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杭州孤山的鲁迅雕像。

“这两天看到朋友圈，突然有点感觉我不是在上海，而是在伦敦。大家都在读莎士比亚。”4月23日，在2016上海长宁区读书节开幕论坛上，知名书评人、主持人顾文豪开玩笑地说道（今年正逢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两位戏剧大师逝世400周年，中英两国合作举办了不少纪念活动）。

今年也是鲁迅逝世80周年，在读书节开幕论坛上，主办方邀请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郜元宝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金理，引领读者回望鲁迅。

4月23日，2016上海长宁区读书节开幕论坛上，顾文豪（左）、郜元宝（中）、金理（右）引领读者回望鲁迅。

鲁迅人生规划上的两次转变

一般人都知道，鲁迅弃医从文是因为他认为改变中国人的精神比医治中国人的肉体更紧要。但很少被注意到的是，他在学医之前还学过采矿。

鲁迅一到日本，就和一位同学合写了一本《中国矿物志》，献给当时在日的一个清朝官员。他希望让清廷意识到中国资源丰富，如果不加紧开采，就会被列强抢夺。后来鲁迅发现中国的问题，远不是靠挖掘资源可以解决的，于是学医，后又从文。

郜元宝分析认为，鲁迅在人生规划上的两次转折，理由都是他对中国的爱。然而在大多数读者看来，鲁迅爱中国，但是也骂得太多了。这其实不难理解，鲁迅的“骂”和“爱”其实是一回事。

在鲁迅看来，很多中国人想爱国，但是不知道怎么爱国。鲁迅认为，真正的爱国和读书有很大关系。

“他认为一个民族在世界上真正值得骄傲的，不是军舰多么先进，设备多么发达，而是在学术和文艺方面，有能够获得其他民族认可的东西，这才是达到爱国主义的最终途径。”郜元宝说。

作为一个作家，希望自己的文章传之久远、永垂不朽是很自然的。但是鲁迅并不希望这样，在《热风·题记》中，他表达了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速朽”，就是越早消亡越好，越快地被人们忘记越好——因为他的作品都是攻击时弊的文章，这些作品消亡得越快，说明社会越来越好，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越来越丰盈、清洁。

鲁迅痛斥“主义消费者”

鲁迅的另一个基本性格和关怀是诚。在鲁迅笔下，经常称一类人为“伪士”，并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揭穿和否定。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大规模输入西潮的时代，也是一个名词爆炸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新话语、新主张纷至沓来。鲁迅看到，这些新名词、好主义，到了中国就仿佛掉进了黑色染缸里，原因就是那些伪士。

对于伪士究竟是指哪类人，金理借用郁达夫的《血泪》进行了解释。在《血泪》中，主人公在五四时期从日本留学归来，有个人建议主人公说有一个东西叫世界主义，马上就要到中国来了，赶紧拜倒在它的脚下，会让他飞黄腾达。

金理认为，这些人并不是真的在信奉、信仰这些主义，而是在投机和消费它们，这样的人就是鲁迅眼中的伪士。

“当鲁迅批判伪士的时候，正表明了他对‘诚’这个字的呼唤。他总是不相信那些表面文章，总是对别人打出的旗号要先打一个问号，看看内在究竟是什么。”在金理看来，鲁迅希望一个人的公开主张和内在真实的想法要保持一致性，不能嘴上说着“爱”，心里却不“诚”。

鲁迅为何对暴力轻描淡写

鲁迅一生写了大量作品，有小说，有散文诗，有杂文，还有学术研究，这些不同文体的作品有没有共同点？郜元宝从鲁迅评价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看到，鲁迅将作家定义为“显示灵魂的深者”。

鲁迅在完成《阿Q正传》后，当时留法学者敬隐渔将其翻译成了法文寄给罗曼·罗兰。罗曼·罗兰马上请他回一封信给鲁迅，说感谢他写了阿Q这样一个人，读完后对阿Q悲苦的样子始终忘不了。

鲁迅笔下的阿Q为何能如此震撼人心，郜元宝说很多作家喜欢对暴力极尽渲染，生怕写得不够具体、不够历历在目。《阿Q正传》中也有暴力，但是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比如阿Q调戏了吴妈后，被赵太爷打，也就是一两句话。孔乙己被吊着打，打到半夜，打折了腿，如此而已。还有在《风波》里，七斤嫂拿筷子照着女儿头顶扎下去。郜元宝认为，这些场面如果换成其他作家，自然可以细致描绘一番，但鲁迅却都是很随意地处理了。

“为什么他写暴力写得这么简单，因为鲁迅的中心不在于向读者展览身体暴力的场面，而是传达像阿Q这样的人，在被打后精神上的反应。所以我们知道了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郜元宝分析道。

鲁迅说，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哀就是不把人当人。他写孔乙己、阿Q、祥林嫂，都是既把他们不被当人的现实反映出来，同时还要把他们当人来写。

所以，对于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编选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选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而不选《阿Q正传》，哲学家李慎之感到不快。他说，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可以没有《中国小说史略》，而决不可以没有《阿Q正传》。李慎之认为，《阿Q正传》展现的是关于中国人的学问，至今无人超越。

郜元宝认为，文学家、道德家和政治家都致力于改变人，但是政治家通过权力改变人，道德家通过训诫改变人，而文学家只是写出人的真实面貌，让人们看到彼此的真相，因此有所改变。

鲁迅真的难懂吗

从1980年代，就开始流行起“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的说法，也渐渐形成了鲁迅是最难懂、最难读的印象。但是在郜元宝和金理看来，鲁迅并没有那么难懂。

尽管鲁迅文章的成分确实很复杂，有文言文，有欧化文，还有他自己独特的创造。“但是不管鲁迅的文章多么深刻，真正读了之后就会发现它又是高度的口语化，很流畅。”郜元宝介绍说，曾经有个叫俞芳的女孩暂住在鲁迅家里，半夜里经常听到鲁迅高声念刚写好的文章，改到流畅为止（见她写的《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鲁迅自己也说过，他写文章，可有可无的形容词要删掉，只有自己懂别人不懂的要删掉，直到最简单为止。

尽管鲁迅自己认为已经在文字上做到了最简，但毕竟思想的深度在那里，当时已经有不少人批评鲁迅的文章不够大众化，对此他很坦率地解释说，自己并不是故意要难懂，而是文章本就是写给中等水平以上的人看的。

“但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等水平的读者，放到现在又是什么水平呢？”郜元宝提醒道。

在另一个层面，郜元宝认为，鲁迅的言之有物，而且有着一以贯之的思想和情感，相比于那些一部作品一个样的作家，更容易理解和把握。郜元宝也看到今天不少作家的作品，虽然很容易进去，但也想让人赶紧逃出来。

“与其读那样的‘浅’，不如读鲁迅的‘深’。虽然鲁迅对于今天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有点难，但是经过一番努力进去了，你就会感到不虚此行，没有被欺骗。”郜元宝如此说道。