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6期，原题为《经“救亡”而实现的“启蒙”》。

先有新文化运动，还是先有五四运动？

——以《新青年》为线索

1救亡与启蒙的断裂？

众所周知，“反思文革”的呼声促发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在甚嚣尘上的“启蒙热”之下，首先被思想界重估和再书写的，就是“五四新文化”。最为有力的解释框架，就是李泽厚先生的“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说。按他的说法：“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1]这种解释，不啻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做了断裂。前者侧重于启蒙，后者侧重于救亡，而整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救亡的迫切要求不断陵夷、压制启蒙主张的历史。既然今日救亡和革命不再迫切，重启被压抑的启蒙，乃非时不我待？就像李泽厚先生所说的：

以致“四人帮”倒台之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哲学”的呐喊又声震一时。五四的启蒙要求、科学与民主、人权和真理，似乎仍然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量而重新被人发现和呼吁，“拿来主义”甚至“全盘西化”又一次被提出来。[2]

毛泽东把五四运动视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新”，在于无产阶级全方位领导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艺革命。而对五四以来“救亡史”的摒弃，实际上就是对“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叙事的摒弃。

值得注意，李泽厚先生在注释中提到，胡适认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来说，实在是一个挫折”。[3]正如胡适所言：

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4]

可以说，“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并不是李泽厚先生首创，它由来有自，胡适就是一个源头。

事实上，早在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举国震惊，留美学生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值此之际，胡适就泼了一盆冷水。他在给《致留美学界公开信》中，痛陈有些留学生犯了“爱国癫”，并谈及：

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份，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5]

又如，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胡适却感到群众运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徒陷国家于不利境地。他以一贯的态度告诫学生：“易卜生说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正是到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6]

类似的主张经由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而广为人们熟知。我们且把目光追溯既往。1904年底，不平等条约《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期满。清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改约要求，却遭美悍然拒绝。上海和东南亚等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对此，严复深感担忧，他应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延请，做了八次政治演讲，借甄克思和斯宾塞批评当时的激进主义风潮。关于此事，严氏在给曹典球的信中这样说：

逮今夏四月而后返沪，适值抵制美约事起，群情汹汹。仆以为抵制是也，顾中国民情暗野，若鼓之过厉，将抉藩破防，徒授人以柄，而所其不成，则语以少安无躁。当此之时，逆折其锋，若将弃疾于复者。乃逾秋涉冬，其祸果发于罢市之一事。于是官绅群然悔之，知前所主之非计。今夫处孱国而倡言排外，使人得先我而防之者，天下之至危也。彼议不旋踵而取快于一击者，初何尝恤国事哉。[7]

尽管胡适的学术主张与严复截然不同，但二人之于民众救亡运动的态度却出奇一致。联系到戊戌时期王先谦等人对于康有为激进变法举措的抵制，辛亥革命时期康、梁对于革命党人主张的抵制，一以贯之的保守主义启蒙传统就被建构出来了。仿佛中国近代史就是激进主义传统与保守主义传统相互对立的结果，而丝毫不管传统内部的各个学人是如何的势不两立。

平心而论，群众上街游行是否就有助于国家独立自强？严复、胡适等人的质疑不无道理。然而，他们对学生运动的反对，却极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启蒙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二元对立的错觉。胡适自己也曾把中国现代思想分为两期：

（一）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

（二）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8]

我们倘将“维多利亚时代”和“集团主义时代”换为启蒙主义时代与救亡主义时代，亦毫无违碍。按这个逻辑，似乎启蒙真的可以脱离于救亡而独立存在，有如个人可以脱离于集团、学术可以脱离于政治一样。并且，考虑到1923年6月《新青年》改为季刊，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胡适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新文化运动向革命救亡运动的转变，乃以《新青年》的转变为缩影。1919年以前的《新青年》只谈文化改良，不谈政治；1919年以后的《新青年》则大谈政治，乃至于1923年成为某一政党的机关刊物。这类论述更似坐实了启蒙与救亡、学术与政治的二元分立。无怪乎某些学者要以胡适为依据，声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档事情”。但是，胡适晚年的反共立场是毋庸置疑的，这些回忆是不是他为了坐实自己政治立场的“后见之明”？

