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正月初五，陈忠实开始修改正式稿，即“再过一遍手”。即审阅文字，弥补创作过程中微小的疏漏，错别字、掉字漏字，长句子的语法错误等，情节上重复交待的自当处理，偶有表达不准确的地方及时修订。他不时觉得庆幸，看来自己正式稿当作定稿来写实在是明智之举，他深深地意识到作家“第一次陷入在那些既陌生又熟识的人物的情感世界和身临的生活环境的时候，迸发出来的文字往往是最恰当最准确的甚至常常有始料不及的出奇的细节涌现出来……”他常常为某一个精彩的细节、传神的对话暗自得意，如果重来肯定写不出来了；犹疑、惶恐也时常搅扰着他，读者能接受吗？当今的文艺政策到底有多么宽松，1989年之后收紧的文艺政策会做出什么调整，他对于近百年关中农村历史社会人生的感受、体验、书写，能否被理解被接受。正式稿截稿前的一件事曾让他很恼火，一位爱好写作的同乡在当地晚报写了篇文章，说他写完了《白鹿原》，还对内容进行了道听途说的揣测，他感觉憋气又无奈，好几天才调整过来。
1992年2月下旬的一天早晨，他在广播上听到邓小平南巡的消息，其中两句话坚定了他对自己长篇《白鹿原》的信心，即“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那一刻，他断然决定推出《白鹿原》，并写信告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何启治，他同时兼着《当代》杂志副主编，长篇已完稿，3月下旬脱稿，问是出版社派人来取稿，还是由他亲自送往北京，还提出希望给他安排一个文学理念比较新的编辑做责编。很快，陈忠实接到一绺电话记录，告诉他出版社派来取稿的编辑高贤均和洪清波次日天亮之时到达西安。这个消息是乡里的通讯员送来的，那时不仅没有传呼机和手机这类现代通讯工具，农村家里连电话也没有，何启治将火车车次告知陕西省作协，作协把电话打到他老家所在的乡镇，辗转送到他的手中。不巧的是，母亲的高血压已达到危险的刻度，村里的赤脚医生为母亲输液，挂上吊瓶的时刻，母亲就瘫痪了，他在床边伺候着。心情很复杂。 那夜下了足有一尺厚的雪，他请人照看母亲，自己天不亮就起身，积雪封路，他步行了七八里路才赶到远郊汽车站，搭头一班车进城，当两位编辑走出车站时，他握住了他们的手。安排好两位编辑的食宿，他赶回乡下的老屋，用两天时间修改完了长篇的最后三四章，一边看护着输液的母亲。1992年3月25日早晨，在陕西省作协招待所的一个普通房间里，陈忠实把近50万字的厚厚一摞手稿交给高贤均和洪清波，硬生生咽下了到口边的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俩了。”他清楚地知道出版社不会以作者付出劳动的多少来判断作品的质量，自尊心不允许他任性妄为。中午，他在家里请两位编辑吃饭，新春头茬韭菜包的饺子，他尚没有经济实力请他们下馆子。下午，两位编辑坐火车去成都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擦黑，他回到乡下的老屋，母亲的腿可以动了，他感觉踏实了些。独自坐在房中喝茶，抽烟，听着隔壁屋里偶尔传来的母亲轻声的呻吟，耳边回响着高贤均爽朗的蜀地方音，眼前闪现着洪清波那羞涩的眼神，长篇的命运会怎样呢？ 《白鹿原》快写完的腊月的一天，妻子回来给他送给养——蒸馍和擀好的面条，送妻子出小院时，他告诉妻子不用再送了，这些面和馍吃完，就写完了。妻子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不了咋办？他毫不迟疑地说，我就去养鸡。这句话后来被陈忠实和很多人演绎过，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找回说话者当时的情境和心态了。陈忠实随口说出养鸡，大约与他曾经采访过养鸡场，创作过《四妹子》有关吧，或许那一刻村人邻居某家的鸡恰好“吠了几声”，他说这话的心绪是复杂的，他对自己的长篇自然是充满信心的，但谁能想到四妹子的养鸡场是那样破产的呢？陈忠实的长篇该不会面临相似的命运吧，无意中冒出的养鸡的话暴露了陈忠实不为人知的隐忧。“长篇出版不了就去养鸡”跟七品芝麻官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有异曲同工之妙，七品芝麻官要说的是：当官就得为民做主。在内心深处，陈忠实从来就没有为自己留过后路，他早已把生命交给了文学。养鸡，姑且把它作为一时的调侃或一个男人孤独、无奈时的自我发泄吧。不过，陈忠实自己对此话再做阐发就显得有点虚伪了。这句话也为《白鹿原》修订本的获奖埋下了伏笔，他说：我从来不说淡泊名利的话。他说他的官运都是文学捎带来的。他需要读者，也需要社会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 长篇手稿交给出版社之后，他把一份复印稿送给了那个“逼”他跳楼的人——李星，他焦灼地等待着，无心创作，无心阅读，就是担心，就像小孩子把作业交给老师，急等着批语。