拓展知識型產業，同時，疏忽了貧富差距擴大，放任樓價飆升。

　　反思和糾正前任行政長官的經濟政策和民生政策的偏差，不只是香港青年一代的事，也是香港中老年居民的事。今天香港所需要的，不是獨特的「新世代自主經濟觀」，而是特區政府主導經濟政策和民生政策的理念與時俱進，是香港工商財經界共同來推動經濟轉型和民生改善。

　　極少數香港青年在政治上已墜入「分離主義」，在經濟上尚缺乏清晰理念，學者們應提供正面的思想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