5月7日，被拘捕学生返校

2五四以前的《新青年》

一般认为，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到1926年7月《新青年》终刊的这段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如欧阳哲生教授指出：

从第一卷至第三卷，由陈独秀“主撰”（1915 年9 月15 日至1917 年8 月1 日），作者主要是皖籍学人。四、五、六卷（1918年1月15日至1919年11月1日），由同人轮流编辑，作者主要为北大教员和学生。七、八、九卷，是过渡阶段，从第七卷（1919年12月1日）重新由陈独秀主编，到第八卷（1920 年9月1日）开始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主控，逐步从同人刊物向党刊过渡，作者则是原北京同人和上海编辑部同人并存。1923年6月复刊后的《新青年》（季刊），是中共中央的纯理论机关刊物，作者主要为中共党内年轻的理论家。[9]

就作者构成而言，我们可以把《新青年》的四个阶段概括为“同乡”、“同人”、“同道”、“同志”。其中，“同道”、“同志”标志着《新青年》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共党刊，这自然无需赘言。但“同乡”阶段和“同人”阶段呢？是不是就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纯粹只宣扬启蒙主义的刊物？[10]

（一）针对青年的教育类杂志（第一卷至第三卷）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新青年》创办之初就矢志于国民启蒙事业，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更像是揭开中国启蒙大剧开幕词，其发人深省，可谓作狮子吼，截断众流。杨度早有《湖南少年歌》，梁启超更有《少年中国说》，在进步论的影响下，青少年就象征着时代的最强音。陈独秀以《青年杂志》为刊名，不正是标志着他站在时代最前列的愿望吗？否则我们何以会把中国启蒙运动的起点设定在《新青年》创刊呢？

但这种先入之见却遮蔽了我们对早期《新青年》的起码认识。从清末以来，历史进步论就成为了思想界的真理。加之新式教育的推广，彼时青少年或学生刊物层出不穷。仅就198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三卷（上、下）收录的全国性刊物中，冠有“学生”或“青年”之名的就有7种。这还不包括大量未收入在内的地方性刊物。正因如此，《青年杂志》创办之初就因为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刊物重名，而惹上了商标官司，遂不得不改名《新青年》。这一改动使得“新”字格外显眼，以至于在今人看来，似乎仅凭这个“新”就坐实了该刊物的“新文化启蒙阵地”角色。

事实上，初期的《新青年》并没有提出什么明确有关新文化运动的主张。陈独秀说：“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11]这很清楚地说了，该杂志只是一份针对青少年的教育类刊物。《新青年》没有体现出与其它刊物的根本不同。它的创刊号上甚至没有发刊词，说明彼时陈独秀压根没有想到自己的杂志会成为启蒙运动的阵地，他也不以此目标为自己创办杂志的初衷。

今人受了胡适的影响，认为1919年以前的《新青年》是不谈政治的。事实上，《新青年》前三卷从内容到版面设计，都在模仿章士钊主编的政论性杂志《甲寅》。原因很简单，陈独秀关于办理杂志的技能都是从章士钊那里学到的。在创办《青年杂志》之前，陈氏的身份是《甲寅》杂志的代理主编。不谈政治，专注于文学改良，这是1917年《新青年》移师北京以后的定位。

按照汪孟邹之侄汪原放的回忆，当年陈独秀要办杂志，想让汪孟邹投资，汪氏“实在没有力量做”，只好介绍给上海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经过讨价还价，陈氏兄弟答应每月一期，每期偿付编辑费和稿费200元，每期印数仅仅一千册。[12]这样的规模反映了早期《新青年》的窘迫境地，乃至陈独秀一再强调他的杂志是要赓续《甲寅》的风格品质，希望借《甲寅》站稳脚跟。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早期的《新青年》并不“新”，也无力求“新”。

不惟如此，早期《新青年》的作者群体也局限于陈独秀的安徽乡党，后来虽有扩大，也超不出陈独秀的好友圈子。这样的杂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全国性的，而一份地方性的小型刊物又怎么担当得起“启蒙运动阵地”的角色呢？其影响力大概可以用鲁迅的话为凭证：彼时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13]