十几天之后，他内心忐忑地进城探听李星的意见，两个大男人在楼梯上撞见，李星一句“到屋里说”吓着了陈忠实，两人像特务一样从1楼上到5楼，没说一句话，李星把菜兜子放到厨房，径直走进自己的卧室兼书房，陈忠实跟进门，李星猛然回身，一双小眼瞪得圆圆的，用力捶打着掌心，像吼秦腔般说道：咋叫咱把事弄成了！陈忠实回忆两人当年谈话的情景说“一种被呼应被理解的幸福感从心底里泛溢起来。”他至今都记得那天李星手里拎着几棵葱。又过了不到10天，他收到高贤均代表他和洪清波的审读意见，评价之好之高是他不曾想到的，他震惊得想跃起吼叫。2002年，高贤均患癌，他专程到北京看望。 50岁的这个春天是美好的，50岁的这个男人是敏感多情的，看着原坡上返青的麦苗和田坎塄坡上翠绿的荆棘杂草，露珠鲜嫩的光泽洒满原坡，灞河水光粼粼，水鸟袅娜地伸长了脖颈；落日余晖中，他温情地蹲在谁家栽着红苕秧苗的沙地上，久久凝视着那刚冒出来的片片嫩叶，仿佛看到女人和孩子提起一嘟噜紫皮红苕时的笑脸，一股烤红苕的香气在空中弥漫、飘散…… 这一年，他读诗诵词，心境平和。也写诗填词，这首《青玉案·滋水》可作为他人生的写照： “涌出石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青玉案·滋水（1992年夏） 上阙写灞河流过家乡的形态和白鹿原的地形地貌，灞河古称滋水，秦孝公为宣示自己的霸业，将之改为霸河，后人为之加上三点水谓之“灞河”。灞河源出秦岭，因山势所狭，夹在白鹿原和骊山之间，顺川道向西流去，是标准的“倒流河”。50年来，他偎依着这条河，这条河缠绕、滋养着他。下阙写出了他志得意满、踌躇满志的真实情状和神态。 1990年代初，文学炒作的现象已经出现，陈忠实认为炒作是缺乏自信的表现，靠炒作蹿红的作品难以持久，炒作或许还会损害炒作者的自我形象，所以，《白鹿原》发表前只有他的几位朋友如刘建军、畅广元等传阅过复印稿，媒体上的公开消息是《陕西日报》署名田长山的一则百字书讯，只说这部小说写的是1949年以前的乡村故事，没有任何评价和溢美之辞，更不要强调作家耗时6年的事，因为读者不会以作家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多少来评判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这则书讯是陈忠实和田长山两人拟就的，俩人曾合作过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并获得1990-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短短的百字文竟让两位作家斟酌了1个多小时。书讯在那期《当代》杂志出版前发表，是《白鹿原》发表和出版前唯一的一篇宣传文字。 《白鹿原》在北京经过《当代》杂志洪清波、常振家、朱盛昌、何启治三级审稿，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一编室编辑高贤均、刘会军、李曙光等审阅，一致认为《白鹿原》是大家多年企盼的一部大作品。“它那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使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必然处在高峰的位置上。”一致决定给它最高待遇，即在《当代》杂志连载，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92年8月，朱盛昌签署了在《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连载《白鹿原》的终审意见；1993年1月18日，何启治以书稿终审人的身份签署审读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人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1993年6月，单行本出版。屠岸（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总编辑）认为《白鹿原》是新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最优秀的四部长篇小说之一。 1992年夏天，他填的一首《小重山·创作感怀》准确地描述了他创作的心境： “春来寒去复重重。掼下秃笔时，桃正红。独自掩卷默无声。却想哭，鼻塞泪不涌。//单是图利名？怎堪这四载，煎熬情。瞩目南原觅白鹿，绿无涯，似闻呦呦鸣。” 李清霞，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出版专著《沉溺与超越——用现代性审视当今文学中的欲望话语》、《陈忠实的人与文》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