准此而论，《新青年》（《青年杂志》）虽然创刊于1915年，但并不代表1915年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蔡元培的一纸聘书，《新青年》可能永远都只能是一份地方性的教育类、政论类刊物。

因为财政拮据，陈独秀不得不赴北京募款。他在北京遇到了老友沈尹默，随手赠送了一份《青年杂志》。时值1916年底，蔡元培刚刚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急于招聘新人的蔡氏在沈尹默处得到了那份《青年杂志》，阅后觉得陈独秀的教育理念与自己类似，遂决定聘用陈氏为北大文科学长（系主任）。[14]为此蔡元培甚至不惜伪造陈独秀的个人履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彼时陈独秀远不是什么名流，否则何需伪造履历？毋庸赘言，这一纸聘书改变了陈独秀的命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青年》的命运就此根本改变。

我们今天习惯性地认为陈独秀之所以创办《新青年》，乃是因为袁世凯“尊孔读经”以谋求恢复帝制，而汲汲于开启民智。这种“常识”是怎么被建构出来的？诚然，《新青年》一至三卷中也有若干后人眼中“反对尊孔”和“文学改革”的经典名篇，但类似的文章在当时并不新鲜。否则何以既“没有人来赞同”，又“没有人来反对”呢？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旧址，正是它与陈独秀的官司，迫使《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

（二）文学专业的学报（第四卷至第六卷）

1917年初，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也随之把《新青年》带到了北京。没有这个条件，《新青年》是不可能成为一份全国性刊物的。但即便如此，《新青年》还是遭遇到了一次重大危机——1917年8月杂志因为销路不畅，被迫停刊。陈独秀几经交涉，上海群益书社到年底才允许续刊。直到那时，《新青年》也才出完三卷。值得注意的是，杂志在第二卷中刊出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些在当时尚且无人问津的文章，却决定了《新青年》在一段时间内的着力方向。这也给今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新青年》自创刊到五四运动都在矢志于宣扬文学启蒙。

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刊载了一则《本志编辑部启事》。其曰：

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资。录载与否，原稿恕不奉还。谨布。[15]

这篇《启事》反映了《新青年》内部的重大变化。作者群体从陈独秀的同乡，改为清一色的北大教师。从管理上，引入了编辑部集议制度，即由编辑部会议集体决定下一期稿件。从第五卷起，杂志又采用轮流责编的方法，每人轮流负责一期杂志的主编工作。这使得《新青年》开始与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融为一体。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言：“吴宓对《新青年》很不服气，除了理念不同，还有一点，认为陈独秀、胡适等人之所以‘爆得大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学术背景——北京大学”，“梅光迪同样指责《新青年》同人‘尤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16]1919年2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刊登《编辑部启事》，特别声明：“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17]编辑部会发布这样的《启事》，也从侧面证实了《新青年》对北大的依赖。

另外，根据历史学者王奇生教授的统计：“自1915年9月问世至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 篇。内中专门讨论‘民主’（包括‘德谟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权、人权、平民主义等）的文章，只有陈独秀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屈维它（瞿秋白）的《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和罗素的《民主与革命》（张崧年译）等3篇。论及‘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主要讨论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宗教、人生观等）。”[18]今人总是习惯性地认为直到成为党刊以前，《新青年》始终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启蒙主义阵地。但这却与史实大异其趣。倘说进入北大以后的《新青年》着力于文学改良，则可，说它矢志于“德先生”、“赛先生”，则谬矣。

无疑，这一时期的《新青年》不谈政治，而专注于文学改良，是接受了胡适的主张。胡适以此时的《新青年》为最佳，也在情理之中。这时的《新青年》与其说是一份社会启蒙的刊物，倒毋宁是一份北京大学的文学学报。但就是这份文学学报也不是像胡适、李泽厚等人所说的那样，就是脱离于政治或曰不涉及救亡的刊物。

此事说来话长。由于光复会系统在南北议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其成员大量进入北洋政府文教系统。1912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严复随即被赶出北大。如沈尹默所说：“严复之被赶，抽鸦片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大学不服教育部管。”严复去职，原在北大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桐城派群龙无首。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的学校管理层借此时机展开了对教育队伍的大换血，章太炎的学生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机会。“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了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19]正是这些人发起了针对桐城派的文学革命。

众所周知，章太炎和严复分属革命派和立宪派两个阵营。1904年严复翻译出版《社会通诠》一书，当中把民族主义视为宗法社会的产物，中国应该奋力进入军国社会，民族主义应在抛弃之列。按照这个逻辑，革命党“排满革命”当属逆历史潮流而动。1905年《民报》创办伊始，汪精卫、胡汉民就撰文驳斥严复。1907年章太炎发表《商兑》，开篇就大骂严复：“仰天下固未知严氏之为人也，少游学于西方，震叠其种，而视黄人为猥贱，若汉、若满，则一丘之貉也！故革命、立宪，皆非其所措意者，天下有至乐，曰营菟裘以娱老耳。”[20]俨然把严复置于“洋奴”之列。有这层积怨，进入北大的章门子弟对于严复旧人自然毫不客气。可说新、旧文学之争不过是“政争”的延伸而已。需知，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的旧文学立场要远较林纾等人强硬，北大诸君并不集矢于彼辈，更见其“学争”皮相下的“政争”实相。

《新青年》此时到来，正好为北大文科新旧更替提供了舆论阵地。但是针对桐城派的文学革命终归曲高和寡，不可能真正启蒙社会。

钱玄同所抄录的《胡适文存》的文本《文学改良刍议》

3“五四运动”的爆发与“新文化运动”的出台

今人习惯于以新、旧文化之争来演绎新文化运动。然而事实是，在五四运动以前，新、旧两派与其说相互斗争，倒不如说新文学派唱独角戏。缘由也很简单，那时的《新青年》实在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尚不能引起守旧派的关注。否则何需钱玄同和刘半农去“唱双簧”？

相似的例子也出现在《东方杂志》头上。尽管时任主编杜亚泉对东方文化多有回护，但《东方杂志》却是一份没有特定立场的商业性刊物。例如罗家伦就曾斥《东方杂志》为“杂乱派”，“毫无主张，毫无选择，只要是稿子就登”，“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所他新吗？他实在不配”。[21]尽管罗氏对《东方杂志》肆意诋毁，但也道出了《东方杂志》远不是什么“东方文化派”。很难说存在一场陈独秀与杜亚泉、《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激烈论战，有的只是《新青年》单方面地攻击《东方杂志》。

此事缘于《东方杂志》刊载的一篇题为《中西文明之评判》的译文。陈氏以此为由，发表《质问记者：与复辟问题》一文，将杜亚泉和《东方杂志》扣上了“尊孔复辟”的帽子。[22]需知，彼时为1918年9月，“张勋复辟”的阴影犹在，陈文标题就有“复辟”二字，不可不谓惹人眼球。由于两份杂志的影响力远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陈独秀对《东方杂志》攻击很容易被人视为借政治问题炒作。

无论陈氏初衷为何，这次批判因为关系到政治问题，还是起到了效果。王奇生教授称《东方杂志》在遭到陈独秀等人的炮轰之后，“声望暴跌”，乃至“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考虑撤换主编，由陶惺存（又名陶保霖）接替杜亚泉”。[23]可见新文学很难与政治脱钩，《新青年》也不是不谈政治。当然，真正的政治契机在于五四运动。

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发表了蔡元培与林南琴的论战。林纾没有想到，这场争论在不经意间炒作了陈独秀等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26晚，北大因陈独秀嫖娼事发，而取消文科学长一职。两件事情加在一起，不啻为《新青年》最好的广告。此事尚未平息，五四运动就爆发了。陈独秀更是在6月11日因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这不仅把陈独秀推到了风口浪尖，更使《新青年》一跃成为名刊。

关于此事，胡适在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有过说法。此时中共刚刚诞生，胡适也不可能想到要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二分：

林、蔡的辩论是八年三月中间的事。过了一个多月，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中国的外交完全失败了。于是有“五四”的学生运动，有“六三”的事件，全国的大响应居然逼迫政府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这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从前日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了。……时势所趋，就使那些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的附张了。民国九年以后，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白话化了。[24]

这段话明白承认，新文学的主张能从一个小圈子扩展到全社会，全赖五四运动。也只有在政治运动中，白话文的巨大优势才能得到凸显。换言之，五四运动把一种文学主张变成了启蒙运动。

相较于胡适，周作人更加直白：

在段内阁当权时代，兴起了那有名的五四运动，这本来是学生的爱国的一种政治表现，但因为影响于文化方面者极为深远，所以或又称以后的作新文化运动。这名称是颇为确实的，因为以后蓬蓬勃勃起来的文化上诸种运动，几乎无一不是受了复辟事件的刺激而发生而兴旺的。即如《新青年》吧，它本来就有，叫作《青年杂志》，也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25]

按照我们的“常识”：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周作人却说，因为五四运动“影响于文化方面者极为深远，所以或又称以后的作新文化运动”。这岂不是与“常识”相反？

事实上，只要我们翻遍《新青年》等杂志，就会发现在五四以前根本没有“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它直到1919年12月《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才出现。次年4月陈独秀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第一次对新文化运动作出了明确的定义。这标志着《新青年》开始有意识地承担起启蒙大众的责任，从文学专业学报过渡为群众性刊物。那时的《新青年》编辑部已经回到上海，重新改为陈独秀一人负责，并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了。

毫不夸张地说，并不是“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而是“没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从理论上看，中国没有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存在“以人的主体性代替上帝的主体性”那样的问题，中国的启蒙运动就是出于救亡的目的。[26]从史实上看，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没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史实上，都不存在脱离于五四运动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不顾事实，就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截然二分，岂不是太轻率了吗？

4余论

毋庸置疑，尽管胡适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誓言，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但他对五四以后一系列学生运动的批评，远不是反映什么“启蒙与救亡的对立”。这毋宁说是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救亡主张：究竟是依靠旧的政治力量推动现代化，还是依靠革命的力量改组权力格局？按照前者，仿佛中国本来就走在一条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却不幸被革命打断或带入歧途了。

遗憾的是，这类观点忽视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基本悖论：中国不进行现代化改革，固然无法立足于世界；可一旦中国进行现代化改革，却迅速遭致社会动荡。正所谓“不改会死，改即速死”。

杨开道先生曾感慨：

社会忽视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高尚，农民的生活也非常的满意。不过到了近来，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但是农民呢，他们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被旁的阶级的同胞压迫和讪笑了。[27]

任何传统社会都具有稳固的社会结构，近代中国引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教制度，非但没能真正变革传统的社会结构，反而造成了城市与农村、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农村精英跑到城市；另一方面，城市的现代化开支又要农村承担。城市精英捞走了现代化的红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却面临黄宗智所谓的“半无产阶级化”。胡适等人在鼓吹温和的改良主义时，恰恰忘了，正是类似的改良主义为中国的革命培植了土壤。

进而言之，不同于以往的现代化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通过充分的基层动员，把中国广大的农民阶层都纳入了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只有在这场洪流中，启蒙的主张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需求，并在人民的需求下实现自我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救亡是启蒙的目的，革命是救亡的必然选择。批判的武器是为了实现武器的批判，只有在武器的批判成为现实的那天，批判的武器才能真正地深入人心！

[1]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页。

[2]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33页。

[3]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页注释1。

[4] 胡适英文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收于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5页。

[5] 耿云志主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页。

[6] 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30页。

[7] 严复：《致曹典球之四》，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8页。

[8]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3年12月22日星期五，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7页。

[9] 欧阳哲生：《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82页。

[10] 类似的问题，史学界有过出色的研究。如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21—40页；欧阳哲生：《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82—104页，等等。遗憾的是，这类研究似没有得到公共知识界的充分重视。

[11] 《王庸工致记者》，《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第2页（文页）。

[12]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13] 鲁迅：《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9页。

[14] 关于沈尹默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一事，可参见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231页。

[15] 《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

[16]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

[17] 《新青年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18]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36页。

[19] 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224—225页。

[20] 章太炎：《商兑》，《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2—323页。

[21] 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第625—627页。

[22] 陈独秀：《质问记者：与复辟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第206—212页。

[23]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32页。

[24]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9—260页。

[25]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第333页。

[26] 傅正：《两种自由，两种启蒙》，《读书》，2015年9月，第19—22页。

[27] 杨开道：《我国农村衰落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